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 是 传 统 音 乐 消 亡 的 罪 人

    ——传统音乐消亡必然性探索

                     

                     杭州   

    内容提要 文章论述了传统的消亡是个必然。传统音乐的消亡有自己的特质:过程性、悄然性和当下性。而传统中那些带有本质意义的经典是不会真正消亡的,只要我们能够理性地认识过去、以非功利的目的,不断地如实记录当下,传统就会在过去以后仍然展现其本质和经典,达到人和世界的和谐,传统、现代和未来的和谐。

    关键词  传统  消亡  特质  经典  记录  当下  和谐

     

    杭州地区的衢州是南孔圣地[1]。在纪念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音乐的第一伟人孔子诞辰2557年的时候,不妨以他老人家的教导来反思关乎传统的认识问题。

     

    一、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2006525日,文化部宣布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共518项被最终批准,这是2005年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经过一年时间征求意见、专家论证、媒体公示后最后确定的。[2]同时还规定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刚刚过去的610日,第一个“文化遗产日”,主题为“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

    自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0年启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申报工作后,自2001年开始,我国的昆曲艺术、古琴艺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和蒙古族长调民歌成功入选。[3]这标志着这些珍贵的音乐文化遗产已经进入被保护的行列。

    中国是个起码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古国,文化遗产极为丰富。根据文化部的总结,自从新中国建立以来,政府始终非常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法制建设不断加强,[4]文化遗产保护法规体系基本形成,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逐步完善。各地各级政府将文物保护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文物保护经费大幅增长。[5]开展了大规模的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全国文物资源的核查、建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6]文物保护各项基础工作进一步推进,文物管理水平不断提高。[7]博物馆建设不断推进,博物馆事业稳步发展。[8]

    因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关系到我们民族悠久的历史,而且关系到我们民族如何走向未来。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有明确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政策。然而,无数不争的事实表明,一切政府努力、全民动员、专家参与都不足以阻挡我们的文化遗产一步步走向变形和消亡,“现代化必然造成传统文化的丢失。”[9]正如文化部长孙家正所说,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文化遗产保护形势不容乐观。然而,即使是“进一步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加大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是“提高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使文化遗产保护成为全体公民的自觉行动”都不足以挽传统文化狂澜于不倒。传统音乐的消亡,既不是因为没有这些政策——权力机构力量的触达而造成的,也不会因为有这些政策——权力机构力量触达了而停止;传统音乐的消亡,既不是人的意志所好而能阻止,也不会因人的憎恶而可挽回。因为这是一个必然:我们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权力来挽救传统,而传统仍然以不可阻挡之势逐渐消亡,美好的愿望无法抗拒历史的必然:传统是必然要消亡的。

    正如孔子用“逝者如斯夫”在提醒我们的,不要忘记年年月月日日时时在发生的这个平凡的真理:传统的消亡是无法阻挡的。

    人类要追求物质生活的改善、生产效能的提高和精神生活的丰富,要健康美丽、温馨舒适、便捷有效、娱乐休闲。“发展是个硬道理”,发展真的是个硬道理。而过去的消亡就是发展的必要付出。既然有权利发展,就不得不承担失去的义务,包括过去之中那些美好的原始。

    毛主席曾经说:“世界上一切事物都要走向它的反面。”在人类文化的发展中,总是这样,俗文化取代雅文化,低文化遮蔽高文化,不该留下的留下来了,而正人君子的经典却再也不见了,这是个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学家用“格雷沙姆定律”来解释这种现象,[10]中国的先哲也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暗示这个规律;包括专家的留恋和惋惜,也绝无法挽回传统文化逐渐改变和消失的最终命运。

     

    二、         “天下有道”

    造成传统必然消亡有其原因。

    首先是现代化在本质上对传统的排斥。社会进步的标志是出新,而出新总是以改造和抛弃过去为前提的,这种改造和抛弃虽然一般只是表现在局部,但是在总体上却是全部。虽然新和旧并不是是与非,但是新旧的更迭却是必然的。这就是一般规律的合理性。

