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追恋

                                      秦锦华

        时光,像止不住的流水,缓缓向前;却将往事向后推去,渐隐、渐远……。

           三年,一千零九十五天!它逐渐抚平了我的丧偶之痛,使我无尽的思念趋于理智和平淡。  

           最近,一位远方的亲戚来电话询问:刘品的“三周年”祭祀有怎样的安排?我告诉她:刘品生前是个孝子,可是他的母亲去世后,骨灰在家里存放了三十多年,他却从未有过任何祭祀活动。这是因为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接受了唯物主义世界观,以“移风易俗”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所以,我也没有想到要为他的“三周年”做祭祀的安排。她听后,赞赏中带着些疑惑——这只能由她自己消解了。  

           作为刘品的未亡人,心中对他的悼念是难以用任何祭祀表达的。其实也无须“表达”,难道“表达”了,那心中的牵挂就得以释怀了吗?  

    三年了,他的骨灰还没有下葬。我原想将他安葬在他母亲的墓旁,却没有得到儿女们的认同。现在他们三人已有了共识,我便为他撰写了如下文字,以便日后孩子们在其父墓前立碑时采用:  

    安卧在这里的是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刘品。  

    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是在他二十八岁那一年。他以其信念和智慧,聚集了上音管弦系的几名学生,致力于小提琴民族化的研究、实验和创作。在学院的领导和师生们的支持、帮助下,最终圆满完成了流传至今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署名作者为何占豪陈钢  

    此后,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他始终默然地凝视着《梁祝》给人们带来的愉悦,直到他生命的终结。  

           在以上短短的文字里,我只提到《梁祝》,因为这确实是他一生做过的许多工作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而且,直到他去世半年多之后,他的一些战友、亲友和学生们,才从纪念《梁祝》诞生五十周年的宣传活动中,了解到他与《梁祝》创作的关系。  

        关于“《梁祝》是怎样创作成功的”这个问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刘品曾几次接受记者的采访。每次采访,他并没有着重谈《梁祝》的创作过程,而是多次强调了“三结合”(领导,专家,群众三者结合)的工作方法。他认为这是《梁祝》创作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我觉得他作为一个懂得音乐专业、善于辩识人才、又能团结人才的基层领导者,对“三结合”工作方法的认识和体会是由来以久的。  

           在我的记忆里,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新中国真叫做“一穷二白”,国库几乎被撤往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掏空了,国际上又遭受到几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严密封锁和禁运。可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里,在党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感召下,我们先是学会了生产无缝钢管,又学会了制造汽车、飞机,直到原子弹、氢弹……。记得那时在党报上报导这些成就和获得成功经验的文章中,常常谈到“三结合”的工作方法。那些文章中所展现的动人情景,真令当时年轻的我们感动和振奋呵!  

           可见“三结合”的工作方法是我们党在建国早期异常艰难的历史条件下,为了恢复已是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并为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打基础的奋斗中,创造出的一种具有神奇力量的工作方法:首先由胸怀明确的政治目标和顽强意志的领导者,集中了虽为数不多却具有现代科技知识理论的专家,动员组织了一批朝气蓬勃、充满了“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热情的年轻人。由这三股力量结合起来的队伍,就一定能排除万难,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这已经被“十七年”中所有的辉煌成就一一证实了。也许在今天不少人看来,那些年代的成就已经微不足道,然而,对于从那个年代里成长、成熟起来的我们,那些往事已经刻骨铭心了。  

    那时,“三结合”的工作方法用在音乐创作方面,就是“集体创作”。最成功的作品如《长征组歌》和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在上海音乐学院则有国际上获过奖的《幸福河大合唱》。而《梁祝》的成功,再一次证明了“三结合”工作方法的巨大能量,发挥在了一个新的、极为艰难的的领域:小提琴民族化,即:用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演奏出具有浓郁中国传统音乐风格的乐曲。用当年中国文化部一位首长钱俊瑞的话说:“这是一条路子”。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子。  

           还在刘品学习期间,作为学生党支部书记和院党委委员的他,就经常组织系里的学生党员们,讨论如何用西洋乐器表现我们的民族音乐,即西洋乐器如何民族化的问题。1958年春,他正式从部队(军委总政治部歌剧团)转业到上音,担任管弦系党支部书记。很快,他就发现了何占豪,陈稼华等几位进修班的学生,既熟悉民族民间音乐,又有创作潜力;又看到从上音附中升入本科的丁芷诺、沈西蒂等同学,她们有良好的小提琴技术基础,虽不熟悉民族民间音乐,但对民族化充满了热情。于是,他便将这些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  

