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我还是一个大男孩的时候，对音乐的认识仅有自己弹奏的《101首歌曲集》（收录南北战争期间的英美歌曲），还有一本由大曲改编成的钢琴小品Piece。我的一位姑妈是留法归来的画家，颇有音乐素养。她送给我一本书叫做《音乐的法则及其演进》< La musique, ses lois, son évolution>,作者孔巴略.J（Combarieu, Jules, 1859-1916），其中有一句话说：“什么是音乐？音乐就是用声音去思维的艺术（Music is the art of thinking in sounds. ）”。这句话随我一路走来，我越来越理解那“思维”就是人类的喜怒哀乐,是触动人心的大爱。
姑妈知道我热爱音乐，为我买了在兰心的音乐会定期票，观看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前身）的演出。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真正面临整个交响乐团，第一次见到指挥家梅百器和他的工部局交响乐团，第一次受到古典音乐的感动，尤其是一位老者演奏的小提琴协奏曲。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遭受日本法西斯摧残，硝烟四起，危难重重。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意大利指挥家梅百器带领着工部局交响乐团走向全盛。梅百器先生本来是有名的钢琴家，李斯特的徒孙。在他执棒之前，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几近解散，富有远见的梅百器接过指挥棒，重新组建乐团，吸纳了二战动荡期间一大批迁入上海的各国音乐家，他们来自俄罗斯、捷克、波兰、德国等，各有不同的出身和遭遇，甚至不同的政治倾向，但都具备高超的专业技巧。当时年轻的小提琴家阿里戈·富华（Arrigo Foa，1900-1981），毕业于米兰音乐学院，刚在欧洲崭露头角，就受到梅百器的邀请，担任乐团首席小提琴。音乐让这些演奏家融合在一起，在梅百器的带领下，按照正规演出季，二十多年如一日，曲目甚至与欧美同步，迅速成为高规格的交响乐团。
这些外国音乐家在台下又是老师，向中国学生授课。原本工部局乐团的主管排斥华人，而梅百器先生积极吸收中国乐师加入，并向意大利政府游说，获得专款用于雇佣中国乐师。谭抒真（1907-2002）先生成为首位加入乐团的中国乐师，后来又有黄贻钧、陈又新、徐伟麟等中国音乐家正式加入乐团，成为了上海交响乐团历史上首批中国演奏员。梅百器先生也同样扶植新作品，上演中国作曲家的新曲目和外国作曲家描写中国体裁的作品。
在最为矛盾和贫瘠的年代，一个意大利指挥家打破阻碍，从未让音乐在这片土地上停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接管乐队，梅百器不得不辞别乐队。法西斯联盟解体后，世界重归和平，先生并未离开中国，1946年在上海家中逝世。
当年我还有幸在兰心观看过前苏联歌唱家苏石林（1896-1978）的歌剧表演，其中一部就是《吟游诗人》。他早年在哈尔滨发展，在俄侨创办的格拉祖诺夫音乐学校任教，并在两年间演出过上百场音乐会。后来他游历亚洲，于1929年到了上海，发现这座大都市如此繁荣，而音乐氛围黯淡无光。他触目伤情，于是组织歌剧团在沪演出，亲历亲为，普及提高。1 9 3 0 年春，苏石林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团的音乐会上独唱演出，赞誉一片。萧友梅先生（1884 -1940）听闻，立即亲自上门诚聘苏石林任教国立音专（上海音乐学院前身）。于是从1 9 3 0 年9 月正式开始了他在上海长达二十六年的职业声乐教学生涯。与萧友梅和黄自先生合谋中国音乐的发展，与他们结下了深厚友谊。据说在黄自先生（1904-1938）的追悼会上，还为他演唱了《圣玛利亚颂》，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后来他与他的一位学生周慕西女士结为伉俪，1956年受赫鲁晓夫力邀，苏石林带着这位中国妻子回到前苏联，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我曾经在一本手册里看到他说：“我是一个Cosmopolitan。”意为四海为家的艺人。这位Cosmopolitan来中国时还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归去时已两鬓斑白。带来了正统的意大利美声唱法和俄罗斯的声乐艺术，培养了中国最早一批声乐大家。他怀着大爱，把音乐洒在这片土地上，这里就成了一个Cosmopolitan的家。
