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谭先生
    孙国忠

         

    谭冰若先生于20141115日逝世。在他离开我们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在网上读到了一些悼念的文字,还有一些媒体如《文汇报》、《东方早报》上的纪念文章,都写得很好。但是,最让我感动的是谭先生自己的文字,也就是他的《墓志铭》

     

    我在别格、另类中度过一生,难以为范。但这里有无数闪光的事物和瑰宝,能让你们得到启发。阳光、大地、碧波、嫩草,会让你联想到宽容与大爱。告别时要放声高歌,顿足开怀大笑,别忘“把快乐洒向人间”。保尔的话“人的一生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无耻……”对我不无遗憾,对你们却是临别的嘱托。

     

    1977年师从谭先生学习西方音乐史算来,我认识先生已近四十年。谭先生去世的当天,音乐学系系主任韩锺恩教授打来电话与我商量,问我能否为学校起草一份谭先生的生平简介,我立即答应下来,这是责无旁贷的大事。紧接着第二天我就看到了先生的这个《墓志铭》,仔仔细细读了多遍,真是百感交集。我在撰写谭先生的生平简介时,自然毫不犹豫地将这个墓志铭也纳入其中。读先生这段特殊的文字,不仅是感动,更是震撼!作为一位耄耋老人,能提前两年亲笔为自己写下墓志铭,这样的老人肯定是心如明镜,思考通透。他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和评价,更对后人充满期望。先生的一生经历过许多磨难、坎坷,但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能以这样坦然的心情和洒脱的姿态告别人生,的确让人由衷地敬仰。谭先生不愧是一个真情、纯净和高尚的人。

    谭先生墓志铭中的用词和话语都值得细细琢磨。说到自己人生时,他用了 “别格”、“另类”两个词语。另类这个词比较常见,但别格却鲜有人使用,我觉得谭先生在此想着重表达的就是他的人生与他人很不一样。他敢于说自己另类,这反映出他清醒、平和中的深透。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谭先生在他的西方音乐史研究和教学之余,以很高的热情投入到诸多社会音乐活动中去,对此有些人很不理解,觉得他“不务正业”。谭先生对流行音乐的关注、对吉他的推广等都受到过非议。然而,先生依旧走着自己的路,做着自己的事,因为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大家都知道谭先生是一个温和、谦逊的人,但在有关事业和学术等重要问题上,他不会轻易让步。他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艺术理想和学术追求。

    在墓志铭中,谭先生引用了保尔·科察金(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的名句人的一生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无耻……”,这也是耐人寻味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这部名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引入中国并大受推崇,其浓烈的英雄主义色彩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非常大,然而谭先生在人生暮年却将这段保尔的人生感悟引入他的墓志铭,这说明谭先生也是有“英雄主义”情结的,这当然与他1950年代以后的生活环境和受到的思想教育不无关系。谭先生说:“告别时要放声高歌,顿足开怀大笑,别忘把快乐洒向人间”。这的确是先生真性情的表露。他在人生各个阶段面临不同困境时,总能保持乐观的态度,坚信未来的美好。

    去年,钱仁康先生逝世后,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钱仁康先生的学术遗产》(刊登于《人民音乐》2013年第5期),文中表达了我对钱先生学术遗产的认识。这几天我也在想:谭先生去世后,他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毋庸讳言,与钱先生逾千万字的著述成果相比,谭先生已正式发表的成果要少得多。这确实有些遗憾。谭先生在他的墓志铭中写道“我不无遗憾,此言或许也有这层意思。这当然是我个人的大胆揣测。在此我想提一下的是,谭先生应该有大量手稿留存下来,这些未发表的文字包括研究性写作、授课笔记、讲座资料等等。记得以前到谭先生家上西方音乐史专业课,他都会预先准备好授课笔记本。我印象中好像每个重要作曲家谭先生都有一本专门的练习本,上面密密麻麻写了很多东西。如果今后能请专人把这些手稿整理出来发表,那将使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谭先生学术成果的价值。

    我认为谭先生的学术成就和艺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谭先生的西方音乐史研究与教学是“全方位整合性”的艺术关注。