           那是个充满革命理想和信念的年代。年轻的刘品和比他更年轻的何占豪、丁芷诺等人,一旦自觉地承担起探索民族化道路的使命,便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这条艰难的路上。他们先后编写了一批各种形式、各种风格的中小型乐曲,到工厂、农村、部队、学校,甚至公园里演出,以了解普通中国人对音乐的喜爱与需求。他们不仅受到了群众普遍的称赞和鼓励,同时也引起了某些音乐同行们的怀疑、非议、指责,甚至冷嘲热讽。对此,他们一面与之争辩,一面吸取某些合理的意见,以改进、提高自己,却未因此有丝毫的动摇,仍旧坚定不移地、反复地探索着、实践着、前进着。在当时的上音院里,他们好似一股新奇的、欢畅的旋风,在教室里、演奏厅里、大礼堂里,激起阵阵波澜……。不仅如此,甚至在校外某些重要的音乐会上,也常常回荡着他们创作和演奏的、充满青春活力的优美乐曲——正如后来有些人回忆起当年景象时所说的:那是上音管弦系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呵!  

    就在他们的创作实验活动处于高潮时,他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要创作一首大型的音乐作品,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并把他们的设想汇报给了上音党委领导,而且很快就获得了党委的确认:在何占豪不久前写的弦乐四重奏《梁祝》的基础上,创作一首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并责成刘品具体地领导、组织、落实这一创作任务的完成。  

           计划是他们自己在一股热情的冲动下提出来的,一旦成了摆在面前的实实在在的政治任务,他们却感到有些沉重和不安:任务是明确的,完成的期限是确定的,而他们都是学习小提琴演奏专业的学生,没有系统地学过作曲专业技术,如何着手创作这么大型的器乐作品呢?仍旧是凭着坚定的理想和信念。经过一番严肃的思考和讨论,在刘品耐心的引导、说服和激励下,何占豪和丁芷诺重又燃起了创作的激情,全身心地、义无返顾地投入到新的战斗之中。他们调动了自身所有的智慧和潜能,夜以继日,冥思苦想,构思着一个又一个的音乐形象,编织着一幕又一幕的情节发展,《梁祝》协奏曲的音乐雏形渐渐地明朗起来,丰富起来。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当刘品意识到,要将这优美动人的音乐故事,巧妙地、恰如其分地置入西方音乐特定的协奏曲框架之中,何占豪、丁芷诺和实验小组的成员们在技术上是“先天不足”的,一定要请作曲系师生帮助,对此他们都没有任何功利之虑,诚恳地请求具有权威性的作曲家丁善德教授,说服他的学生陈钢,在他的直接指导下,与何占豪一起各舒所长,密切配合,实现了民族音乐风格和西方音乐结构的完美结合,共同完成了他们衷心向往的、受到广大听众喜爱、并在人们内心产生强烈共鸣和震撼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  

           今天回过头来看《梁祝》创作的整个过程,它的成功确实又一次证实了“三结合”的强大力量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只是一开始在思想认识上并不十分自觉。在前期创作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仅有“领导”和“群众”的结合,直到后期刘品才认识到“专家”参与的重要性。所以,他作为具体的实际领导者,过了许多年之后,谈到《梁祝》创作成功的经验时,一再强调“三结合”的重要意义就毫不奇怪了。他所要表达的是:正是通过“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才有《梁祝》创作的成功,才使他们在小提琴民族化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可惜的是,一场“文革”阻断了这条道路的延伸。后来,人们在谈及《梁祝》时,竟然出现了一些充满功利之欲的噪音。而刘品关于“三结合”的经验之谈,不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响,反而有些专家、学者和在任领导断言:今后不会再出现《梁祝》这样的音乐作品了。他们这样讲,是认为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的工作方法已经过时了吗?今后再没有必要搞集体创作了吗?我认为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人民大众期待着更多像《梁祝》这样的音乐作品,来满足他们对音乐艺术的渴求,这种期待将是永远的。音乐工作者有责任努力满足人民的期待。  

    最近我听说了一件荒唐怪事:一位颇有造诣的青年钢琴家竟然准备改行。原因是每当要举办独奏音乐会,自己就像个“高贵的乞丐”,到处去拉赞助;而在音乐厅的贵宾席上却听者寥寥。这使我联想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看过的一部音乐家传记影片中的场景:“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举行音乐会时,成群的普通市民涌入豪华的剧场,涌到楼上前排座位的听众,纷纷将自己的帽子、围巾挂在华丽的吊灯小枝上……那是多么令人感动的画面啊!虽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却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想,音乐家们若能创作出普通人听得懂的、能够引起内心共鸣和震撼的音乐作品(如《梁祝》甚至超越《梁祝》的作品),演奏家们何以会有“高贵的乞丐”之叹?!  

