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注意到了圈内圈外的三笔口水仗,一笔是去年的陈年旧事,一笔是英国人发发牢骚,一笔是国人先发牢骚,后来被国外的抓住辫子诛伐。都挺有趣。

    陈年旧事,就是去年郭文景王西麟之间在人民音乐上的万言干架,当时我略有耳闻,但因为消息闭塞,未能详悉。昨天收到了大剧院之友,内有一篇从这一干架引申而出的论委约作品质量的文章,例子倒是可取,但是最后结束当了一回儿老娘舅,走着绝对的中间路线,对两位当事人各劝几句,一个也不得罪,一个也不夸奖,既没有将郭文景的作品归入前述委约作品“好,中,差”的等级,也抖出了王西麟文革期间受尽委屈的背景资料(意在挖苦?),可谓是精彩纷呈的论证,无关痛痒的论点。

    我和王西麟倒是打过交道,不过是一面之交,在那次著名的首届中国现代音乐论坛,发现老人家的江泽民似的眼镜永远是戴歪的,从来没有摆正过。后来听了他的第三交响曲,又读了他面向普罗大众的访欧书简,刊载于国内某古典音乐杂志,觉得这是位比较爱暴料以吸引媒体注意的作曲家,无论是音乐还是文章能闻到扑鼻的super ego和故作纯情的味道。在参加完ISCM之后,他写道:“我回来数月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媒体来采访”。王老不可能不知道,ISCM因为曾经承认海峡对面政权的历史原因,从没在大陆开过年会会,也与大陆官方没有联系,在大陆娱乐媒体的知名度几乎为零。我记得第75届还是76届就是在香港开的。媒体来采访,岂不是犯了大忌。这种明知故问的话,实在是有失元老级人物的水准,过去的亏看来也是白吃了。

    第二笔口水仗已单独成文,请参考这里

    第三笔口水仗更为有趣。国内某古典音乐杂志4月刊刊登了一篇宋思衡音乐会乐评文章,结尾时暗讽地嘲了郎朗几句,说道:“这位钢琴家演奏的舒伯特还是舒伯特吗?他演奏的海顿有多少是属於海顿的?难道作曲家的作品离开了演奏家夸张的肢体动作就无法完全表达出来吗?”又及“在舞台上继续着呲牙咧嘴五官移位的拙劣表演”。文章署名嘉言,出于对作者的保护,真实身份不便透露,但可以指明,是一位上音人士,学位不低。加拿大的朱贤杰先生,也是陈唯正兄的好友,对于这最后几句表示不满,著文反驳,有兴趣的可以到此一读

    由于这其中牵涉到太多的利害关系,我不便表态。不过可以旁敲侧击地再次提出几个问题。首先嘉言一文最后的寥寥几句慷慨陈词算不算严肃评论,还仅仅是发发牢骚?仅凭这几句话,不可能是严肃评论的。那就是牢骚和泄愤。那对于这种如此私人化的牢骚和泄愤,是否有必要如此激动地跳出来反驳?用一篇洋洋洒洒的严肃评论,来回应几句牢骚,让人有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这就像某人说了一句“瓦格纳是个骗子”,某人跳出来说“瓦格纳不是骗子,他借了钱是写收据和借条的,只不过实在没有能力还钱而已,随后从拜罗伊特拿出瓦格纳的借条和信用凭证”。我觉得没有必要,也没有必要理会和当真。这是典型的over react。不过嘉言在评论他人音乐会之后,借机痛发别人的牢骚,以抬高宋思衡,这恰恰是犯了乐评的大忌,实在该回头痛读哈罗德·勋伯格百日。

    再者,从这一唱一答也可以理出千丝万缕,音乐之外的关系。首先,朱贤杰和郎朗认识,据闻两人的关系还挺铁。朱贤杰又与郎朗的恩师巴伦博伊姆认识,关系也不错。虽然朱贤杰也属“上海帮”,但这其中必然更多牵涉到了私人因素。如果我有Michael Moore的精力,想必又能理出其他隐秘的线索。而嘉言,身为上海帮,对宋思衡这个上音之子的褒奖,以至于拿了一个不是上音出身的孩子做垫脚石,其中的帮派关系也早已昭然若揭,也有欺负幼小的嫌疑。事实上,李云迪和郎朗,在上海所受的待遇和响应远比他们在北京,深圳或者纽约和柏林的低得多:他们不是上音或者上海的人。孔祥东在上海办了无数学校,许忠在上海chair了钢琴大赛,傅聪也在上海购置了房产。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上海人。

    作为土著上海人,这趟浑水,我是无意再搅下去了。看官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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