    谭先生在半个多世纪的西方音乐史教学及研究中积累了一套独特的方法,简言之就是强调“音乐性”的史论探究。熟悉谭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对音乐作品的“音响呈现”极为重视,非常讲究作品录音的版本。为此,他一生都热衷于收集各种音响资料,从格利高里圣咏到简约派歌剧《尼克松在中国》,从文艺复兴牧歌到“披头士”歌曲。“音乐是一定要听的,只有从实际音响中才能真正感知和领悟音乐作品的特征及其艺术意义。”先生的尊尊教导我一直铭记在心。除了要求学生大量听音响资料,他还强调要尽可能地去多听音乐会的现场演出,从中感悟音乐作品实况演绎中真切的“艺术信息”。在这方面,他自己就身体力行。那些年他身体还好的时候,先生从不放过任何一场好演出的观摩机会,他还会想办法搞票给我们这些学生看。所以,先生的西方音乐史教学扎实地基于乐谱文本分析(他本人收藏了大量的乐谱)与文献研读之上(他一直强调西方音乐史专业的学生要有较强的外文阅读能力),更重视作品音响感知在西方音乐理解和诠释中的重要作用和独特意义。举个小例子。我记得有一次上课先生在讲比才的歌剧《卡门》时,让我们听的唱片是由伯恩斯坦指挥的演出版本。歌剧序曲一开始就能听出伯恩斯坦把节奏处理得偏慢,显得有点拖拉。先生马上指出:这样的艺术处理是不对的,“斗牛士进行曲”得用快一点的速度突出它的欢畅明快,这样才能更强烈地显现序曲最后“命运动机”的悲剧性意涵。谭先生的西方音乐史教学为什么受到那么多人的欢迎,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是一种鲜活的、触动听觉感官与直入心灵的史论教学。正是这种“全方位整合性”的艺术关注,让我们这些学生对音乐史论产生愈来愈强烈的学术兴趣,一步步地去专研由各种各样美妙的音乐所引发的学术问题。我相信: 先生强调“全方位整合性”艺术关注的西方音乐史教学理念和实践不仅会深刻影响我国今后的西方音乐史教学,还将为历史音乐学领域的一门专门学问“音乐表演实践”(Performance Practice)研究在中国的展开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二、谭先生晚年对西方音乐的认识和传播渗透着深厚的人文关怀。

    众所周知,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谭先生就开始关注、研究、引介西方流行音乐。虽然这与先生特有的广泛的艺术兴趣有关,但我觉得这里其实有着一种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先生晚年对西方音乐的认知已经到达了一个很有高度的新境界——他的思想已经超越了古典音乐(或艺术音乐)与流行音乐之间的壁垒,对社会上关于所谓“高雅”与“低俗”的简单分类和浅层评价进行批判性审视,他是站在了人文关怀的高度再思西方音乐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例如,先生对西方摇滚乐的灵魂人物鲍勃﹒迪伦就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认为他许多歌曲中歌词的深刻蕴涵(如《在风中飘荡》)及作品的巨大社会影响是很多古典音乐作品所无法达到的。同样,先生非常看重那首八十年代风靡全球的歌曲《我们同属一个世界》,一再提到这首由美国45位歌星联合演唱的呼吁帮助非洲饥荒民众的慈善歌曲其艺术影响和人文价值堪比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的《欢乐颂》。很显然,先生晚年对西方音乐的关注是一种意义的考量和文化的体察,正是这种广泛了解和深度探究后的学术认知,使得先生后期对西方音乐文化的研究与教学多了一种“独格”的光彩与厚重。

    三、谭先生贴近社会大众的音乐普及活动为专业音乐学家“学者身份”的社会性展示提供了榜样性的范例。

    这次为撰写谭先生的生平简介,看了一些相关资料后我才得知, 这些年来先生在社会上所做的音乐普及活动(主要是音乐欣赏讲座)达到了1000多场!这是何等的丰功伟绩。先生说过:艺术家要承担起推广和传播的使命,使不知而知之、不爱而爱之。只有让高尚的艺术深入群众,才能真正提高普通大众的艺术情操。优美的音乐里有人类最深刻的感情,而这感情当中最重要的是对人类的爱,我希望人间多一些这样的爱。先生这些朴实而真诚的话语,值得我们每一个从事音乐艺术的人铭记和深思。我觉得,“学院派”的音乐学家在做好应有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之外,应该以更主动、积极的资态投身到社会音乐活动中去——无论是面对大众的音乐欣赏讲座、配合剧场演出的导赏,还是关注社会音乐生活的音乐评论,都应该像谭先生那样以真诚的态度、分享的心境与群众交流。多年前我曾陪同先生到过复旦、交大等高等院校讲课,那种热气腾腾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先生的普通话不那么标准,但他的讲课极受大学生们的欢迎,因为先生的音乐欣赏讲座内容丰富、讲解生动,他非常了解这些年轻人对音乐知识的渴望。听先生的普及性音乐讲座,确实感到那是一门特殊的“艺术”。我以为,这门“艺术”必须传承下去,而且还要不断地探讨,因为如今的“乐迷”群体与十多年前听谭先生讲座的音乐爱好者已有了很大的区别。对自己提出更高的专业要求,用更适合的讲课方式和精彩内容与高水平的爱乐人形成“爱乐的互动”,应该是当今中国“学院派”音乐学家需要探索的“新课题”。