    如今,在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人们对名利的贪欲难以抑制的冲动下,几乎看不到有什么人还会愿意通过“三结合”的方式,集中众人的智慧,去攻克艺术创作上的难题,延续《梁祝》走过的道路。但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梁祝》只是小提琴民族化道路上一个闪光的起点,是响亮的“开幕曲”,而决不是“绝唱”。我坚信:爱国爱民的、有艺术良知的、有智慧有抱负的领导者和作曲家总是有的,即使今天没有,将来也会有的,《梁祝》走过的路子,一定会有人继续走下去的。刘品若在天有灵,我相信他也会跟我一样坚信这一点。  

       


       

    集体创作的典范  

    刘宁  

           如今音乐会上常演的艺术音乐作品都是经过长期历史的筛选而流传下来的。所谓经典就指的是这样的艺术音乐作品:它们超越了时代文化的局限,甚至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民族文化的局限。那些最为天才的欧美艺术音乐作曲家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创作了数量惊人的作品,而能够流传至今的,也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可见,能够成为经典的艺术音乐作品而广为流传至今,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是一种多么了不起的成就。而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也能够位列其中,这使我们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如果你想到那些经典的艺术音乐作品创作者的名字,如:巴赫,莫扎特,贝多芬,柏辽兹,斯美塔纳,瓦格纳,德彪西,肖斯塔科维奇,等等,你自然会感到:《梁祝》的署名作者何占豪和陈钢很难与那些伟大作曲家的名字相提并论。因为在创作《梁祝》时,他们还只是两个上海音乐学院未毕业的本科生。仅凭他们俩的创作才华、技术、知识,不可能创作出《梁祝》这样的经典作品。  

    他们之所以能够创作出我们现在听到的《梁祝》,是因为:在何占豪的背后有“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的强有力支持;小组骨干成员丁芷诺对创作《梁祝》的直接、具体而又突出的贡献;然后有陈钢在创作技术上的紧密合作。再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陈钢的作曲专业指导教授、著名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丁善德,对何占豪和陈钢创作上的精心辅导。丁善德教授(丁芷诺的父亲)曾经师从当年法国最负国际声誉的女作曲教师布朗热。布朗热曾经培育出了一批美国顶尖的作曲家;她唯一的中国学生是丁善德。可以想见,丁善德在作曲方面的造诣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对提高《梁祝》的艺术水准做出了什么样的重要贡献,最终才使《梁祝》成为了我们现在听到的样子。  

           这个创作过程让我们认识到,成功的集体创作必将克服参与创作人员的个人能力无法克服的困难,超越个人能力无法突破的局限,创作出相对超水准的作品。然而,在这样一个创作集体中,缺少了有远见、有胸怀、有智慧的领导是不可想象的。当年,具体组织、策划创作《梁祝》的领导者就是管弦系党支部书记刘品(我的父亲)。正如《梁祝》的第一作者何占豪的评语所说的:“‘小提琴必须民族化’是刘品先生在上音管弦系首先提出来的;‘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是刘品先生倡议成立的;俞丽拿参加实验小组是刘品精心考虑妥善安排的;何占豪写‘梁祝’是刘品先生苦口婆心,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之后,才全身心投入的;为了完成‘梁祝’创作,需要邀请受过西方作曲专业训练的同学(后确定陈钢)参加,是刘品先生建议的;“刘品是‘梁祝’协奏曲的总策划”,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他与孟波同志,丁善德老师,同样都是‘梁祝’获得成功的关键性领导者。”  

    我们现在并不缺少掌握传统和现代各种音乐创作技术的作曲家,可是却一直没有再出一部像《梁祝》这样广为流传的大型艺术音乐作品。究其原因,就是缺少了那种三结合的创作集体中的领导者。有许多人看过一场名为《制作人先生(Mr. Producer!)》的著名音乐剧的选段演唱会录像。那场演唱会是众多音乐剧名角专门向著名的音乐剧制作人麦金托什(Cameron Mackintosh)先生表达敬意的。由此可见,在那些音乐剧的创作及上演过程中,作为制作人的麦金托什在创作集体中发挥了多么重要的领导作用。  

