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苏俄音乐史上一颗重磅炸弹——施尼特凯《第一交响曲》在高尔基市首演。这部交响曲令人惊异之处,在于它的包罗万象,吸纳了音乐史上各个时期的素材,直至流行、爵士。这些素材都服务于作曲家的中心意念,“试图把交响曲拓展为全新体裁,界于现实和艺术史、不同类型的文化和音乐之间,让艺术从日常生活的生涩材料中自然浮现而出。”同时这部交响曲显示了作曲家的一个基本态度,现代技法和音乐应该突破纯音乐的牢笼,关注当下时代最核心的刺激点。《第一交响曲》立刻令施尼特凯成为苏联作曲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位。下面这段文字译自伊凡什金的英文版《施尼特凯传》第五章,令我们重新回味苏俄音乐史上这个重要事件: 

    1974年,一个寒冷的二月清晨,指挥家杰纳迪•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离开莫斯科,前往高尔基市(现在改回旧名,诺夫哥罗德)。该工业中心位于首都以北450公里,如今以安德烈•萨哈罗夫的流放地而知名,同时也作为施尼特凯音乐的首次凯旋之地,被人铭记。次日晚上,莫斯科至高尔基市的通宵夜车上挤满了音乐家。不同寻常的是,其中一些人以前从未演奏过“严肃”音乐。爵士大乐队“旋律”在流行界十分活跃,由萨克斯演奏家乔治•加拉尼安领队,受邀参加施尼特凯交响曲的首演,爵士钢琴家列昂尼德•奇日柯也随行前往。作曲家、演奏家和评论家们涌向高尔基市——只是为了聆听音乐会,这样的作品是不可能在首都上演的。

    施尼特凯的交响曲未能获得在首都演出的许可,并不令人惊讶(他还要等上十二年才迎来莫斯科首演)。高尔基市的危险较小,不会招惹苏联文化部官员的瞩目。此外,该市不向外国游客开放,西方报刊的评论者压根无缘出席演出。尽管是这样,作曲家要上演交响曲,还是要获得书面许可,需提请两人中任一人批准:吉洪•赫连尼科夫(苏联作曲家协会领导)或是罗季昂•谢德林(俄罗斯作曲家联盟领导)。他俩负责审核音乐新作是否适合公众,有无反苏宣传或“形式主义”路线。对施尼特凯而言,去找赫连尼科夫,不仅丢脸,而且荒唐,那家伙臭名昭著,支持日丹诺夫在1948年的大批判,一直是个顽固保守派。于是作曲家去找谢德林,给他看了总谱,相对较快地获得了批准。这有点令人意外,谢德林虽说是个天才作曲家,人很聪明,但处世谨慎,不轻易决断。他总在自己的偏爱和官位之间小心平衡。但话说回来,在这件事上,他表明自己喜欢这首交响曲,并在必要文件上签了字。说实话,这在七十年代是个勇敢之举,那十年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光辉顶峰”,一个禁令、官僚和白痴盛行的年代。

    或许谢德林明白,第一交响曲是一颗炸弹,威力之猛足以摧毁苏联音乐现有秩序和等级。当时他还没像后来那样,把施尼特凯视为潜在对手。交响曲首演后的反响堪称一场风暴,多数充满了狂热。许多音乐家和音乐爱好者受到了刺激性的震撼,此前他们从未听过类似的音乐。 

    施尼特凯的非凡交响曲展示了一幅万花筒般的世纪全景图。从古典音乐和非古典音乐内借用来的材料编织在一起,几乎无法再辨认原貌。有一段漫长的爵士即兴插段,乐队的插段是随意、没有记谱的调弦(交响曲以此开场与收尾),最终是彻头彻尾的嘈杂场面:整个乐队在长笛的带领下,离开舞台,回来时轻轻奏着一首毫不和谐的葬礼进行曲。最后,只有两把小提琴还在固执地演奏着海顿《“告别”交响曲》的结束乐句。

    这首交响曲到底有什么含意?首先它在搜寻一个关键基调,二十世纪带给人类的是近乎无法调和的对立。音乐开头,秩序似乎得以建立,但借自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终曲的凯旋音调随后转为酸涩,被神化的事物在我们耳际可耻地崩塌。乐队爆发出新的疯狂,正像爵士插段那样,也在张力下破灭,在弦乐赞歌中寻找协和的企图终归于徒劳。约翰•施特劳斯的《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转化为一首戏仿式的、奇特葬礼进行曲,表明一切已灾难性地丧失了稳定。不过世界还是复归一体——毫无疑义是在象征层面,一致齐奏C音,引领整部交响曲走向最终占支配地位的朴素单纯,也提出了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之后会怎样?” 

    对施尼特凯的《第一交响曲》而言,意大利语“交响曲”(sinfonia)的古老原意是再恰当不过了——“一起奏响”,每个可能的对立因素都同时并存于一个真正的微观世界。 

    作曲家这样写道:“任何作曲家,只要他不是聋子,他的音乐思维中一定有不同层次和等级。但不是每个作曲家都会利用其音乐世界中较低的通俗层面。有些作曲家,如韦伯恩,他倾向于把这些层面‘高尚化’,使它们隐蔽而不易觉察。其实,我们聆听他的音乐,还是能听到维也纳圆舞曲的蛛丝马迹,能感觉到曲作者曾干过轻歌剧指挥家。当然,那只是一个影子,一个原貌的遥远回响。在马勒的音乐中,这些较低和通俗的层面完全公开展示。马勒、肖斯塔科维奇、艾夫斯和齐默尔曼都把音乐世界的外围边缘,圈入他们的音乐。这也正是我走的道路。” 

    施尼特凯的《第一交响曲》首先是关注文化和历史的音乐。作曲家在作品中摘引了贝多芬和肖邦音乐的片断,并不是来自“艺术”音乐,而是这些音乐在日常环境中时常丑陋的变形。作曲家再重新把它们带回交响曲中,如今它们具有了音乐之外的联想,具有嘲讽意味,譬如《第一交响曲》终曲开头处的肖邦《葬礼进行曲》。交响曲不仅包含了不同文化、历史和社会层面的撞击,它还率直地投身现实,并带着从现实中采集来的特征,抽身归来。通常人们认为日常生活中的陈词滥调不适合艺术作品,但施尼特凯的这部作品却代表了一种对此无所畏惧的态度。音乐作为文化产品和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之间一向篱墙高筑,《第一交响曲》直截了当地拓展了艺术作品的范围,令这道篱墙趋于崩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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