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和激情并重 随想与凝思兼容

    ——黄翔鹏《音乐学在新学潮流中的颠簸——王光祈先生诞生百周年随想录》解读

     

    黄翔鹏先生《音乐学在新学潮流中的颠簸》[1]一文是作者根据在“王光祈先生诞生百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提纲追忆当时思路,补写而成的随想录,堪称随想式论文的经典。此文谈及了音乐文化和音乐学的中西关系、古今关系问题,音乐民族学和音乐型态学问题等学术问题,由此可见其用意绝非仅限于纪念。从行文来看,作者最终要向读者阐述的,是音乐学研究中继承与借鉴的关系问题,是如何看待新与旧的关系问题,可谓旨宏意深。黄先生为论文定题为“音乐学在新学潮流中的颠簸”,既有历史纵深感,又体现出音乐学发展的艰难而动荡的历程,简洁厚重,形象生动。这恰恰显示了黄先生论文的独特之处——在纵情的随想中,呈现出理性的凝思,贯注于文中的是黄先生对音乐学发展的激情关注和对于音乐学趋向的学理思考。正是这种激情与学理的有机融合,使论文独具感染力和说服力,并为论文写作提供了一种不可多得的范式。

    一、理性的凝思

    本文主要论述了王光祈先生在音乐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历史贡献及其现实意义。作者通过分析王光祈在新旧文化转换时期对音乐的历史特质、理论思维、目标以及方法等方面的独特思考与实践,指出其在中国音乐发展中的价值。文章的深意并不仅仅在此,而是从分析王光祈先生创造性的对整个中国音乐的历史转型、发展以及定位的复杂性的理解,通过由人们对王光祈音乐贡献的非议引出影响中国音乐发展的“中西”、“新旧”关系问题、“进化”与“融合”问题、“方法论”问题。同时,作者对宏观层面上的音乐理论探讨并没有脱离开微观层面上的对王光祈先生的音乐理论特色的论述,两者相互结合,相得益彰。这使得文章既有具体细微的论述,又有宏阔的理论建构。读者从中更容易看出王光祈先生在音乐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价值与地位,又能把握影响音乐发展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文章由此显示出鲜明的理性色彩和高远的思想境界。

    论文开篇,黄翔鹏先生以饱含深情的议论笔触写出了对王光祈的怀念,议论中所体现出来的现实问题引人深思。先生说,如果王光祈只是“介绍新学——比较音乐学的一个‘翻译家’”,如果王光祈当时提出的“理论建设目标”“已被前代人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如果王光祈的治学方法“已陈旧不堪”、“水平低下”、“不可再用”,我们都“不必要返顾他的所作所为”了。这三个“如果”既指出了王光祈在我国音乐理论发展史上三方面的贡献,确定了王光祈的历史价值与地位,又引出了对于“中西关系”、“理论目标”、“治学方法”等问题的思考。同时,也表明了作者对简单否定前辈学者学术贡献的诸种现象的愤怒之情。这恰好体现了本文选题突破点的巧妙之处:作者将纪念的主题与文章的论题、自己的评价浑然天成地结合在一起,可谓一举三得。

    作者从宏观评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得失引出论述的中心

    我认为,王光祈先生在他那个时代中难能可贵地正确处理了古今关系和中西关系问题。这是非常值得于以总结的历史经验。可以说,从王光祈以来,我们的音乐学至今仍在新学潮流中颠簸着。古与今,中与西,这两层关系的处理至今仍是我们面临的疑难课题,抚今追昔,先生的作为对于我们为后人者,该是有重大意义的。

    作者的思路与目光回旋在历史的长河里,以宏阔的理论视野指出了王光祈在转折时代对中西音乐关系的思考所具有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从而凸显王光祈在音乐文化建设方面的独特之处:

