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歌”一曲“乌江恨” 大爱铸就“无字碑”

    ——深切悼念恩师杨立青教授

    “悲歌”一曲“乌江恨” 大爱铸就“无字碑”  

    ——深切悼念恩师杨立青教授   

       

    作者:姜蕾

       

    虽然多么地不愿与不舍,但我们的祝愿我们的祈祷终究还是没能挽留住他。六月十日下午三时十七分,我的恩师,著名音乐家、上海音乐学院原院长杨立青教授永远闭上了他那双睿智明亮的眼睛!在他刚刚可以停歇一下,刚刚可以全身心投入到他钟爱的创作与研究中的时候,谁知万恶的病魔,竟是这样无情,夺走了他宝贵的生命!记得先生走的那天,天色阴沉昏暗,众亲友、学生围在他的身边,泣不成声,当灵车护送他离去的一刻,人们追随着,不愿相信这是事实,在医院的长廊上,我们朝着他去的方向长时间驻足,默默地注视。。。亲爱的老师啊,从此您与我们天地相隔,一切的一切都成了追忆。。。  

    杨老师是在约一年前被诊断为患肺癌的,这一年的时间里,他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乐观豁达地应对病魔的挑战,每当我们去探望他时,他终还是报以他那标志性的谦和笑容,终还是以他惯有的风趣幽默与我们谈笑。由于病情恶化, 63 ,杨老师不得不又一次住进瑞金医院。他离世的前两天,上海狂风肆虐,暴雨滂沱,我心神不宁,似有不详的感觉。晚上,我和师兄沈叶到医院探望,杨老师虽已清瘦不堪,言语困难,但神情安详,神志清晰,看见我们,他笑了,一一叫着我们的名字。看着病床上的老师,我强忍着泪水,不知该说些什么是好。临别时,杨老师微笑着举起右手,攥紧拳头,向我们做了一个加油的动作,我们知道,先生心系学生,在最后一刻还在给学生勉励、鼓劲。仅过了两天,先生就匆匆得走了,走得如此匆忙,匆忙得让我们还来不及为他做点什么,匆忙得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的遗憾!   

    作为一代音乐巨匠,杨立青教授在音乐创作上的成就、在我国配器上的奠基式和开创性的功绩,在对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和发展上做出的贡献自不必说。更可贵的是杨老师身上所散发出的人格魅力和人性光芒。上海音乐学院萧梅教授回忆道,前年秋天她与杨老师一起出访德国,在慕尼黑刚刚进入一个自由市场午餐时,一位街头风琴演奏者来到他们跟前卖艺,随同的人想加以拒绝,杨老师却正色道:不能这样,他奉献了艺术,更何况我们是同行。萧梅老师说,这一句话让她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如果没有大爱,如何涌流慈悲?这是一种境界,一种情操。杨老师弥留之际,著名音乐家贾达群教授坐在他的床头,拉着他的手,深情地向他诉说:我是您从四川音乐学院引进到上音的,不仅是我,上音的一大批人都是你苦心搜罗、招揽引进的,像瞿小松何训田等。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都住得近,晚饭后,我们经常串门,您带着我们一起讨论创作、讨论学科建设、讨论学院的发展,现在,我们都还需要您继续带领!还记得刚进上音的时候,您让我去教曲式,我一开始觉得我是学作曲的,应该教配器,你说我一定行,现如今上音“音乐分析”学科的发展有目共睹,我们今年还要举行中美音乐分析联合会议,我的曲式著作也即将出版,等着您来作序啊。。。是啊,不仅已是成就斐然的贾达群教授受到过您的奖掖,作为一个杰出的音乐教育家,您培养和教诲,您提携和恩惠过的音乐学子何止百个千个啊!  

