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中国交响乐世纪回顾--闭幕音乐会,及其他 (一)

     

    陆培

     

    (一)

     

    前段时间离沪到外地参加一个会议,不想恰恰错过了这个“百年交行,世纪交响”的上海展演周音乐会。幸运之极的是在我回沪后又恰恰碰上了2008112在上海大剧院的闭幕音乐会。这次的“百年交行,世纪交响”的“活动”气势搞得比较大,看介绍,说全国有25家交响乐团参演了25场音乐会,且全部都是中国作品。而这才是“第一届中国交响音乐季”呐,由此想来应该还有第二届,第三届第……届下去吧?如果真的如此那对中国的音乐特别是管弦乐事业来说直是“恩莫大焉”。

    从文化上看,我们基本上有漠视历史的传统,从古到今如此传统缕缕不绝。在两千年的历次朝代更替中,后朝对前朝的东西(包括文化)基本采取否认,拒绝,乃至用更极端的方法,如焚书,来建立本朝的“新”文化的。所以我们没有量的积累,比如说就是当下,我们也并不注意去保护我们在文化意蕴上的老的城市建筑。我们的“传统”似乎都是“口头禅”而已。而我们倒更像是“好龙”的“叶公”。凡此种种。不然,以我们几千年的文化,当能对这个世界有更大的贡献的。

    而放在音乐上看,我们似乎也有漠视历史的传统。我们有限的几个能拿得出手的管弦乐队,在其有限的“音乐季”的音乐会上,却往往听不到几首中国作曲家的音乐会常演作品。一首《梁祝》,津津乐道了几十年,龙肝凤胆天天吃也早已吃腻了吧?难道这不是我们这个国家管弦乐音乐家们的耻辱吗?就是何占豪陈钢两位先生自己自《梁祝》后就又写了不少的新的乐队作品了。中国的乐队作品几十年来能提得起来的就只是一首音乐会常演曲目?演奏家们一说起来就会很煞有介事地摇头,说“中国好的作品太少了!”之前我也相信,喝喝,像是不多哩!?但这个“百年交行,世纪交响”的第一届“中国交响音乐季”,在我背上撑起了个脊梁干其实这次我并没听到别的音乐会,我就听了“闭幕音乐会”这一场。仅就这一场,我就惊叹不已了谁说咱中国没有好的音乐会管弦乐作品?!我想这次的25场音乐会中的作品,起码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作品是在之前已经被首演过了的吧?如同我们两千年的朝代更迭中所看到的那样,我们演过了,就把它扔到脑后勺了于是,我们没有“积累”注意,“积累”对于一个文化的形成与发扬光大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量的积累,你的这个“文化”就“微不足道”,不值一提。说什么“中国乐派”,我们“没有”作品,我们自己的好作品我们都不热心演奏,而你不能指望别人来替我们造出一个“中国乐派”的。

    一部作品能否“传世”常常不能靠只演一次就行了的。一部短则10分钟,长则20-30分钟的管弦乐作品,你不能指望它如同一首流行歌曲一样立刻就能流行。乐队作品只演奏一次就“轰动”的不是没有,但大作品的传世也有一次次地演直演到别人认可的,著名的有许多例子。如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为了引起他梦中情人的注意,柏辽兹在辛辛苦苦写完了这部作品后,还不辞劳苦地组织了几次演出,头两次的演出都不大成功,直到第三次的演出才最后牵上了佳人的手;马勒的第一交响曲头几次的演出也都不成功,没能引起听众的注意;贝多芬赫赫有名的《第九交响曲》,则相反,第一次很成功,而第二次在另一个城市的演出就受到了听众的“冷落”。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希望咱们的演奏家与指挥家们要多多地“珍爱(或“珍惜”?)”你手上的新作品,别过早地下“中国没有好作品”的“结论”。没准“中国乐派”哪天就在你们的手上产生了你们这可是在参与历史的创造啊!