    其次,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改变决定了传统文化的生死存亡。传统必有依附性:人绝艺亡,人没了,艺还会有吗?情景已经不存在了,艺还会有吗?既然过去已经改变,你怎能指望依附在过去的一切还照样存在呢?就拿我们现在所复活的某些传统音乐来说吧,它已经不是真正的传统音乐了,因为它不是一种活体,所以不能把它误作是原生态,不管它是在中央电视台还是在漓江或西湖边表演。以民歌为例,当羊群已经不复再见,面对演播厅的观众,枉然挥鞭,何来真的“牧羊山歌”?伴着一条肉麻的流行语的手机彩铃,还能叫信天游吗?手握刹把,用大铲斗一下子可以轻易挪动几立方米冻土时,你还能唱得出打夯号子吗?在迷睛晃眼的舞台灯光下,谁能听得出哀痛带泪的真正黑色的《想亲娘》?离开了彼情彼景,原生态就不复存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原生体不存在了,伴生物还会在吗?想当然的“恢复生存权”,或要让“文化生态的良性转变”“指日可待”的近似梦呓,或者以“延缓传承”作为目的和措施的幼稚都是不足可取的。总体上的传统消亡谁也无法否认。

    这种文化遗产的消亡,特别是音乐文化遗产的消亡之必然性具其特有的性质:

    其一是过程性:物质性遗产的消亡可以在一瞬间发生;而非物质遗产往往不是突然消失的,而是在一个逐渐发生的过程中慢慢消亡的。2001年9月11日晨8点46分,第一架波音767穿进纽约世贸大厦北塔,到9点59分,南塔也倒向地面,全部倒塌在一小多时中发生,在总共73分钟中,一个有形人类文化遗产从地球消失。而非物质遗产的消亡绝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它总是逐渐消失的。这种渐变过程还带来其他一些特点。

    悄然性:传统消亡的过程常常是在未能察觉中完成的。就像天天同室相处的人,过一年也不会发现他是胖了还是瘦了;而走出外面,遇到一个月不见的朋友,就会明确地认定你是否发福了。传统的消亡总是在日积月累中发生,当你发现它已经不存在了而大吃一惊时,可能都记不得它是怎样没了的。

    当下性:传统的演变直至消亡就发生在你盯着它的每日每时中,就像冯骥才——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所说的:“民间文化的传承人每分钟都在逝去,民间文化每一分钟都在消亡。”在风和日丽中,在稳定祥和中,在每个人的眼皮底下,传统就这样蒸发了。这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消亡的道。

     

    三、         “君子不忧不惧”

    “无可奈何花落去”。传统的消亡是必然的。然而我们根本不用杞人忧天。孔子曾经被他的历代后人砍杀、曲解和丑化过,然而,他仍然不倒,这本身就是反映本质的传统决不会真正消亡的最好见证。

    传统从来都不是被人为“踏倒”的,既不是可以因“踏”而倒,也不是可以因“扶”而起的,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生命力的,即使倒下,也会“春风吹又生”,没有生命力的阿斗,必定“落叶纷纷下”,扶也扶不起。即使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没有毁掉中国的先秦文化,倒是2000年的时光使不同时代面目全非。因为致使传统消亡的真正力量是时间——一种不可逆转的、观察者视界中的世间万物运动过程的推动力。

    消亡可以界定为:一类是“当下消亡”,或者是现实消亡;另一类是真正消亡,也就是无挽回可能的消亡。消亡的必然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必然性,实际地分析和探索这个必然性,然后才有可能考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途,得到真实的认知,从而面对它,使我们的文化遗产不至于在当下消亡的现象状态下遭遇真正的不可挽回的消亡。

     

    四、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然而传统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是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和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也是维护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怎么能让它就这样消亡了呢?!