    四、“谭氏声乐教学法”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值得深入研究和发扬。

    谭先生这一生有着难以割舍的声乐情怀,这与他的艺术经历密切相关。先生受到的正规音乐教育始于1942年,那一年他考入日本国立东京音乐学校,所学专业并非音乐学(音乐史论),而是声乐表演,他后来回国又入上海国立音专求学,专业上才转为作曲理论与西方音乐史。正是这最初的声乐学习和相关的艺术实践,使得先生一生热爱声乐艺术,研究声乐艺术,他晚年(尤其是退休之后)更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声乐教学中。据我所知,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先生的声乐教学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方法,甚至可以说是教学体系。他不仅有自己的声乐理论,又能将这套理论付诸实践并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我听说有些音乐学院声乐系的学生经常或定期找谭先生上课,因为他(她)们在自己主课老师那里不能很好解决的发声问题、作品理解上的困惑及如何准确把握音乐风格等问题经过谭先生的指导和点拨都一一得到了解决。先生教过的业余声乐学生更多,其中有些人经过不断磨练,已经在国内颇有知名度,例如后来凭借“中国好声音”走红的平安就曾得到过先生的悉心指导。为什么谭先生的声乐教学会有这么好的成果?我想其中的主要原因应该有两点。第一,先生深厚的音乐学研究造诣——对西方音乐史发展中艺术风格演变的深层把握和对西方声乐表演艺术的透彻了解——使得他的声乐理念和训练方法比一般普通声乐教师更有学术上和艺术上的优势。第二,先生本人扎实的声乐基础、广采博取的艺术胸怀、一辈子专研声乐艺术的毅力与甘于奉献的精神境界使得他的声乐教学呈现出更为纯净的艺术本质。这里,我只说两件谭先生善于学习、努力丰富他声乐教学的事情。由于知道我对京剧有兴趣,先生几次向我谈起他一直在琢磨裘(盛戎)派花脸的唱法,认为裘派的头腔共鸣和鼻音特色非常值得搞声乐的人借鉴。九十年代我在美国读博士,1994夏天回国度假时曾多次去看望谭先生。有一次去他家里刚坐下,他就问我:“你熟悉于魁智吗?”我说:“在电视上看过他的演出。”先生接着就对于魁智的演唱评论了一番:“这个青年老生唱得很好,吐字清晰,发声科学,尤其是他的拖腔很有味道。我觉得他唱法中一些有特色的东西完全可以用在流行歌曲的演唱里。”我尚不知谭先生后来是如何将于魁智唱法中一些有特色的东西用在他对流行歌手的演唱指导中,但今天回想起谭先生二十年前所说的这番话,实在是佩服他的敏锐眼光。九十年代初,于魁智刚出道不久,还不那么有名。现在的于魁智是谁?当今中国京剧界的“老生第一人”,而他所继承的杨派演唱艺术正是在音色醇厚、运腔富于韵味(杨派的“拖腔”业内的人称之为“耍板”,有点Rubato的意味)等方面让众多的京剧迷为之倾倒。总之,“谭氏声乐教学法”是中国声乐界的一笔宝贵财富,我衷心希望曾经师从谭先生学习声乐的朋友们都来回忆、探讨、总结与发扬他的声乐教学成果和特色,使先生的“声乐情”能一直延续下去。

    谭先生的学术成就和艺术贡献是中国音乐界的宝贵遗产,我们应该好好珍惜,好好学习。

    谭先生一路走好,我们永远怀念您!

     

                                              写于2014-11-23 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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