    对待学生,杨老师从来都是和颜悦色,那种亲切、和善、平等、尊重是一种似乎与生俱来的极其自然的流露,让人如沐春风,杨老师从来没有对学生做硬性的要求,而是在叙述中,在作品的展示中让你去感受去领悟。很多问题往往几句看似简短的点拨,就能切中要害,使人茅塞顿开。作为杨立青教授的博士生,我对此有着更为深刻的体会。在撰写博士论文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我都要向导师钱亦平教授、杨立青教授讨教。在杨老师位于天山路略显陈旧昏暗的老宅书房里,有时候一待就是一个下午。很多时候,杨老师穿着一件宽大泛黄的白汗衫,脚吸大拖鞋,右手轻巧熟练地夹着一根烟,如数家珍般地对我做着讲解。在我博士论文写作期间,先生既高屋建瓴地从论文框架、研究对象等给予敲定筛选,又从细节上非常严谨细致地帮我把关,如波兰作曲家卢托斯瓦夫斯基的译名,他都给予订正。国内一般都翻译为鲁托斯拉夫斯基,而杨老师从德语和波兰语的发音上觉得应为卢托斯瓦夫斯基更为准确,但他又说这只是供我参考,从中也可见杨老师的严谨和谦逊。作为作曲家,先生非常重视理论研究与音乐创作规律的相互结合,尤其重视声音本身的聆听经验,他时而站起来在他庞大的资料库里为我寻找论文涉及到的作品音响、乐谱,时而又在钢琴上随手弹奏它们的片段,好像每一部音乐作品都地刻印在他的脑海里。透过阵阵烟雾,听着杨老师的娓娓道来,我在想,这里面装着一个多么浩大、美妙的音乐世界啊。杨老师博大精深的音乐造诣是每一个与他接触过的人所叹服的。师兄沈叶曾回忆起一次他陪同杨老师为即将出版的配器教材校对乐谱的经历,那是一个中午,杨老师一边啃着肯德基,一边随意翻开沈叶从图书馆借来的上百部总谱,信手拈来般地精确定位教材所对应的乐谱信息和分析要点,让沈叶一一记录。开始沈叶还不在意,可是一本又一本,沈叶说,当时他就被震住了。他说,杨老师的大脑储存着一个何等巨大的知识宝库啊。  

    去年,由杨老师推荐,我翻译的音乐大师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诗学六讲》,因为颇受业界欢迎 ,书店售罄,上音出版社决定再版。我想趁再版的机会请杨老师写个序,杨老师欣然应允,他说自己马上要去中央音乐学院举办关于配器的系列讲座,回沪后马上动笔。那时,杨老师已70岁了,从上音院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也有几年了,但给我的感觉是依然那么繁忙、依然那么潇洒、依然充满着活力。暑期一个炎热的下午,杨老师发来短信:序言在医院草就,已发你邮箱,请查收。看到“医院”两字,我不由得心头一惊,赶紧去电询问是怎么回事。杨老师淡然地回答说没事,小毛病。其实,那时候杨老师已经被诊断为肺癌,正在做化疗前的检查准备。此时的他,心灵和肉体正遭受巨大的伤痛,可仍然坚持为我的译本写下序言。杨老师啊,我要是早点知道您的病情,我怎么会忍心让您操劳啊。事后,听师母祁遥老师说,她也曾劝过杨老师先不要写啦。但杨老师说,我已经答应了姜蕾,答应了的事就要把它做好。现在,我捧着这篇序文,亲切、感激、内疚、自责,五味杂陈!或许,这篇文字已是杨老师留在人世间浩瀚知识财富中最后的文字稿,对我,对很多人它的价值远远超过序言本身,我会倍加珍惜!  

    杨老师走了,也许带着遗憾。但我相信,杨老师是快乐的,徜徉在钟爱的音乐世界里,他的心是那么的纯净、宽广。就像对待所有的不公与磨难一样,他仍可以洒脱地一笑置之。我相信,杨老师是幸福的,他受到那么多人的爱戴、尊敬,他所达到的艺术高度,足以使他的人生缤纷壮丽!  

    杨老师,我们会永远记住您最后所做的“加油”的动作,无论在人生的哪个阶段、哪个方面,我们都会加油、鼓劲!以告慰您的在天之灵!  

    老师,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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