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音乐:病理与处方

    (详尽摘要)

     

     

     

    一、古典音乐的当下困境

     

    “在音乐世界如此火爆、闹腾、骚乱的今天,古典音乐犹如一潭死水……音乐厅的听众们头发花白,数量不断减少……在严肃音乐里,新音乐的听众更是‘小众’。”

    这是《修补裂痕:音乐的现代性危机与后现代状况》一书作者休伊特对世界范围内所谓“古典音乐”(在本文中,“古典音乐”、“严肃音乐”、“艺术音乐”三个术语被看作是同义语)的市场现况的描画。看来,处于“后现代”条件下的严肃音乐在西方确乎已经身患重病。

    二、病根寻源:“现代性”危机

     

    《修补裂痕》一书以罕见的无畏勇气和批判精神直面这个危机。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严肃音乐之所以出现危机,病因起源不在当下,而是潜伏于所谓“现代性”的肇始之时——音乐价值与音乐功能之间的断裂。在“现代性”条件下,西方世界中所谓“自律性”的音乐观念不断成型和发展,最终成为音乐艺术界的支配性意识形态系统。

    但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是这种“自律性”的音乐意识,导致音乐生产和音乐生活走向自身的“异化”。此外,音乐从一种“公共话语”转变为“私密表述”。再后,西方音乐因为来自外部“他者”的文化冲撞而产生了进一步的分歧和裂变。在二十世纪中叶到来之际,艺术音乐已经不可逆转地逼近了“分崩离析”的“后现代”局面。

     

    三、扑朔迷离的“多样性” :“后现代”状况

     

    虽然目前学界对“后现代”的内在性质尚存争议,但“统一性的丧失”作为“后现代”的主要表征,却已成为共识。“艺术音乐呈现出了‘跨文化’的全新面目……它向世界敞开了怀抱,随心所欲,不拘一格地吸纳着各种资源——无论高下、不分东西。”使情况更加复杂的是,上述的异质材料和不同风格不仅可能并行共存于同时代的音乐作品中,甚至可能同时出现在某位作曲家的同一个作品中。

    如此丰沛而混杂的饮食,这样自由而失重的存在,这是没有主题的狂欢盛宴吗?还是无人倾听的嘈杂喧闹?在这些杂乱无章的实践背后,“古典音乐”内在的“统一性”究竟何在?在这些论述中,阿多诺的身影不时闪现。正是阿多诺,在他的代表性论著《新音乐的哲学》中宣布,现代音乐的孤立、刺耳恰恰是这种音乐的存在理由,因为这种孤立、刺耳正是“现代性”社会的本质反映。

     

    四、调性复归:正道还是迷途?

     

    然而,恰恰在阿多诺逝世(一九六九年)前后,世界范围内的严肃音乐走势却出现了重大的方向扭转——其突出标志是,“调性”复归。不少人热切地欢迎“调性”复归所带来的音乐“表现性”的回升。但作者休伊特却以忧心忡忡的矛盾心态,满腹狐疑地看待眼下这个由于“调性”复归而带来的更加复杂的局面。由此为基点,休伊特一一评点最近几十年来西方音乐创作中的代表性潮流和人物,毁誉不一,喜忧参半。

    五、诊治药方

     

    病理已经似乎已经查清。但面对古典音乐自“现代性”发生以来就已经出现的多处“裂痕”,企冀开出“药到病除”的“灵丹妙药”,绝非易事。作者休伊特的笔端不时透出这位竭力维护古典音乐尊严的西方知识分子的内心焦虑与不安。在书的最后,他终于开出自认能够医治古典音乐病症的三剂良药:第一,音乐必须和自身的过去/传统发生更加紧密、更加深刻的关联;第二,音乐应该努力“与时代合拍”,不仅与“本土音乐”进行沟通,而且也与当代的形式、技术与生活发生联系;第三,普通民众应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音乐实践中。

    这果真是确会生效的治病良方吗?恐怕一时难以做出定论。全书的语调混杂着悲叹和反讽的口吻,但贯穿其中的却是一种对古典音乐一往情深并深信不疑的“乌托邦”精神。作者确乎提出了一系列值得进一步思考和讨论的重大命题,逼迫我们正视和面对严肃音乐的当下境况和未来命运。

     

    杨燕迪2006年2月

     

    《修补裂痕:音乐的现代性危机与后现代状况》,[英]伊凡·休伊特著,孙红杰译,杨燕迪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零零六年版,20.00元)

     

    (本文系《修补裂痕》一书的中译本前言,全文约七千字载《读书》,2006年第8期,第108-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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