    讲到王光祈先生,论西学,大家都承认他是个杰出的先行者;论中学,他是萌念于爱国主义、立足于本民族音乐文化的整理者。好象在五四时期的诸位风云人物中,算个难得的、既不保守,也未发过如前那些偏颇之论的人。

    作者不仅为下文论述提供了思考角度,而且在此基础上,具体论述了王光祈处理中西、新旧音乐关系的正确思路:引进、整理、结合、创造,这对我们今天的启示是显而易见的。这篇文章名为“随想录”,实则是对近一个世纪以来音乐学研究与传统的关系,与西方音乐学的关系问题所做的集中而系统的阐释。这样的论题肯定是仰赖于作者长期的理性思考。

    必须注意的是,黄翔鹏先生此文不是以常规方式提出论题的,他把王光祈先生的贡献,音乐界某些学者对他的漠视和自己的评价结合在一起,使论文具有特殊的感染力。文章看似随意而谈,但却引经据典,纠正一些错误认识,尤其是提到方法论,作者多方论证,有力地说明了:

    基础深厚与发展无穷的关系;中国人讲实学,是一种可化旧物为神奇的革新催化剂,比之想乘直升机上天的“没根”行径,仿佛是一步一脚印挺笨的样子;可又实在是未可限量啊!

    在谈到音乐理论研究的新、旧方法时,黄翔鹏先生旗帜鲜明地提出,“问题在于:我们怎样鉴别它的新、旧,何以论之,并且怎样对待它们?”他以为:

    死讲方法论的先进或落后其实是无异于自缚手脚、划地为牢而已。何况这里所指的“新”、“旧”方法论,其实并非同层次、同角度之物,不能全与钢笔、毛笔一例相比的呢?

    由此,他告诫读者:音乐学研究者应该有扎实的基础,为音乐学研究做好准备。这样的论述显然是针对时弊的,作者所提倡的是,应该重视前人所使用的方法。而不能用各种变幻莫测的新理论、新方法来掩盖前人的功绩。在此基础上,作者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整理、研究、借鉴一些为我们所忽略了的音乐学著作。音乐理论家的职责就是以自己的理论和知识,研究、解决、回答现实音乐生活中的重要命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从黄翔鹏先生的文章中,我们突出地感受到他密切关注现实音乐生活中的紧迫问题,并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理论立场。我们仅从以上作者对“方法论”的论述即可见一斑。

    二、严密的结构

    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黄翔鹏先生十分重视论文结构的缜密性。这也是其论文理性的重要表现。作者将其飞扬的思绪放在了一个十分严密的思维体系中加以表现,因此,论文的结构堪称完美。我们可以大致勾勒一个结构框架,以便更加直观地体会这种结构特点。

     

    引言:通过三个“如果”引出论点影响中国音乐发展的“中西”、“新旧”关系问题“进化”与“融合”问题“方法论”问题

    论点一、影响中国音乐发展的“中西”、“新旧”关系问题

    “新的文化建设需要传统的墓地。”“整理传统遗产——创造新的国乐——需要西学的帮助”。

    论点二、“进化”与“融合”问题

        在王光祈的国乐理想中,……只有一条极为艰苦的建设之路,学习了别人的方法,要用来整理自己的遗产,要用来创造自己的新国乐;决不肯当个黄皮肤的洋乐家便完事。

    论点三、“方法论”问题

        方法论有继承性和发展性,不该以庸俗进化论的眼光把那新、旧强调到了不适当的地位。

     

    结论:做学问的人该明白:基础深厚与发展无穷的关系;中国人讲实学,是一种可化旧物为神奇的革新催化剂,比之想乘直升机上天的“没根”行径,仿佛是一步一脚印挺笨的样子;可又实在是未可限量啊!