2011年我在上海图书馆举办了歌剧沙龙，遇到了徐嘉生老师，她是钢琴家范继森的夫人，曾师从苏石林先生学习声乐，在重庆期间，被称为女高音中的“四大名旦”之一，演唱过高难度的《铃歌》（歌剧《拉克美》里的咏叹调），也曾登上兰心的舞台演唱。然而这位优秀的歌唱家后来遭遇了文革的劫难和家庭的不幸后，停止了热爱的歌唱。那一次相见，她已经八十多高龄，还告诉我很希望再练习一下歌唱，和我的沙龙合作，一起登上兰心的舞台演唱。可是很遗憾，这却成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得知去年末她已经过世。她那封存了半个世纪的美妙《铃歌》，终究没有在人间重放光芒。我想以后也只能和她在天堂相见，再听她演唱《铃歌》了。

（三）
1945-1946年间，我再次来到上海。短短几年，整个世界都已发生剧变，历经法西斯的联合和垮台。此时我考入了国立音专（上海音乐学院前身）。再一次去兰心，梅百器大师早已离开工部交响乐团。上海经过沦陷后，正等待解放。但是工部局交响乐团从未间断演出，并培养了一批中国音乐家。这些成熟的音乐家离开工部局乐团之后，又组建了更多的乐团，其中有中国交响乐团、上海市学生团体联合会等。更多音乐的种子在中国播撒开来。
五十年代初的一天，谭抒真先生派给我一个任务，请我代劳去接一位老教师。当时我们学校在江湾飞机场旁，公共汽车停在五角场，下车后都用自行车代步。唯一能用于接待的工具就是三轮车，在上面加个凳子，就是一部“专车”了。见到那位老教师，我就觉得似曾相识，正是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兰心观看演出见到的那位小提琴家。谭先生告诉我他叫威登堡(Alfred Wittenberg)，是一位犹太人，约阿希姆（1831-1907）的关门弟子，演奏及研究巴赫作品的专家，曾经在欧洲乐坛名噪一时。法西斯统治期间他流亡到中国避难，后来就扎根上海，从事演奏和教学。他曾经受到过邀请去美国发展，而他还是选择留在上海，并长眠在这片土地上。据说他是在练琴时辞世的，走的时候还抱着心爱的小提琴和乐谱。那次接他，竟然是我见到这位大师的最后一面。
威登堡在上海的十多年里默默无闻培养了无数音乐家。小提琴家谭抒真、杨秉荪、毛楚恩、司徒海城和钢琴家范继森、杨体烈、李名强等载入中国音乐史册的人物都是这位大师的学生。在他的学生中还有一个已经被遗忘的名字叫做章国灵。当时他十分年轻，我曾经在宿舍里听过他演奏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这著名的旋律要求能在一根G弦上完成，他做到了。一音既出，就抓住人心。我当即把我珍藏的精装小提琴曲集送给他。
在上海才解放一半（苏州河以南地区）的时候，人们似乎都相安无事。我听说章国灵接到一个去高级饭店演奏的任务。那饭店里的客人都围坐在八仙桌旁磕着瓜子花生。他好几次尝试开始演奏，都难以继续。那本来可以深入人心的G弦音符，在嘈杂声中单薄无助。年轻的章国灵没有办法在这样的环境下演奏音乐，于是他收起琴，关上琴盖就走了。后来他被客人指为傲慢无理，也受到学校批评。他来找我倾诉此事，说也许难以在上海立足，决意出国深造。他后来去了法国，可过了不久就传来噩耗，因为车祸，在异乡丧生。
当时的他虽然年轻，但对音乐有很深的理解。因为这样的理解，他无法在音乐面前妥协。这一定得益于威登堡先生的言传身教。遗憾的是他的艺术天赋没能绽放光芒。这让我意识到普及工作的重要性。要让我们热爱的东西被群众接受，除了艺术上的勤修苦练，还要承担传递艺术的艰苦使命。

（四）
和其他大歌剧院比起来，兰心剧院没有那么金碧辉煌，也只能容纳七八百人，但却按照欧洲中型的话剧、歌剧院的规格建立，所以有非凡的音响效果。我当时作为学生会负责人，接待过一位捷克女高音歌唱家来兰心演出。我担心她着凉，好心帮她找来一条羊毛围巾，而她说只用丝质围巾，拒绝我的好意。我很生气，她凭什么如此娇贵，我们中国的歌唱家走南闯北，天寒酷暑，都是张口就来，我还真想见识一下她的演唱到底如何了得。她在兰心剧院演出当晚，一开口就让我惊讶了，这是我从未听见过的好声音。她演唱歌剧《水仙女》的片段，最后一句稳稳地翻上高音，用强烈的戏剧性歌声结束。我特别站到剧院最后方听，那优美的嗓音依然吟游在我耳边。我本来的一肚子气就这样打消了。
