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维曦 

    昨晚在上海大剧院欣赏歌剧《波希米亚人》,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平行方式,它们各自所带来的审美感受和丰富联想也是截然不同而平行的。

    一种是坐在剧场内,闭上眼睛,内心平静地体味圆熟精美的唱腔和细腻得有点太甜的乐队,这是普契尼的、作为歌剧的、世纪末的《波希米亚人》,属于某种历史的镜像,我们置身于对作曲家所设置的丰盛的音响场域中,为那种余音袅袅的惆怅所熏染,在听到“Chegel i da mani na”和“Si,Mi chi amano Mi mi”的问答时,你的心或许会轻轻颤抖一下。毕竟,歌手和乐队的表现都很出色。

    另一种方式是睁大双眼,将注意力集中在舞台上,全身心地去观察鲁道夫的破旧夹克和咪咪的那身黑皮草(这使得女主人公回复到了小说原著中的形象,而不是绣花女),还有作为背景的巴黎西戴岛的电子地图和极具抽象意味的建筑模型,这是歌剧导演的、作为戏剧的、属于当代的《波希米亚人》。熟悉这部歌剧的人会发觉某种独具匠心的错位,而第一次聆听或观看它、又没有仔细阅读节目单的观众说不定会把它当成一出音乐剧。

    当然,既然我们坐在剧院中,我们还是要充分享受视听组合的时间进程。必须承认:这是一台深思熟虑的“导演歌剧”,它充分地展示了一部不那么微言大义的浪漫主义+真实主义的意大利歌剧也可以被赋予“当下性”。

    虽然普契尼不像瓦格纳那样饱含批判与反思的潜力,也不像柏辽兹一心追求某种历史精神而易于被解构,但毕竟在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励志和对弱者的同情还是需要的;何况这种充满着戏剧导演意匠的歌剧演绎方式在欧洲已经成为普遍的做法(对于那些已经产生审美疲劳的当地观众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大仲马在写他的武侠小说时秉承的理念是“历史不过是我挂衣服的钉子”;而眼前的例子充分说明,歌剧的音乐、人物和剧情也可以是导演搭建自己心目中戏剧大厦的脚手架。

    不过现今的欧洲歌剧导演严格尊重音乐和台本(他们不敢像19世纪那样把瓦格纳歌剧翻译成法语在巴黎歌剧院上演),第三幕雪地中三明治餐车前的二重唱,让我们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普契尼创造的那些善良美丽的女性以及她们不幸的命运;而导演希望将这种100年前的情感穿越时间的愿望,也无疑让人心动,终场那满地狼藉的凌乱实在将女主角临死前的悲伤推向了极致。

    不应忘记,这台戏是演给中国人看的,而无论是表演还是场景的极强的现实感,确实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似曾相识的影像:普契尼歌剧所揭示的19世纪末的欧洲通过这种有意识地错位似乎被置换到了一个我们更熟悉的语境中,从而造成奇妙的重合。这使得我们在为剧中人物的命运叹息之际,也不由得被艺术中永恒的人性之美抑或是脆弱所深深吸引。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 

    载《文汇报》2012年10月19日(星期五),第23735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2012年10月19日出版,上海,第9版,文化新闻:快评(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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