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

     

    20081125日,上海第八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上,周海宏对引入信息论“信源·信道·信宿”概念用于音乐美学研究的尝试提出了批评。他说:这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对此,我以为事关重大,曾有当场回应。

    因为是大会讨论,不能充分展开。当时,我只举了每个人从口到耳信息传输的简单例证。并说明:即使是如此“简单”的事情,也存在经由空气的外传输信道,和经由骨骼、肌肉的内传输信道,这样两个不同的信道。听别人的声音,都是经由外传输信道。因此,听讲话和听录音没有明显区别。而自己的录音,由于只有经由外传输信道的留声,和平时经由内外两个传输信道的声音就会有明显区别。

    因此,必要的复杂化,恰恰是把问题简化而显明的正途。

    近来闲暇,检索、整理我以往运用“信源·信道·信宿”概念进行音乐艺术之“内涵·信息·意义”分析的论述,觉得有必要再度公之于众,以期展开进一步地深入讨论。

     

     

    二、以往相关论述

     

    《音乐哲学通讯·陇菲蔡仲德(北京《人民音乐》1993年第4期第2630页;《“音心对映论”争鸣与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target="_blank">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12月第1版第168-178页。

     

    作为一种特殊的“通讯方式”,音乐艺术之“信息”,是作曲家赋予音乐作品这个“信源”符号系统之中的;欣赏者心中的感受,只不过是经过一定的“信道”之后,在某一“信宿”之中对于作曲家赋予音乐作品之中“信源”音乐信息的接受。

    此外,除了“符号系统”本身负载之有关“人的本质”、“人的建构”之“信源信息”以外,还有另外一类有关于“符号用法”的“信源信息”。“符号”之“用法”,也同样蕴涵着有关“人的本质”的信息内涵。  

      在人类文明事象中,“符号”对于“意义”而言,并无严格的“对应”或“对映”关系。正因如此,除了“符号”之中业已“物化”了的“人的本质”(特别是有关“人之建构”的本质属性)之外,“符号”之真正的“意义”,往往深深蕴涵在“符号”的“用法”之中(请参阅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

      而这所谓“用法”,并不仅仅只是简单地“欣赏”、“消费”,也不仅仅只是简单地“音心对映”,而是关联于特殊的文明模式,关联于特殊的社会实践,关联于特殊的主体行为,因之才具有了特殊的文明内涵、特殊的文化功能、特殊的本质意义。 

    此所谓与“用法”相关的“意义”,虽然与“信道”、“信宿”相关,但是,并非仅仅只存在于“信道”和“信宿”之中,而是在作曲家活动的“信源”领域之中,便已经确定了其作品“用法”的根本性质。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改变某一音乐作品原来“用法”的主体,在实质上已经或为活动在“信源”领域的创造者。如将贝多芬交响乐改编为爵土乐的“配器者”等等。

    尽管由于通讯噪声的干扰,解译密码的不合,更由于信宿主体的偏颇,信宿所接收到的信息未必完全等于信源所发出的信息。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说:信源所发出的信号之中并不存在信息(或“内容”、“意义”);我们也不能说:信源所发出的信号之中只负载了有关“物理态势”的信息,而没有负载有关“人的本质”、“人的建构”的信息;而只有“信宿”与“信源”的“对映”,才使得信号(或“符号”)具备了有关“人的本质”、“人的建构”、“符号用法”的信息。须知:在符号的“建构”与符号的“用法”之中,业已凝结了人类的本质力量。

    这里,有两个根本不同性质的问题:一是信源之信号(或符号)究竟是不是负载了有效的信息(特别是音乐作品之符号体系究竟是不是负载了有关“人的本质”、“人的建构”、“符号用法”的信息)?一是信源之信号(或符号)究竟有没有被信宿接收和理解?后者是有关信息“通讯”的问题,前者才是有关信息“内容”的问题。换言之,后者是有关“艺术审美”的问题,前者才是有关“美的本质”的问题。

     

    《音乐哲学札记三则》1994年第2期《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对此音乐之象的内涵或内容,也有人称之为信息、意义。但是,所谓内涵、信息、意义三者,乃是在不同指域,有不同所指的不同能指。就一般意义而言,所谓内涵,是在信源域界之内,物化于客体之中的某种人的建构、符号用法一类的人的本质力量;所谓信息,是在信道域界之内,由通讯媒介负载和通讯管道传输之有关某种内涵的外在表征和编码符号;所谓意义,是在信宿域界之内,信息接受者对有关某种内涵之信息的解译、阐释,甚至引申、发挥。

     

       在内涵、信息、意义三者之中,物化于客体之中的内涵是第一位的、基本的东西。

     

    《音乐存在方式 —— 同人之有关思路》(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第28-3732页;《二十世纪中国音乐美学·文献卷(19901999)》北京现代出版社20001月第1版第801822页;《音乐美学基础理论问题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12月第1版第397-422页。)

     

    因为创作、表演、欣赏即构象、运象、品象的社会分工,导致了音乐作品内涵、信息、意义在信源、信道、信宿之间的反馈互动关系。

     

    当代中国音乐美学、音乐哲学学界,之所以展开有关“音乐作品的存在”、“音乐作品的存在方式”的讨论,无非是因为创作、表演、欣赏即构象、运象、品象的社会分工,无非是因为这种社会分工所导致之音乐作品内涵、信息、意义在信源、信道、信宿之间的反馈互动关系。

     

    所谓“音乐作品存在方式”之问题的讨论,其所关注,乃是有关信源域界之中音乐作品之内涵,通过信道传输之后,在信宿域界之中的意义生成。

     

    所谓意图,是尚未进入信源域界的前馈参数;所谓内涵,是在信源域界之内,物化于客体之中的某种人的本质力量;所谓信息,是在信道域界之内,由通讯媒介负载和通讯管道传输之有关某种内涵的外在表征和编码符号;所谓意义,是在信宿域界之内,信息接收者对有关某种内涵之信息的解译、阐释甚至引申、发挥。(参笔者提交199412月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与香港民族音乐学会联合举办之“中国音乐美学研讨会”的论文《当代中国音乐美学的历史哲学反思》)

    迈尔对此,似乎并未能明确加以区分。因此他才说:

    意义存在于刺激物及其所指向的那个随之而来的结果以及自觉的观察者三合一的关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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