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随着中国殖民地进程的加快,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日益广泛,中西关系问题引起中国文化界有识之士的广泛关注。在中西音乐关系问题上,从最早的“为促进中国的进步,视音乐为改造国民精神的利器之一”[1],到“以西补中,中西并举”等各种观点纷纷登台,其中,“全盘西化”、“全盘中化”、“内容决定国乐”等各执一词,争执不休;其间,虽有黄自、冼星海等从创作实践中意识到中西结合的必要,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既没有详尽的理论阐述,在创作实践中也存在着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杨荫浏先生写作了《国乐前途及其研究》[2]一文。

    杨荫浏先生《国乐前途及其研究》是针对以往各种众说纷纭的观点而提出的一个宏观的、整体性的论题,他着眼于中西融合,却立足于发掘国乐,指出:“我们应当给予国乐过度的注意”[3],目光深邃,察时人所未见。他在提倡研究国乐的同时,不忘采取“审慎”的态度,思考冷静而周全,其中对国乐的内涵、原则及其选择原则做出详细而独到的分析,显示出作者深厚的音乐理论功底;他看出了西乐进入中国后的矛盾所在,但并不因此而拒绝西乐,而是“将来的解决,便必在它们相互中间求得”;作者不但在世界音乐融合的趋势下探讨国乐的前途,而且在发展国乐的支点上谈论西乐的价值,目光敏锐,思虑深远;在分析国乐发展存在的问题时,能够从门派、音乐类型、内在特点与历史沿革等几个方面详细论述;同时,作者还在影响国乐发展的现实性原因分析方面详加考察。整篇论述显得思考周密,无懈可击。正如魏廷格">魏廷格先生所说:“文章既是从中西音乐关系中看国乐,也是从国乐前途中看中西音乐关系。在我看来,其视野之广阔,透视之深邃,眼光之锐利,逻辑之严密,言辞之恳切,特别是其历史责任感之紧迫,将中国音乐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推到了一个不仅是那时代的最高点,而且具备了超出那时代的意义。今天读来,除语言风格外,还会误以为是写于当代的。文章关切的、力求解决的种种疑难,今天,依然是我们关切的、力求解决的种种问题。”[4]

    《国乐前途及其研究》是一篇视野宏阔、识见深刻的学术论文,其写作方法集中的体现出学术论文“论题具有针对性、内容具有理论性、论述富于逻辑性”的写作特点,是一篇难得的范文。然而,严密的逻辑性是本文的一个突出特色,其学术性正是从严密的逻辑结构中彰显出来的。我试从这一方面对其进行解读,以加深读者对音乐学术论文写作逻辑结构重要性的认识。

        学术论文对论述逻辑性的要求很高,论述的逻辑性是保证内容充分体现出理论性的重要条件。文章论述的有多种:首先是宏观逻辑,即结构逻辑,文章谋篇布局及各个大小结构之间的逻辑关系。我们常说的“章法”,即文章结构之法,讲的就是这种宏观层次上的结构逻辑及其相互关系;其次是中观逻辑,即论证逻辑,是某一论点的论证和分析过程中在论点、论据、材料之间所显现出来的逻辑关系;然后是微观逻辑,即表述逻辑,这是在一个具体的表述语境中,词序、语序、上下文之间所显现出来的逻辑关系。

     

    一、“章法”有序的结构逻辑

    学术论文论述的逻辑性主要指思路顺畅,纲目清晰,层次分明,顺序合理。论述的中心论点是什么,在中心论点统帅下安排哪几个层次来阐明,每一个层次里又分哪几个小观点,哪些意思先说,哪些意思后说,要胸有成竹,心中有谱,让人看了能把握要领。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杂乱无章,条理不清。杨荫浏先生《国乐前途及其研究》论述的中心论点是“过度[5]注意国乐”,全文分十个部分,先后有序,安排得当,论述富有条理性,增强了说理的逻辑力量。

    第一部分,用短短的篇幅提出:国乐是我国历史上“凡有音乐价值的记载、著作、曲调、器物、技术等等”;是全国“各省各市各村各镇的音乐材料”,和“曾与、正与、或将与”我国相关的“他国音乐的材料”。由此可见,作者这里所说的“国乐”,并非我们今天的“民族音乐”或“传统音乐”的概念,而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我姑且称之为“中国音乐”[6]