     

    论文论点相互联系,环环相扣,主要围绕“中西”“新旧”两个角度展开论述,最后又以个人的体验总结了全文的观点。同时,文章具有明确的对比结构,通过对正反两方面评价的分析、比较,论证了王光祈音乐贡献的独特性与现实意义,从而加强了文章的论辩色彩,更具吸引力与说服力。

      此外,文章采用多种论证方法,举例论证、对比论证、比喻论证等方法对加强论点的说服力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全文说明与议论相结合,充满强烈的感情色彩,作者把情感寓于议论当中,加强了文章的人文特色与伦理价值。

    三、纵情的表达 

    黄翔鹏先生是一个激情荡漾的学者,他思路开阔,学养丰厚,所以论文扎实厚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先生直言已见,锋芒毕露,但以理服人,并且毫不掩饰自己对于王光祈先生的崇敬与赞赏。因此,总观论文,纵情随想,纵情思辨,纵情收束,可谓畅快淋漓,令读者叹为观止。这样的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古今中外信息资料信手拈来,使用得心应手,评价激越深刻。

    文中论及王光祈的贡献及其理论价值,作者以严复译述《天演论》、顾颉刚著《古史辨》、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为参照,特别强调王光祈理论产生的背景,指出王光祈所处的“五四”时代在偏激中所保持的民族精神。作者这样评价鲁迅:

       鲁迅说;你要在黑屋子里开一扇天窗透一透亮,得不到准许;那就嚷嚷要拆房子!这时多半就会默许你开天窗了。他在回答“青年必读书”的问题时,还曾一出于讽刺表格式的简单化提问、二出于某种偏激,说了少读、不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的话。这是他的真意么?鲁迅论中国人的国民性,也多鞭挞‘丑陋’之处,这是他唯恐自己眼睛不蓝,鼻子不高么?对中国人也好,对中国文化也好,因其爱之深,所以责之切!鲁迅正是一个充满民族精神的、牢牢植根在中国大地上的文化革命巨人。

    显然,作者在此强调的是,“五·四”一代学者全盘否定传统,也只是一种策略,在他们的思想与行动中,弘扬民族传统和精神,始终是他们的目的之一。爱之深,责之切,则是他们在转折时代民族责任感的表现。这段历史资料的使用与剖析,让读者懂得了,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历史,面对传统,在作者锋芒锐利的诘问和恳切深情的评价里,读者不难看到作者对当下音乐学研究状况的焦虑感,期盼音乐学走上正轨的挚诚之心。

    从上述分析可见,黄翔鹏先生熟读经史,学贯中西,所举实例点面结合适当,既有深度,又有力度,详评略述,随意而不松散,激情而不偏颇,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

    第二,口语色彩鲜明,疑问句式恰切,语言形象生动,气势如虹。

    因为本文原稿是发言稿,所以其口语化色彩比较鲜明,这使它异于普通论文。作者使用了一种身临其境的语言表述方式,形象生动地一步步阐释自己的观点。

    读先生的书是见其为人的。他是一位有血有肉的“少年中国”汉子,不是暮气沉沉的老年中国儒家门徒。他这个热情磅礴的爱国者,是个“麻、辣、烫”的四川志士。怎能无睹于他的思想实际而只凭片言只语就作这种定案呢?!

      这段语言精确地概括出王光祈先生的思想境界、理论特征及其人格魅力,加之作者满怀深情的赞誉,其表意的多义性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在滚烫在语言中,我们还能感受到作者跃然纸上的激情。这样的文字是极具感染力的。

    文章的写作者是极富激情的学者,所以,他的思路几乎不受任何因素的缰绊,真正是随想式的格局,所以,对于古今中外的名人、名著及其思想理论,信手拈来,毫无刻意感,其思维在跳跃中闪烁着真知灼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章是松散的,其中有一条非常明晰的线索贯穿始终,将作者的激情归并到一个整体之中。这要仰赖于作者在文中所使用的大量的疑问句,这些句子不但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变化,而且联系着文章前后的观点,对文章结构起了很好的作用。比如:

    王光祈一生的作为无疑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业绩;这又和我们今天讲改革开放,讲文化工作、学术工作的现代化建设有什么直接干预呢?王光祈的那个时代不是早已过去了吗?他对古代文化的态度是有点传统包袱过重了吧?好像还有点儒家的味道。他的那一点“西学”不也早就落后了吗?