           国外的成功经验也告诉了我们一个同样的道理:现代大型的音乐作品的成功创作和上演,需要像刘品及他的上级领导那样的人物担当制作人的角色,在一个创作集体里发挥策划和组织的领导作用。我们的音乐家们如果再遇到这样的领导,再创作出可与《梁祝》相媲美、甚至超过《梁祝》的大型音乐作品就很有希望了。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也等待着我们继续努力。

     

     

     

     

       

    刘品怎样领导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创作  

    丁芷诺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问世五十余年,受到了广大音乐爱好者的肯定,但对外界来说,其中存在一些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例如:  

    是谁先有要创作“梁祝”的想法?即: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究竟是谁的创意?  

    何占豪和陈钢这两个背景完全不同的年轻人,是怎么聚到一起进行创作的?  

    当时所提倡的“三结合(领导,专家,群众)”是否只是1958年那个时代的特殊现象,今后再不可能产生了?  

    正因为这些问题未得到解答,由此出现了各种奇怪的现象。例如:  

    论作曲技术,当时的何占豪显然不如陈钢,因此有人就在节目单上把陈钢的名字放到了何占豪的前面, 有时索性只写陈钢一人名字。  

    也有人说,陈钢当时才是个学生,这之前从未写过大型作品,这其中肯定是指导老师丁善德教授的作用。因此,有丁的学生强烈要求署上丁善德的名字,并认为应排名在第一位。  

    更有人在别人的鼓动下,越想自己越伟大,就把“梁祝”的成功总结为某人的作用是“民族化”,某人的作用是“国际化”,等等。  

    我作为“梁祝”整个创作过程的参与者之一,想在刘品逝世三周年之际,对当年的历史情景,以及刘品在“梁祝”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做一简要回顾。  

    是谁先有了要创作具有民族风格的小提琴协奏曲的想法?——是刘品。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刘品和他当时的同学朱迪、陈稼华、王蔼林等一起,经常讨论怎样用西洋乐器演奏出中国的民族音乐。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都来自部队,对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文艺工作的教导印象较深:“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  

    1958年春,整个国家处于欣欣向荣的时代。刘品作为党支部书记,便开始了小提琴民族化的实践,一步又一步地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为使全系师生从思想上提高对民族化的认识,刘品领导的党支部用了三天时间,在系里展开了“要不要民族化”的大辩论。针对当时的许多观点,如:“马思聪的作品已经民族化了,还用得着我们吗?”;“手指在琴弦上滑来滑去,把琴的把位都搞乱了”;“我们是拉琴的,作曲是作曲系的事情”……;经过摆事实、讲道理,最后全系思想统一到“虽然马思聪先生用民歌写了不少小提琴作品,但还需要更多让群众听得懂的好作品”,“管弦系的青年学生也应该学习俄罗斯民族乐派,创造出中国的小提琴民族乐派”。这是思想酝酿的阶段。  

    第二,为在组织上落实民族化的工作,确定以何占豪为骨干,加上几位从附中升上来的丁芷诺、沈西蒂、张欣、朱英等同学,成立了管弦系“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做了具体分工,何、丁负责创作,张、朱负责收集资料作理论探讨,沈西蒂以及随后参加小组的俞丽拿,沈榕负责新作品演奏。由于刘品考虑到民族化作为实验,有可能失败,为了保护人才,起先没有让俞丽拿等参加。  

    第三,组织管弦系学生自己动手创作、改编乐曲。在实验小组的带动下,同学们自己编写,自己演奏,创造出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乐曲,如:小提琴独奏《二泉映月》、《梆子风》、小提琴齐奏《四季调》、《山区公路通了车》、弦乐四重奏《小梁祝》等等。由于新作品不断涌现,系里经常举行新作品音乐会。在学生中涌现出了一批业余作曲家,如阿克俭、屠巴海、梁寿祺等。  