    说到“珍爱”作曲家的新作品,西方的指挥家们这一点是作的很不错的。因为他们知道一个作曲家呕心沥血地写出了一部作品,然后又好不容易地有这么一次机会被演奏,而当这部作品历尽千辛万苦地到了指挥家手里的时候,它的命运此刻就掌握在他的手中了。在美国,一部新作品的“世界首演”是异常隆重的。音乐会前的一个小时常常会在音乐厅里安排一个“与作曲家见面”的活动,让作曲家与听众见面,谈自己的新作,回答听众的问题,加深了听众对这部新作的理解,也满足了听众对作曲家的好奇心,激发了他们对这部新作的期待心理。指挥家们对要演出的新作品谱子也是极其认真地研读,力求对作品有最好的理解。一九九三年,美国的西肯塔基大学委约我给他们的管乐队创作了《第二交响曲:高原风》。拿到了谱子后,指挥在演出前约半个月的时间里,给我打了不下八次长途电话,讨论谱子,询问问题。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某次他问我,在某页上我的一个记号是什么意思?我翻到他所提到的那一页,发现那只不过是一个由于我不小心,铅笔掉在谱子上,在五线谱上画了的一道小小划痕。很“夸张”的是吧?但这位指挥家读谱的仔细,确实给了刚到美国不久的我极大的感慨。这就叫“认真”,这就叫“专业性”“专业性”就是你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你要把你的本专业范围需要做的事尽你的可能地做到最好:你是个演奏家,你就要对你手上的谱子负责,对你的听众负责;你号称作曲家你就得不停地写作品;你是个教师你就得好好地对待你的学生,使他们由于你而有所收获;而如果你是个政治家,你就得时时刻刻地体恤民情没有什么别的理由能为你作为一位“专业人士”而做出“非专业”的事情做出辩解。这就是我当时的感慨了。

    在这样的指挥家手下,《第二交响曲:高原风》的首演获得了很大成功,作品结束后全场观众起立鼓掌了好一阵子。后来这部作品成了这位指挥家的常演曲目。

     

     

    (二)

     

    我们的演奏家,指挥家们在定他们的曲目时,似乎有个“误区”,即你柏林爱乐,或阿姆斯特丹大音乐厅乐队,或纽约爱乐能演什么,我也能演什么。你能演西方经典的大部头交响乐?我也能!

    一般说来,这一点也没错。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老柴,人人爱听。

    但问题是,别人的“强项”是什么?我们看见了吗?注意到了吗?好的乐团,一流的乐团,顶尖的乐团,除了能演传统的西方大部头作品之外,他们还有个本事,就是都是自己本国作曲家作品的“最权威”的诠释者。柏林爱乐,我听过几次,其中有两次是阿巴多指挥的。在柏林爱乐的曲目中,除了少量的如德彪西的《大海》之类的作品外,全是德奥作曲家如贝多芬,勃拉姆斯,勋伯格等的作品。而我们大家也都是冲着这些曲目去的这可是最最权威的诠释德国的乐队演奏德奥的作品!当我去听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时,我期待着要听的是老柴,莫索尔斯基,老肖的作品,俄罗斯的乐队演奏俄罗斯作品那可比西方的乐队,哪怕是最好的,听来过瘾多了!我听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演奏的柴四,听基辅大剧院乐队演奏的老肖第七,那弦乐队发出的“嘶嘶”声,那铜管的亮的如同太阳般耀眼的,钢铁洪流似的灼热的声音的宣泄,那哪是西方的乐队能演奏出来的声音?!(我记得我读本科作曲时有段时间迷上了普罗科菲耶夫的交响曲。他的七部交响曲那时候我真的可说是倒背如流。那时我听的是33转的黑胶慢转唱片,是原版的俄罗斯莫斯科国家大剧院乐队的录音。听惯了那粗犷的音响,有次我突然听到了伦敦爱乐演奏普罗科菲耶夫第七的录音,我就惊奇,“噫?这是那个乐队演奏的?怎么这声音这么软爬爬的?”)我还听了捷克爱乐来演奏的全部斯美塔那的交响诗;芬兰国家乐团演奏的西贝柳斯等。在美国,这些“外国”乐团演的大都是自己本国作曲家的作品,连日本的NHK 乐团的上半场节目也都是他们的本国作品。这是什么?是文化自信。是文化自尊通俗地说,就是自己得看得起自己。

    温德青有回告诉我,当国内有个歌剧院被邀去参加一个欧洲的艺术节,要定曲目时,我方提出要出的是一部西方的经典歌剧。但主办方却希望我们能带去中国自己的歌剧。几年前,当国内的一个交响乐团在纽约演出音乐会时,给纽约的听众们留下了印象的不是乐团演奏的西方经典,而是一部叫《京剧交响曲》的中国作品。九十年代初我刚到美国时,我自己给自己的定位是要作一个“国际性”的作曲家。我那时写的作品很“现代”,听起来与我的同学除了美国本土的,他们中有从德国来的,从荷兰来的,从匈牙利来的,从法国来的,还有从乌克兰来的等等 没什么两样。每次我的作品演出在得到人们的祝贺时,我注意到系里的一位教授总是露出一副不以为然的神色来。我有时不禁想“他是不是对我有歧视的倾向啊?”直到在2000年,我的《四首小提琴幻想曲》中的两首,《夕阳箫鼓》和《茉莉花》音乐会上演出后。那次他走了过来,并且使我料想不到地过来给我一个拥抱来祝贺。“你的作品有自己的东西了!”这就是他给我的“贺词”。

    中国的音乐得有自己的“东西”。中国的管弦乐队也得有自己的“东西”。不然,我们将一文不名。不然,我们将在这世界上无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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