    传统的民间音乐随着时代演变是必然的。当我们为传统音乐的逐渐湮灭,为“劣币战胜良币”而痛心疾首时,能够认定谁是传统音乐消亡的罪人呢?传统民间音乐随着人类生活方式转变,主要倾向是流行化、市场化和专业化,也就是民间音乐会从乡间、田野之声,变成现代化传媒系统中的声音,变成商业市场上用以赚钱的商品,如果理想一些的话,也会变成专业音乐教育课堂中的学唱范本;而越来越脱离它作曲、作词和歌唱三位共生的创造者原本的生活组成部分之一,脱离它作为一般人的生活方式的实际内容和形式,脱离它原本的直接的生活性应用目的,总之它被异化了。

    经济的一体化,带来了文化的一元化。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现代化进程疾速发展的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实中活性存在的基础日渐狭窄,现代生活方式对它的消解,现代生产方式对它的抛弃,现代精神世界对它的毁灭,以及各种灾害性破坏、建设性破坏,都对其存在形态构成程度不同的威胁和伤害。某些文化项目被确定为保护对象,看起来是保护了它,而为了让它存活,就要利用它的价值,“以文养文”,在开发它的经济价值的同时,其实已经结束了它的生命。因为它原本可以显现的某种人类文明以及这种文明成长的过程,已经因我们的保护而消失了。但是,我们既不能回到吃糠咽菜的日子,也不能把上海的高楼和高架路都炸掉,前辈和我辈用血和汗换回的现代化进程绝不能开倒车,因此,传统的消亡也就不可避免。问题在于把握这个道——对传统消亡的正确的认识和应对方法。

    之所以在传统问题上有偏差,主要是由于我们把传统保护和功利目的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决不能把保护传统看作是一种实现现实功利目的的工具,古为今用,古为明用,用到后来,古就不是古了。但是也许有人说,做事怎么可以没有目的呢?其实唯一正确的目的、一个终极目的,应该仅仅就是为了认识过去。

    传统随着时间而改变。一部分传统会逐渐消失,另外一部分传统则必将逐步改变。我们能做的是使时间不断地凝固。以杨荫浏这样的智者、“先知”为榜样,在传统消亡之前,及时地早一步把它“抢”过来冻结在录音带上、博物馆中,凝固在硬盘/软盘/U盘,或CD/VCD/DVD等载体中。有计划地、持续而不断地用现代技术手段记录现存的、当下的民间音乐,其中不加取舍是这样做的最重要的原则;同时可以用反馈的方式把原创的民间音乐再返还给民间。1970年代,美国加州伯克利音乐学院的一些学者总结了一种方法,他们定期把从前从印第安保留地中采集来的音乐,制作成录音带,重新送还给那些印第安人,并告诉他们这些音乐的来历,一定程度上使他们的音乐能够继续存活下去。我们还可以在各地进行乡土文化教育,把当地活的音乐搬到学校的课堂和学生的活动中去,让下一代能够熟悉和喜欢自己的乡土音乐。我们还可以像1960年代上海音乐学院把陕北艺人丁喜才请到音乐学院来上课那样,请民间音乐家到音乐学院授课,使原汁原味的民间音乐直接在专业音乐教育中流传下去。

     

    五、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开弓没有回头箭。用拳头打空气是完全无济于事的。传统音乐的原生态环境不可能长期保持不变,随着它的变化,传统也在变化。我们也绝不可任由传统消失,在一定意义上,高举“反演变”的大旗应该是我们面对民间音乐在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异化的唯一出路和准则。

    我们决不能无所作为。就像孔子一样,如果没有《论语》、《诗经》,就不会有孔子。我们的责任首先就是不断地如实记录当下,不必去管将来它们会怎么样——历史自然会淘汰假丑恶,留下经典。如同若没有作曲家一笔一捺在纸上写下“乐谱文本”,如果没有从纽姆符起步的“精确记谱法”,就不会有西方音乐史。记录就是我们所应该做的、所要做的一切。传统消亡的罪人既不是蓬勃发展的现代化,也不是站在河边冷血旁观者,或痛哭流涕的学者,而是理智的无所作为和无理智的有所作为。不断地留存当下,是挽救传统的唯一有效的救命草。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之一是中庸,这也是当下世界重视中国文化的原因,而任何极端的做法本身就都是违反中国传统文化的。