    第二、三部分,从“国乐将来地位的前瞻”引出本文的核心论点:“我们应当给予国乐过度的注意”。提出:只有从音乐创作和音乐理论的实际出发研究国乐发展问题,才能真正理解、把握国乐发展的实质;以国乐面临的实际情况引出“我们应当给予国乐过度的注意”。从国乐的现状,提出我们应着眼于中西融合,立足于发掘国乐,目光深邃,发时人所未见。

    文章的第四至第九部分分别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如何“给予国乐过度的注意”。

    第四、五部分,从中西音乐交融的问题谈到国乐研究的准备工作先生首先提出:西乐已与我国的文化发生了关系,而且遇见了它在本土从来没有遇见的问题。”他看出了西乐进入中国后的矛盾所在,看到了中西音乐碰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时,泛泛而论“音乐是世界的”,难免碰壁,提出“将来的解决,便必在它们相互中间求得”。接着,先生提出国乐研究必须注意的几个方面:“相关的史实和相关的思想”;“歌曲的演进”、“诗词文学的演进和音韵学的演进”;“国乐的专门论著”、“及和它相关的或相反的其他论著”;“乐律问题”及“现代数理和音响学方面必要的基础”;“民族音乐的材料”以及为“收集和整理工作”“不得不先在已知的符号和已知的技术方面,作一些相当的准备”。可见,先生没有拒绝西乐,而是目光敏锐,思虑深远地看到:“融合”是不可避免的,问题的关键是怎样面对“融合”?为求得“融合的适宜”,我们不仅不能不做准备,而且“所作的准备”既不能“过于狭小”,也不能“过于片面”。

    第六、七、八部分,先生分别从几个方面批评了当时“国乐研究”的误区。首先,通过对几种错误认识的批驳,建立起自己研究国乐的“古今新旧”观,着重提出一定要注重国乐深厚的底蕴。接着,先生着重论述了国乐研究中要摈弃门派观念,“广求触类旁通”,提出国乐的研究要“愈求愈深,愈深愈广,愈广愈深。研习之深度无穷,相关之广度亦无尽”的观点。这一论述,目光敏锐,思虑深远,深得“博大精深”的辩正思维之精要。最后,先生在提出国乐工作各项具体任务的同时,点出目前存在的问题:在音乐创作实践领域中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在理论研究领域中史料整理的不足和研究方向的偏差。

    第九部分,将音乐理论详细地分为14个研究部门,并列举了其具体的任务。从列举的这些项目可以看出,早在40年代,先生所考虑到的音乐学理论研究就已经覆盖了我们今天音乐学理论的大部分学科。如:音乐史学(中外音乐史学、音乐文献学、训诂学)、作曲及作曲理论研究(作曲、作曲理论、歌词创作)、民族音乐学(田野考察、民歌、说唱图像音乐学)、音乐教育学、表演艺术学、乐律学、声学等等,应该说,这是一份较早的音乐学学科分类。先生认为,这些工作不管怎样做,也不管做到什么程度,都是为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而且,若能将这些成果译成外文,或许“能成为世界音乐学者们所重视的材料”。其中,有些开拓性的领域,“无论从那一小点上开始着手”,总会随时获得收获,收获而且会越来越大。

    第十部分,提倡国乐研究,不忘采取“审慎”的态度,思考冷静而周全。“去取的审慎”历来是理论研究工作的难点之一,选择难,淘汰更难;建立原则难,为了使建立的原则不至于太片面而阻碍了研究工作的发展更难。作者通过对“墨子的非乐观”的分析,“希望可以唤醒片面的音乐家们,而催起他们更深刻的反省。”作者又以“韶乐似并没有毁于秦火”,古琴领域“数百年来异说异派相互间之兴衰消长”,清圣祖的“一均十四管律”对“千余年来乐律家……好容易达到完成的峰极的等比律”的一笔抹杀,以至历代音乐演唱者根据自己的好恶对曲调的改变这样一些史实说明,“去取”“在历史悠久,材料复杂的我国文化中间,更不能不加以特别的审慎。”特别是最后,作者的两段论述发人深省:

    第一段论述以历史发展的实际作为出发点,以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工作的实质为例证,论述就有了依据,其思路相当顺畅,用简明的语言概括了“审慎去取”既是一种方法,又是一种原则。这样,以上的所有论述就水到渠成了。