还有一次，谭抒真先生曾叫我去看他与钢琴家李翠珍排练弗兰克的小提琴奏鸣曲（Sonata in A major for Violin and Piano by César Franck）。我一个人坐在兰心的观众席里，钢琴和小提琴声音密不可分的交织在一起，声声入心。尤其是第三乐章，和德奥风格惯用的谐谑曲（Scherzo）不同，创新的采用“宣叙调风格的幻想曲”。钢琴和小提琴展开了梦幻般的对话，自由的回旋曲不断发展，华彩不绝，情感丰富，热情洋溢又归于哀伤。到了第四乐章，循环主题不断地被加强推进，那声音仿佛让这舞台变得更加宽广。我如此渺小，我如同置身在无限的空间里，两股坚定而热烈的力量，牵住我的心，把我带向从未去过的地方，点亮一盏盏沿途的灯，打开一道道的大门，眼前就是神圣辉煌的未来图景。
然而后来可能遇到了一些困难，最终没有在兰心上演这一作品。不久以前，我去看我的世侄常林先生的小提琴独奏音乐会，演出地点在徐汇区的社区文化中心，演奏曲目也是弗兰克的这部奏鸣曲。常林的老师是俞丽拿，俞丽拿的老师是谭抒真，当时我就浮想联翩，如果常林能在兰心的舞台上演奏这部作品，延续那激动人心的回旋曲调，兰心的舞台一定会再次蓬荜生辉。

（五）
回想那个全世界都在经历不安和变动的年代里，兰心剧院就像一轮艺术的旭日，凝聚了一批批音乐家，他们或受邀而来，或避难相聚，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持有不同的政见。不但千方百计维系音乐演出，把欧洲最进步的古典音乐介绍到中国来。在台上他们是具备世界水准的音乐家。在台下，他们心怀艺术家的使命，尽心教授了很多学生，堪称老师的老师。
他们都是以音乐为家的Cosmopolitan。
在迎接全国解放的时候，百废待兴，柴米油盐都要靠银元换。我们学校为了度过这一难关，特别是为了让外地同学能留在上海，就必须通过开音乐会筹集资金。但是在那样的特殊时期，学校方面不会允许学生随便借场所演出。当时我是学生会主席，和几位同学商量绕开学校组织，邀请几位外籍老师举办一场音乐会。这个想法得到了老师们的认可，并期望能在兰心上演。但是紧张的资金并不能负担兰心的场租，负责学生工作的沈知白老师想到一个大胆的方法，请这些老师去一个新建的警察俱乐部礼堂演出。这个提议引起了同学的争论，担心是否会对学生不利。因为在解放前期，国民党士兵一直对我们江湾新建的教学楼虎视眈眈，想要侵占。然而这些外籍老师并没有否定这个方案，当时钢琴系主任马格林斯基和一位叫菲力浦司博恩的男中音不仅一口答应，还说：“你们学生要是有困难请告诉我，音乐会筹集的钱不够，我们还能再多开几场”。在老师们的支持下音乐会相当成功。没过多久，法西斯垮台，他们陆续回国了，也就失去了联系。
我至今任感激这些外籍教师，个个都是德高望重的音乐家，却情愿为了我们这些穷学生在这么危险地方演出。
去年春节，一个朋友驾车带我去杨树浦路看看当年外侨居住的地方。沿途看到一个犹太纪念馆，就在提篮桥监狱的对面，我心血来潮，想去参观一下。管理人员知道我的来意后，特地为我播放了一段记录片，在片尾播放了曾在此居住的人员名单。我很惊喜看到“菲利普斯波恩”，可是同姓的家族和个人有很多，没能找到那位男中音的名字。后来我委托音乐学院查找相关资料，由院长亲自找到了一张当年菲利普斯波恩签署的工资单，但是字迹潦草，无法识别全名。也许我再也找不到这位先生的全名，并追溯他后来的故事。

（六）
一个关于英国著名舞蹈家玛戈特·芳婷(Margot Fonteyn)的记录片中，就提到她的童年时代曾经在上海度过。片子的开头就是在草坪衬托下的兰心剧院。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很多顶级的俄罗斯的芭蕾舞团在这里演出，毫无疑问，这里的表演激起了她的舞蹈梦，她在上海跟随俄籍老师乔治·冈查洛夫（George Goncharov）开始了她早期的学习，踏上专业舞蹈生涯，直到14岁才离开上海。后来在英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被封爵位。到了四十岁依旧活跃在舞台上，和前苏联的舞蹈家鲁道夫·努里耶夫(Rudolf Nureyev)结成搭档，享誉世界，被称为英国的芭蕾舞女皇。
这样的故事在兰心也许不计其数。就像我曾经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大男孩第一次听到交响乐那样，有多少人到过兰心，留下足迹，带走了芳香。他们有些人由此改变人生轨迹，走向世界，成为伟大的艺术家；有些人把一生留在这片土地上；有些人默默无闻的爱着音乐、传递音乐……
每个熟悉兰心的人都会对她有自己的理解和情感，而我心中的那个兰心就是古典音乐的殿堂。我真希望更多的音乐家走上兰心大剧院的舞台，更多的观众来到这里在音乐中感受人生的喜怒哀乐和人间的“大爱”，让古典音乐的光辉重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