    面对必然要消亡的遗产,生活在这个社会的所有人都有一份责任,学者的责任是不断地记录文化史实,不管是已经消亡的、正在消亡的还是将要消亡的,可以只顾耕耘、不计收获;通过理论研究,探究规律。由于这个工作绝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我们只能不断向前,用大量的当下记录,使我们能够在回顾过去中重建认识。

    我们有自信,是因为,在大浪淘沙的历史河流中,必然会留存下真金,那就是我们所称之为的经典。“经典”是被历史淘汰之后存留下来的遗物,是经过历史考验的文化精粹。经典就是在历史中形成、存活在现实中的过去。经典传统,它经过了文化筛选遗存下来,在泥沙俱下的历史洪流中成为值得我们膜拜的优秀遗产。文化的传流是适者生存的结果,不同的文化意识、时髦趋势和“时代精神”,在自己的筛子上可以留下自以为是的经典。而真正的经典所代表的是文化遗产的本质。

    对于文化遗产来说,单纯的防卫和守护本身是被动的,主动出击才是保存我们文化传统的一个有效途径。那就是不断地通过某种方式使传统在演变过程中持续地留下痕迹、留下片断。主动或者能动地让传统能够不断地、“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样的保存就像是保留下了音乐文化历史的一个个珍贵的宝珠,凭借它们我们可以串联成历史,通过它可以留存传统,可以了解历史。说保护遗产,其实并不复杂,首先只要年年月月采风就可以了,何况你还有那么多孔子时代不曾有的微晶话筒、数码录音机和SONY录像机,有那么多非工具性的时代恩惠:首先,文化平等已经不仅是个别学者的论文题目,而是成为思想潮流的事实;其次,在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下,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点——平衡、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得到世界性的认可;还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蓬勃活力决定了它在不断更新、演变的同时,必定永葆其本元魅力,不管是以什么面貌出现,总会是鲜活可爱的。

    美国一向号称是世界各民族的熔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文化相互影响和融合,形成一种新的“都不像”文化,被称作是美国文化;然而,现在他们已经不再以这种文化为荣,新的观念是要使来自各国、各民族、各地的不同文化都依然以自己的面貌保留下来,不要受到别样文化的影响,各种不同文化的集合才成为新的真正的美国文化。这种文化不是“杂交”的、不知姓名的文化,而是性格鲜明、多姿多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能够代表原本文化形态的文化,这才是真正的美国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文化才真正能够得以保存下来,历经时日,永不衰竭。我们可以狭隘地声言决定一个民族的本质是精神而不是物质,中国人即使全都穿上牛仔裤也不会变成美国人,这不是因为他们的皮肤仍然是黄色的、眼睛和头发是黑色的,也不是因为他们说普通话不说英语,是因为他们是孔子的子孙——他们的灵魂被中国文化所浸透。

     

    六、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历史不一定是公正的。当人们被偏见蒙蔽时,伟大会变成渺小,假玉反而成了真金。

    音乐学是个艺术科学学科,它不是一门精密科学学科,甚至也不是一个真正的理性学科,只有承认这点,承认它的确是个灵感式的、非理性学科,音乐学家才有可能实现符合整体学科实际的、也符合个体人生价值的真谛。文化传统的传承主体是它的创造者,也就是普通的人民,而不是专家。专家参与的方式对传统音乐形成什么影响,是需要我们冷静思考的。比如,如果采风者因为自己活动的需要,使作为生活方式的传统民间音乐蜕化成为“表演”的艺术,使它脱离了生活,那么民间音乐不但会失去生命力,而且也会变成虚假的、不真实的非艺术了。不幸的是,这种现象比比皆是,而且被人们漠然不见、视为正常。

