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艺术观念

     

     

     

        虽然王西麟信奉的是“艺术自由”与“自由创作”,但是与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不承载情感和意义”的“自律论”音乐创作、批评观念截然相反,王西麟自始至终地信奉“他律论”的音乐创作、批评观念。在这种观念看来,“文以载道”是艺术作品和艺术家当然的历史和现实的文化使命。单纯的“文以娱人”、“声以悦耳”的艺术,是艺术家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行为。基于此种艺术观念,王西麟以自己的交响音乐创作承担起了揭露现实黑暗、批判社会弊端、表现个人理想的历史使命。

     

        生活在当代中国的王西麟,当21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决定创作自己的《第四交响曲》并以此对人类的、中国的现实问题、历史问题进行自己的哲理思考。对此,王西麟这样写道:

     

    从《第三交响曲》首演之后,我就一直在问自己,我的下一部作品该写些什么呢?……19979月,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立青请我为被称为《根》的一场新作品音乐会写一首l0分钟的作品。我开始工作,于是便产生了现在这部交响曲的开始的九分钟的柔板部分。但那场音乐会却没有开成,作品也就没再写下去而放下了。19985月,北京音乐台请我写一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的作品,但我憎恨虚假的歌功颂德的作品,不愿放弃初衷,我向他们反复说明并被同意了写一个无标题交响乐的要求。于是我以前面已有的柔板为基础,构思并完成了这个作品。但是这作品的首演却被取消了。正好在l9991月,台湾省立交响乐团的陈澄雄团长委约我写一部“千禧年”的作品。彼时,新世纪正在走近。与欢天喜地、充满信心地迎接“千禧年”的媚俗的乐观主义者不同,我……用另一种眼光审视过去的一百年。

     

    ……我最关心中国的命运,我感到,我必须依从良心写作,于是有了我这部交响曲的主题。我想表达自己对中国未来的关注和焦虑。我生命的痛苦和悲伤是非常真实的,我想在音乐中表达它们。

     

    批判现实主义、悲剧主义的社会人生观念和艺术美学观念,是王西麟一贯的音乐创作观念。早在1989年的时候,他就按照这种观念创作了《第三交响曲》[3](作品第26号)。时隔十年以后,正当世纪之交,全人类喜迎“千禧年”的时候,王西麟本着自己的艺术创作观念和文化使命感,于1999427完成了《第四交响曲》的第一稿。之后,又作出了三次修改。与《第三交响曲》相比较而言,《第四交响曲》对王西麟个人的艺术创作道路来看,是一个阶段性的飞跃。这种飞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第三交响曲》和《第四交响曲》在艺术创作观念方面、思想内涵、人生哲理等方面,有着一致性。但是《第四交响曲》的艺术手法更为娴熟、音乐语言更为精练、艺术思维更为深邃、音响效果更为丰富、材料处理更为准确,等等。

     

    第二,虽然39分钟长度的《第四交响曲》在外在形式方面体现为“单乐章”的结构形式,但是作品却全面地承载了一般多乐章交响曲所必需的哲理性思想内涵、戏剧性情感冲突。在外在形式简洁、凝练的基础上,《第四交响曲》具备了一般交响曲的各种艺术条件和思想潜质。

     

    第三,在“乐章”的“力度”结构方面,两部交响曲都存在着一致性。第一乐章都是悠长、深沉的慢板乐章,第二乐章都是动荡不安、跌宕起伏的快板乐章,第三乐章也都是缓慢抒情的挽歌乐章,第四乐章也都是跌宕起伏、戏剧性较强的乐章。虽然总体结构相同,但是在具体的细节处理、中观的乐句(乐段)创作、宏观的形态结构等方面,两部交响曲都不尽相同。此可谓:相同的悲剧主义美学理想和批判现实主义人生观念,创作出了相异的交响音乐作品。这就是《第四交响曲》在王西麟个人艺术历程中产生“飞跃”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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