    第四,1958年十月中旬,院领导将不同专业的学生,混合编成六个团队,分别到六个不同的省进行“六边”(边劳动,边宣传,边采风,边创作,边演出,边学习)活动。管弦系实验小组成员与声乐系部分学生,还有作曲系的陈钢等,组成了“浙江队”。在开往温州的船上,实验小组讨论落实“六边”中的创作计划时,提出要创作一个大一些的作品,向明年的国庆十周年献礼。当时,先设想了“大炼钢铁”和“全民皆兵”两个题材,何占豪又增加了“梁祝”。三个题材上报院领导后,大家随即投入了劳动、学习、宣传等紧张的生活中,暂时忘记了创作的事。直到刘品乘船赶到温州,才知道院领导已选定“梁祝”这个题材。当何占豪觉得自己没有学过作曲,无法创作“小提琴协奏曲”这样大型作品的时候,刘品花了一个晚上,边听何哼唱越剧的各种唱腔,边给何打气,鼓励他说:你们一定能搞出来。这促使何占豪下了决心,一定要写好“梁祝”。由于过于投入,以至演出时打鼓都忘记了。  

    第五,“六边”活动结束,何占豪带着他和我两人写成的“梁祝”初稿给刘品看。刘品以较高的艺术眼光和对创作这部大型乐曲的责任感,认为这个初稿“不行”。他对我说:看来真要创作一部大型音乐作品,还得要争取专家的帮助。你回去对你父亲(丁善德)说说,请他来指导“梁祝”的创作,并请他说服他的学生陈钢也参加(我们曾邀请过陈钢,但他没同意,理由是要写毕业作品)。刘品这一关键性的意见得到了党委书记孟波和我父亲的支持。从此“梁祝”就在我父亲的指导下,开始进入了后期创作的阶段。我父亲每周给何占豪、陈钢上课,对“梁祝”的创作做具体指导,如“是否采用奏鸣曲式”、“是用单乐章还是用多乐章”、“‘梁祝’的故事情节如何与西洋曲式统一”等等,都是在我父亲把关下敲定的。党委书记孟波,也十分关心“梁祝”的创作,指出“投坟化蝶”不应说成是封建迷信,而是代表了人民美好理想的浪漫主义。  

    第六,当“梁祝”创作已基本定稿时,刘品让管弦系小提琴教研组,组织几乎所有学习小提琴专业的学生,都以“梁祝”作为专业课内容进行练习。在此基础上,很快就确定了俞丽拿和沈榕重点准备,担任正式演出的独奏者。正式选拔的时候,她俩在大礼堂的舞台上轮流反复演奏。除本系师生外,还欢迎全院师生共同聆听、比较、各抒己见,使她们的演奏逐渐完善。当时台上台下,人们专注、沉醉于她们俩精心演奏的每一个细节,那气氛如同节日般的热烈。与此同时,刘品又请小提琴教师赵志华、陈又新,在实验小组对演奏“梁祝”的一些特殊技法探索的基础上写成理论文章加以总结。  

           当时,“梁祝”的排练已成为整个管弦系师生共同的兴奋点,每个人都为自己能在“梁祝”诞生的过程中出一份力量而感到光荣。例如赵志华在“惜别”那一段中就加上了动人的一句。各声部排练中,对配器、弓法、力度等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也在陈钢因遗失了总谱后参与了“小快板”那一段的配器。  

           这就是作为系党支部书记的刘品,在“梁祝”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中的作用:把发展民族化事业的先进思想,转化为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的过程,是一个艺术团队的创作过程,而刘品就是这个团队的灵魂人物。今天回过头来想想:  

    如果没有刘品具体的组织和推动,还会有实验小组及其一系列创作成果吗?  

    在何占豪当初没有信心时,如果没有刘品的竭力引导和鼓励,何占豪和我会投入“梁祝”的创作吗?  

    如果没有刘品及时争取专家的指导,调整从单纯的业余创作,到业余和专业的结合,还会有今天的“梁祝”吗?  

           纵观国内外大型的艺术创作,大都是以团队完成的。张艺谋的电影创作,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制作,日本名导演黑泽明的团队制作,无一不是如此。毫无疑问,“梁祝”就是一次成功的团队创作实践。只是成功后的刘品“躲”了起来,以至我们至今找不到一张刘品和“梁祝”有关的照片,也找不到一篇论述他对“梁祝”贡献的文章。这固然是他一生视个人名利如浮云,不屑于向人们张扬自己曾做过些什么。然而作为他的同时代人,曾在他的领导下,为小提琴民族化事业共同贡献宝贵青春的我们,有责任向所有珍爱“梁祝”的音乐爱好者,还原“梁祝”创作过程的历史真相,不应该任由一些奇谈怪论蒙蔽他们。否则对于广大的音乐爱好者就太不公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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