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建平先生所写的《神州和乐》,从立意上讲是希望通过这样一部庄严、恢宏的作品,来展示我中华文化宽宏博大、气壮凝练的精神力量,他借助音乐的手法,很好地揭示了佛学中以“和”为本的内涵,宣扬了“和、平、安、乐”的佛家追求。这部作品有着撞击人们心灵的魅力,我听后深深感到一种超越凡尘的震撼,从创作上看,作曲家借鉴了中国传统佛教音乐的基本素材及西方宗教音乐,特别是安魂弥撒曲的形式,依靠丰富的想象力,写出了这部带有中国宗教特征的,反映时代和谐精神的宏篇力作。

     

      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史上,“和”的概念是与中庸密不可分的,这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所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然,万物育焉”(《中庸》)。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中国道家强调的“放”则是与“和”相对立而存在的,“放”强调的是自然、真诚,有“天放”之说,它与“和”之间的对立统一,是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融合。隋唐时期小乘佛教传入中国后,传统的儒家及道家思想都影响过它,故后来佛教中的“和”也多少融会了来自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后来的大乘佛教在小乘佛教的基础上有了发展,提倡“发菩提心”,更加注重众生的超度而借此取得圆满的和谐。今天佛家所讲的“禅慧圆融、万物和谐、大圆镜智”都是希望通过和平、和善、和谐而最终达到大圆满的境界,这是与我们当今社会的主旋律相吻合的,然而依照对立统一规律,和谐与不和谐是一对不可分割的矛盾,只有在不谐和中求得和谐,才能够真正显示出和谐的效果、意义和魅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是一个辩证的词汇,它是由若干个“不同”结合而成的,自然界中的相生相克、阴阳五行及人世间相互制约的观念,在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之后,就形成了“和”这个含有平衡、包容、协调、一致的集合型概念。而佛教中的“圆满”(即“和”)同样是通过相互关联的若干种不同见解、不同思想和不同兴趣,在佛法的启迪下所达到的动态平衡中修炼而成的,即所谓“殊途同归,法门平等”。由此看来,如何在对立统一规律中找到真正的、富有变化、对比和动感平衡的“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唐建平在创作中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许多地方(如第四乐章)都作了这种音乐对比的反差设计,但从总体上看,《神州和乐》的音乐还是相对单一了些,变化少了些,也许是因为佛教音乐素材有限所致。然音响、音色和节奏上的过于平和、凝重,反而使音乐在整体上缺少了生气,缺少了从不和谐到和谐,通过发展变化而产生的瞬间感悟与升华。

     

      深圳交响乐团在此次演出中表现出了高超的职业素养,艺术总监俞峰的指挥张弛有度、逻辑严谨,从现场的演释上看,他对佛教教义、内涵及佛教音乐的理解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深圳交响乐团的演奏很严谨,声部之间的协调,与合唱、独唱之间的配合都达到了默契的程度。中央歌剧院合唱团更以实力证明了他们是目前国内最优秀的专业合唱团,他们的声音纯正和谐,有着独特的风格魅力。深圳弘法寺僧伽合唱团更是令人刮目相看,他们纯正的诵经味道,为整部作品增添了难得的色彩,当地的童声合唱团及女高音歌唱家沈娜的演唱,也同样给人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深圳交响乐团演出《神州和乐》,应该说在理念与实践上开辟了一个先例,它告诉人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佛教,亦能通过音乐的形式来发扬光大,同时,佛教的深刻教义与音乐的结合,更能给我们的社会发展带来积极的进步意义。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需要和谐,我们的事业和前途需要和谐,一个万物和谐、天地光明的社会是我们所共同期盼的。从另一个方面说,深圳历来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城市,这个改革开放的窗口在许多方面都曾走在全国的前列,《神州和乐》的演出,是他们在音乐与宗教相结合的领域上迈开的超前一步,更好的将佛教优秀的思想及文化理念传达给世人,更好的利用“以音声为法门”的特殊优势来达到为社会做贡献,为人民谋福利,为国家添光彩的目的,是这次《神州和乐》成功演出的真正意义。

     

      此次《神州和乐》的演出,是一次多方合作的有益尝试,深圳交响乐团团长陈川松,中央歌剧院院长刘锡津,艺术总监俞峰等人对各方出色的合作都很满意,大家决定今后将继续这种合作,共同将《神州和乐》推向世界,将雅音和鸣,和谐生机的佛家禅道智慧发扬光大,继而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及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更大的实际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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