    一句话,我们能把这类“潜台词”在这个庄严的纪念会上抖弄出来吗?

    这几个看似仅仅为了表达作者的情感而设置的句子,其实为全篇定下了一个基调,也为中心论点的提出打下了基础。又如:

    比较音乐学的方法,“型态学”的方法己经过于陈旧了、该淘汰了吗?

    请问:艾利斯当年是怎样测定匀孔笛的?我们今天又是怎样测定的?我们仍会那样带着形而上学的脑袋瓜,把它测定为“七平均律”吗?我们自己提出“音乐型态学”的研究,……到近年来并且因之发展到“曲调考证”工作的。这难道只是一种一成不变的“比较”方法吗?美国的西格蒙德·莱瓦里教授等在六十年代中发表的《音乐型态学》著作,对于相当数量的音乐分析学术语作了真正称得上是“基础理论”的研究,更新了许多重要概念,这也是“陈旧、落后、过时”的东西吗?恐怕有好些热衷于追求“时髦”的新方法爱好者们并不知道:德国的音乐学家们,有一个最新的动向,他们正在为运用高等数学进行音乐研究的“比较音乐学”从事着开创性的工作。敢说这是陈旧的、该淘汰了的吗?

    这一系列的问句,无一不在说明,任何一种方法都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延展和深化,并在此过程中更新许多重要概念。这样就阐明了作者的观点:不该以庸俗进化论的眼光把那新、旧强调到了不适当的地位。

    我们看到,正是这些疑问句式所形成的排比格局,加大了论文的信息含量和作者的情感成份,在磅礴的气势中,引发我们深深的思考。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对于写作者来说,疑问句式使用得过度频繁,容易使得文章的语气过于强硬,作者的感情表达过于激烈,虽彰显了作者的个性,却可能失却文章的平和冷静,削弱文章的说服力。这是一般写作者应该警惕的。

      第三,结论表述激情化,加深读者印象,强化作者情感。

    论文每一部分结尾,作者如此表述:

    王光祈知道:新的文化建设需要传统的基地。

    王光祈知道:整理传统遗产,创造新的国乐,需要西学的帮助。

    在五四时期的文化人中,他是少有的、未以静止或割裂眼光看待“古今关系”;未以形而上学标准衡量“中西关系”的杰出人物。

    这既是对王光祈恰如其分的评价,也是作者的分论点之一——“新的文化建设需要传统的基地。”“整理传统遗产――创造新的国乐——需要西学的帮助”。

    在文章第二部分结尾,作者深情地说:

    也许可以说,我们久已不自觉地在先辈指引之下,走过了一长段路程。

    但如早就是“自觉”的呢?岂不省却了许多仿徨与摸索!

    这又恰恰是作者的第二个分论点的另一种表达——方法论有继承性和发展性,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们才可能看得更宽,更远。

    在上述结论中,我们能够深深领略到,作者看到一个伟大的开拓者受到后人冷落时的不平之情;一个音乐研究者为自己的“不自觉”付出加倍彷徨与摸索代价的反思;我们民族拥有王光祈先生的自豪感……。论述具有这样的说服力,不仅源自它充分的说理,更重要的,它还得益于作者充沛的情感对读者心灵的冲击与净化。

     

    黄翔鹏先生是我国老一辈音乐学家中“入世型”学者的代表之一,他以切身治学体会说明王光祈音乐理论与方法的现实意义,用以启发我们多联系身边的音乐实践,多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以自己平生所学,为当代音乐实践的健康发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冯效刚  2006年9月13日定稿于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编辑部

     



    [1] 黄翔鹏. 音乐学在新学潮流中的颠簸——王光祈先生诞生百周年随想录[J]. 音乐探索,1993,(1). 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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