    第二段论述以不远邻邦的“苏联作曲家”“抢先一步的研究我国的国乐”这一事实,提醒“本国的音乐家们,即使不是积极的为了音乐真理,而是消极的为了政治文化的防范,似乎也不得不反省一下,有些原则,是否准确,有些淘汰,是否公平。”从中显示出作者理论联系实践、密切关注现实音乐生活中的紧迫问题的优良学风。

    总之,文章从整体到部分,从部分到细节,相互关联,先后有序,逐层深入,论述彰显出“章法”有序的逻辑结构。

     

    二、严整的论证逻辑

    严整的论证逻辑与周密和全面密切相关。全面不是面面俱到,突出、肯定一个方面时,不忽视、否定问题的另一方面;周密则体现在强调某一个论点,既从全局观念来考察,又防止超过一定的限度,注意到它在整体中的地位,特别是在作出一个判断的时候,不遗漏需要说明的必要条件。杨荫浏先生对“国乐”作出判断的时候,充分体现出周密与全面的原则。他在回答了“国乐是什么”的问题以后,又从“国乐真正的本体”、“国乐的独到的价值”、“国乐的独特性”、“国乐研究”、“国乐的深度和广度”……对“国乐”进行了进一步明确的规定,一直谈到“在国乐的园地中”各人的责任时,我们才真正看到杨荫浏先生对“国乐”主体的认识:“国乐”不是“孤立性的私有性的”,它是与中国一切音乐活动都有联系一个整体,用我们今天的文字进行判断:“国乐”是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切音乐活动的整体,它包括“中国的音乐创作”、“中国的音乐表演”、“中国的音乐理论研究”,也涵盖了“中国对西方音乐(创作-表演-理论)的研究”。杨荫浏先生关于国乐的评论之所以在今天依然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因为他的理论观点既注重了音乐主体,在强调音乐主体的同时不忽视音乐客体这个重要方面。把国乐看作是主客体的对立统一,论述全面,说理周密,无片面之见,有较强的逻辑力量。

    严整的论证逻辑还体现在论述的联贯性上:上下衔接,前后呼应,过渡自然,首尾圆合;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无拼凑之迹,无隔阂之感。如:杨荫浏先生在提出国乐工作各项具体任务时,从音乐创作实践、理论研究动向两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在音乐创作实践领域,他对“单凭……自己对于极小部份本国曲调的直觉便从事作曲,……想这样的为民族音乐开拓出一个簇新的世界来”的音乐创作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仅有“勇敢的精神”,没有科学的态度,所做的一切“都是可以怀疑的事。”并从中引出了一个分论点:“仅提倡国乐的创作并不合理”。这里,作者从一些人良好的愿望出发,通过对现象的集中分析,概括出“民族音乐,决不是可以凭空创造出来的,可以凭空创造出来的,是另一样东西,不能说是民族音乐”的结论。上下衔接多么紧密,内容过渡又多么自然!文章接着引出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提出理论研究上主要存在两个问题:史料整理的不足和研究方向的偏差。通过西方音乐的创作离不开史料的支撑这种特点的阐释,过渡到“我们决不能单看他们成功的结果而忘掉他们所以达到这成功阶段的真正原因。上下衔接得真是天衣无缝。作者又由此联想到,我们目前在西方音乐研究上可以做的:“在理论与史料方面,不过是翻译介绍现成的书本而已。”若“关于和声对位等书、要由我们……写得比现有的西方著述更加高妙,……这虽然不是不可能,然其实是难能希有的事。在器乐与声乐方面,我们所最能做到的,……转授的工夫而已。”概括、凝练、集中、强烈的说明了在西方音乐研究上也必须实事求是;接着又从音乐史料的研究对西方音乐创作的作用,谈到中国音乐史料内容的复杂和繁多:用“民族音乐的园地太大;……园地中有的是材料,而这些材料……一部分因了外来响影,会随着时间消失的材料,更非赶快着手,加以整理不可。”过渡到对国乐材料的整理“更非赶快着手”不可,这是此段的重点。

    这样,由“一些人良好的愿望”、从“仅提倡国乐的创作并不合理”谈到“民族音乐,决不是可以凭空创造出来”,又从“西方音乐的创作离不开史料的支撑”引申到对国乐材料的整理“更非赶快着手”不可,概括、集中、凝炼就非常自然,合乎情理,毫无牵强附会之感,连贯性较强。整篇文章从音乐创作实践、理论研究动向这两个方面,每一个方面又分几个小观点来谈当前的实际情况,其细目非常清晰;描述与说理水乳交融,衔接与呼应浑然一体,达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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