    传统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西方音乐高度发展的技术,就是在长期的西方宗教音乐的演化中,在西方音乐史的进程中形成的。9世纪之前,西方音乐的形态几乎和其它民族的音乐一样是单声部的,由于专业化、由于在基督教的氛围中,以奥尔加农的方式,在格利高里圣咏上附加平行声部,才在9世纪迈出了向多声部发展的第一步,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也就是中国明朝“瓦舍勾栏”时期,已经有了成熟的多声部音乐。相传帕莱斯特里纳的《马尔采鲁斯弥撒曲》在1545-1563年的特伦托会议上表演[11],以证明复调音乐同样可以声部清晰,使上帝得以听得到子民的声音。会议的焦点是一方极力维护传统的单声部的格利高里圣咏,另一方则企图使已经严重侵入天主教的多声部音乐合法化;由于路德教派的分裂,迫使天主教不得不进行自身的改革,借助于这股东风,多声部音乐终于在西方宗教音乐中站稳了脚跟,也使专业音乐终于发展到巴罗克音乐时期,成熟和规范,有了后来那样的气势磅礴。

    20世纪,西方音乐在创造的同时,包括有全面回到传统的倾向。20世纪初开始的新民族主义,以后出现以斯特拉文斯基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直至下半叶蓬勃发展的新浪漫主义,甚至其他许多被归类于“先锋派的”现象,都和传统有某些联系,表现主义音乐家勋伯格和威伯恩的音色旋律,和中世纪的“分割旋律”相联系,哈巴的微分音和古希腊的“微分音列”有关系,1970年代以后镶嵌音乐和中世纪“模仿弥撒”相关联等。20世纪被人们视为最彻底地背叛传统,从根本上改变了音乐的基本概念的“偶然音乐”代表人物,约翰·凯奇,他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居然就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哲学流派“老子”及其哲学观念之一“大音希声”。传统的回归也是一个自然现象。

    西方音乐有一个形成过程,也是一个发展过程。每一代人都在不断地改造传统,然后才有了现在。如果都拘泥于传统,现在就只会有僵尸,而不会有鲜活。如果把传统当作一成不变的模本,它就永远是前进的“包袱”,只有创新才是发展的唯一动力。人类本应该是相通的,尤其是在音乐领域。中国古代老子的“天籁地籁人籁”与波埃迪乌斯的“天乐人乐器乐”不谋而合。合,子“天籁地籁人籁”与波埃迪乌斯的“天乐人乐器乐”不谋而合;“毕律”和“管律”,四音列和三音组,固定调、首调和之调式、为调式,等等,无数例子可以让我们在比较中寻到真谛。

     

       结   语

    中国文化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代中是世界强势文化,直到西方进入近代——文艺复兴时代之时。然而中国的近代比西方晚了大约300多年,结果从那时就开始了一个长期的被动挨打的落后局面,到了近年才有了转机。西方人也终于从东方的崛起中找到了其传统的根源。中国的古代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中心的。儒学文化博大精深,其核心是“和谐”:“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和谐用中”,也可以译为现代语言的“人心和谐”、“人人和谐”、“人地和谐”、“人世和谐”。有关传统的认识问题,其中心也还是和谐。21世纪被历史学家称为是“东方的世纪、中国的世纪”,中国传统文化的潜在力量——“和合”基点是支持这个论断的主要依据。

    无论作为一个群体,还是作为一个个人,音乐学家的历史任务都不应该是徒劳无功地妄图使传统文化不断地按照自己的意图“健康发展”和永远传承下去,而必须“人心和谐”,正确地认识客观规律,“人人和谐”,使大家都协力地尽其所能真实记录它的发展过程,在这个无法逆转、挽回和阻挡的逐渐蜕化、消失和湮灭过程中留下它的真实痕迹,这种工作和努力才是音乐学家的本行,或者叫做历史使命。音乐学家的生活方式不一定都要“背负历史重担”,“忧天下之所忧”,因为这样完全有可能适得其反,使损失比获得还要多。自然而然、悠然自得的生活不但是人类生活的最高理想境界,也应该是音乐学家的最佳追求。学科的发展要求本身不断地审视自己,以求得进步。民族音乐学对音乐传统的生命历程的准确分析来自于摆脱勉强和顺其自然,也就是“人地和谐”。

