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大师都是解放前培养和成长起来的。如今大师安在?并不是“一代不如一代”,后来的人比先前的愚笨了,而在我们这个号称“人才辈出”的时代却没出现什么大师,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这里有社会评判标准的失误,分不出好坏,致使昌盛起来的往往是投机取巧的邪者、阿意奉承的小人、唯诺图存的弱方。而有性格、不唯上,敢于标新立异、开拓进取的,敢于思想的人常常得不到好评。领导体制往往压制人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社会环境往往抑制人才、浮躁心态,害了许多原本有可能成长起来的人才。教育制度“棒杀和捧杀”的弊病,对人生价值的误导,使其无法生出大师。北大曾经是众多大师造就、成长和活跃的地方,但是曾几何时,那里“自由发展、兼容并蓄”的精神被“又红又专”的原则所取代。目前,音乐高等教育中和其他许多高校一样,设立了大量必修的政治类课目。实际上,普遍情况是课程质量极差,很多学生对这些课没有兴趣,上课时相当多数人利用来睡觉“休养生息”或复习其他课程,而 许多 老师只要学生不影响别人则一概不闻不问,这些课在考试中违反纪律或作弊也最为严重。如果仍然把“突出政治”当作办教育的原则,把所有学校都当作政治学校和干部学校来办,在专业音乐教育中把政治当作主课或相当于专业课重量的课程来安排,以大量的政治课挤占专业训练必要的时间,又不认真地改善政治类课程的教材和教学方法,启发学生的兴趣,使课程得到真正的教学好效果,使那些歪曲“红专道路”的本意,把“红”和“入党”变成图谋个人前途和“工作职务”的敲门砖,与真正的信仰共产主义风马牛毫不相干的倾向,使人格倒退,对专业学习的学风也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还能奢谈什么培养大师吗?近年来考公务员成“疯”,而在公务员考试中作弊面积惊人,正验证了他们想当公务员的动机并非都是想“为人民服务”,而这许多为私利走上公务员岗位、又一批批成为党政机关领导的人,不能不说正是我们政权中以权谋私、小贪大贪的腐败分子的后备队。  

        要使我们的学校成为培养大师的母机,就必须让真正具有学术威信、优秀品质的专家成为学校的主宰力量,确立以他们为代表的专业教师在学校的主体和权威地位,实现教师代表大会等形式在学校管理中的真正的主导作用。在管理层面上,吸取西方国家在大学中建立“教授会”的做法极有必要,学校是业务单位,“统治者”理应是教学专家和教育专家,“不拘一格”才能“降人才”,舍此不可能办好学校,不可能在这里培养出大师。  

        中国音乐需要大师;教育和全社会要为产出将来的大师而努力。在教育岗位上的每个人,尤其是教师,每日每时都在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教育、影响和引导着学生。这些几乎都不是从课堂上的知识传授文本中正面授予的,而是从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在言谈举止中挥发出来的,为培养中国未来的音乐大师,我们每个在学校中工作的人都有责任。  

       

        新世纪开始时,我写了“百年片忆”系列文章的头三篇,其中第一篇《丁院长“文革”中的配器课》发表在《人民音乐》2002·4期上,第三篇《学科、学理和学品建设——一代宗师的贡献》(钱仁康)发表在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target="_blank">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的《庆贺钱仁康教授九十华诞学术论文集》中,第二篇《为真理而斗争——纪念贺院长》尚未发表,特附于本文之后,想作为我的感慨的佐证。我还将再写下去,还是“片忆”,它们仍然首先是亲历、第二还只是片断。我之所以珍惜这些“片忆”,所就是因为从中真实地体现了我们前辈大师们的平凡和伟大,而这正是能够使我们的事业不断发展的动力。  

       

    (2004/04/15,2009/01/30修订·杭州嘉绿苑,所附文已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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