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_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

2017/3/3

作者：萧梅

人气：

在讨论传统文化时，变迁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传统是一条河流”，抽象的说，在“变”与“不变”的关系中，“变”是绝对的，可面对具体的案例，“为谁而变”“变成什么”则是我们需要充分关注的。

春节前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概括了该工程实施的意义与目标、主要内容、重点任务以及组织与保障措施四大方面共18条。作为一名长期从事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自诩以传统音乐之传承为业的学者，我心里确有万般感触。首先，基于全球视野，希冀以中华民族在文明发展中蕴藉的智慧，面对人类共同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既是中国人的责任，亦为其在不同思想文化交锋交融中的生命力之挑战。但我们也要看到，之所以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立为国策，与文化生态的现状不无关联。《意见》总括了政府部门及各相关领域需要实施的计划、指导思想与原则，但如何从“传统的复兴”这一宏大战略，以及政府的政策性层面进入实际的微观作业，无疑需要特别的审慎，也需要我们从学理及实践上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它关系到能否切实“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而杜绝各种功利目的危及已然脆弱的传统文化生态。

比如，如何判定传统文化的优秀与否？《意见》在重点任务的第一条(总第8条)，首先强调了“研究阐释”。就中国传统音乐领域而言，其学术命题与时代更迭密不可分，也形成不同时空间的视野、切入点和阐释。19世纪末以来，传统音乐以地方性为多元样态的生存方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其中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它们从原来自在于民间社会的生存，转变为某种相对于“他者”的“对象”。不同的他者，都可以站在各自需要的立场，对传统及民间音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为我所用。对民间音乐进行资料收集和整理，是20世纪中国音乐事件中最为宏大的工程，就专业音乐领域而言，该对象化的重大结果，即为建立了适应于现代音乐教育制度并以学科专门化为表征的“普遍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无疑为中国音乐及其教育的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也不断完成着传统音乐在曲目上的经典化。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一体系的建设，难免于西方音乐理论应用技术话语之阐释，难免于对传统音乐的去脉络化。进而，它对传统及民间知识体系的解读也是有限的。事实上，当下经过严格视唱练耳训练的音乐学院学生，对那些口耳相传的工尺谱韵谱，以及“上、尺、工、凡、六、五、乙”的内涵是隔膜的。如果不经过长期的实地考察，并以民间文化当事人的“局内观”作为学习要旨，就不可能真正认知这七个谱字之间所蕴藏的乐学脉络，其记谱也将南辕北辙。这不仅仅是一种音乐感知和音乐传承的差异，而是对民间礼俗音乐中通天地、明人伦之“宇宙整全的表意系统”之陌生。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音乐人类学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不断强调音乐是一种文化，而必须研究文化中音乐的反思之所在。我曾经以“20世纪的‘两本书’”为文，喻此两种体系为“城里人的书”和“乡下人的书”，并指出后者被“边缘化”和“遗产化”的处境。《意见》第9条提出教育领域在传承发展中的任务，而如何编撰教材，如何拥有具备教授传统音乐能力的教师，又如何“全方位融入教育各环节”？则需要充分认知《意见》第3条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原则。只有充分尊重传统文化当事人的“主体性”，才可能做到真正的“共享”。

前年，我在广西某地“三月三”歌会考察时曾深受冲击。在传统壮族歌会中，人们对唱的空间是“散点”的，分布于山头的各个角落。在这个文化空间，当事人的主体身份彰显于自然与人文之间。但当歌会成为一种复制文艺汇演的形式之后，原来“散点”的空间，变换为一个单一的舞台。此舞台不仅占据了最美的景点，还用高音喇叭传递着歌舞音响。而那些传承“对歌”传统的民间歌手只能在隆隆的喇叭声覆盖下，另辟蹊径。不能不说，如此“舞台化”，遮蔽了“三月三”传统的主体性和群众性，也是对乡土文化资源的侵扰。

当然，在讨论传统文化时，变迁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每一种音乐文化都会随着自然和社会环境以及人群的交流而变化，因此所谓静止不变的“原生态”是不存在的。但就21世纪以来中国在传统音乐生态研究中的“原生态”话语而言，其核心应该是从涵括歌唱与地域、文化真实性以及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的相互关系来理解。“传统是一条河流”，抽象的说，在“变”与“不变”的关系中，“变”是绝对的，可面对具体的案例，“为谁而变”“变成什么”则是我们需要充分关注的。当前国际传统音乐研究中持续关注传统的“现代性征用”，关注文化当事人如何“再次拥有文化传统”，即此面对现实的讨论。

《意见》在提出进一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同时，也并行提出了传承发展工程。如同前述，我们需要反思文化“被遗产化”的过程和缘由，更要关注传统文化自身的生命力。“非遗”保护工作从根本上是在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但并非仅限于形态，更重要的是其承载着不同民族对于宇宙观、价值观以及人类伦理的认知精华。我们熟悉的江南丝竹，亦具有代表性。“丝竹乐社”首先体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乐师们以此方式作为他们生存于世的特殊表达。我们在考察学习中深深体会到，其音乐之声中不同乐器在织体上呈现出“崁挡让路”的核心，是与乐师们以“表演”作为人际交往的“礼仪”分不开。在雅集的“合乐”过程中，乐师之间不存在“独占鳌头”而是互相轮换，所谓“三曲一档”(拉完三个曲子就得换人换座)；而在演奏中又要善于倾听，在一条旋律所展衍的“乐路”上，既不抢道，又懂“加花”，进而呈现出以“礼让”为核心的人际交往原则。以“合乐”建构其社会组织，聚集起不同阶层人群“以乐会友”的都市社会文化空间。也正是《意见》第12条中有关传统文化“融入生产生活”，进而“深入挖掘城市历史文化价值”之于“江南丝竹”的深刻内涵。如果我们仅仅从艺术音乐的角度，将此礼仪性的“崁挡让路”，分析为“支声复调”或“加花变奏”，或者将这个乐种仅仅视为一种民乐合奏的形式时，我们的研究与保护、甚至发展便是平面化的，并窄化其在都市生活中的真正作用和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