    世贸大厦已经塌毁,“911”悲剧使全世界都不可能再回到从前,曾几何时,连那些少数曾经暗中窃喜、幸灾乐祸的人,当发现和了解到自己的国家和周围也曾受到接受过塔利班基地训练的恶徒的威胁时,也不会再为一部分人类——哪怕以往被认为是自己的世仇——的倒霉而高兴,人类的共同命运,唤醒了良知,使人文主义的回归成为可能,全世界从来也没有在何时、哪个问题上有过那样的一致——共同谴责和反对恐怖活动,把那些蓄意毁灭人的生命的人一致视为人类的共同敌人,爱国思想和爱人类成了同意语。这就是“人世和谐”。

    经过了大约30多年的隔绝,中国的传统文化在20世纪的后半期重新与现代相遇、与世界相遇。与现代和世界的关系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主题,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21世纪将更加如此。研究和解决中国文化传统在当代发展中所面临的与现代的关系、和世界的关系,是发挥其潜力的必要前提,也是中国音乐学家和当代文人所要作的“人世和谐”。

    我们对过去——传统——历史有兴趣,是因为它和未来有关系。人类每日每时都在面对传统、面对世界、面对未来,传统的演变是历时性的必然,我们能够保存它,是共时性的必然。传统必然消亡,传统也永远存在,只要面对它的是理性的人类,它的每一章每一节每一页每一行都可以永远留存。传统音乐消亡的罪人不是别人,是时间、是发展、是我们自己,是我们人类自己的不理智。只要我们能够理性地认识过去、以非功利的目的,不断地如实记录当下,传统就会在过去以后仍然展现其本质和经典,达到人和世界的和谐,传统、现代和未来的和谐。

     

    主要参考文献:

    1[]格劳特、帕利斯卡:《西方音乐史》汪启璋、吴佩华、顾连理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1

    2[]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11

    3[]大卫·科尔比:《西方当代思想辞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12

    4、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5

     

     2006/09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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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北宋末年,孔子第48代孙孔端有随宋高宗离曲阜南下,定居衢州。1253年,建孔氏家庙,为全国仅有的两座孔庙之一,称为“东南厥里”,20055月,此地每年928日的祭孔仪式被列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

    [2]与此有关,宣布批准了第六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80处,连同前五批1271处,共有235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近9396余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58300余处。全国还命名过103座历史文化名城。

    [3] 20048月,我国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目前还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列入2007年国家立法计划。

    [4] 1982年颁布了《文物保护法》,1991年、2002年重新修订。国务院还颁布实施了《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我国还加入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等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国际公约。

    [5] 中央财政用于文物保护的专项经费从1994年的1.29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5.34亿元。“十五”期间,中央财政共投入17.36亿元(不含一些专项经费),比“九五”增加10.06亿元,增幅138%。地方各级也投入61.53亿元,全国共投入78.89亿元。2003年开始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6] 在文物普查方面,开展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备案、全国馆藏一级文物建档备案等重点工作和项目,初步摸清了全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掌握了国有不可移动文物和馆藏文物的数量、质量、分布和保护状况。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普查工作也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7]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务院已公布了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1271处,第六批已确定1081处,已经国务院批准。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共518项,已经国务院批准。重点开展了西藏布达拉宫、北京故宫等国家重点文物维修保护工程和一大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抢险维修工作,基本实现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没有重大险情。初步建立了大遗址保护规划体系。

    [8] 目前,全国共有各类博物馆2300余座,每年推出近万个陈列展览,接待国内外观众约l.5亿人次。上海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中国科技馆等一批博物馆在基础设施、研究展示、管理运行与社会服务等方面快速提升,已经赶上或接近国际博物馆的先进水平。全国各级各类博物馆从2004年开始,对未成年人等社会群体参观实行免费或优惠开放,收到良好的效果。

    [9] 引自田青前不久在凤凰台节目中的话语。

    [10] 大卫·柯尔比:《西方当代思想辞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12月出版,66页。

    [11] 实际上,在这次会上表演的是另外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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