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孙国忠：“当代西方音乐学的学术走向”，《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3（03），pp.41-49。　　

本文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新音乐学”为代表的音乐学术发展，并重点探讨了麦克莱瑞的女权主义音乐批评。首先，作者根据《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中对音乐学的阐释对音乐学的丰富内涵做出释义。作者提到当代音乐学的研究应该特别关注民族音乐学，并认为民族音乐学倡导的“音乐的文化研究”或“文化中的音乐研究”将音乐研究的对象置于更广阔的语境中进行多元化的探究，体现了西方音乐学学术发展中两方面令人瞩目的“动向”，即音乐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及不断深入的学术反思必然引起对研究观念和方法论的重新审视，其中作者着重探讨了达尔豪斯（CarlDahlhaus）和科尔曼（Joseph Kerman）的学术成果。

作者重点探讨了以90年代“新音乐学”为代表的展现了当代学术意识的学术潮流。在“新音乐学”研究中，释义学、叙事学、解构主义、女权主义与文化诠释的理论方法替代了传统学术中的实证性考察和风格分析。对音乐作品或音乐现象的文化意义的探究称成为了“新音乐学”的主要研究取向。在“新音乐学”中，作者重点探讨了女权主义音乐批评，以苏珊·麦克拉瑞的《阴性终止》为例。作者详尽地论述了《阴性终止》中所阐释的女权主义批评的五个方面问题，并探讨了该书中对于古典音乐性政治问题的研究。总的来说，作者认为西方音乐学从充满“科学”精神的实证主义传统到强调人文关怀和意义思索的当代学术走向体现了其正在不断开阔它的视野,努力探究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音乐的意涵。　　

2.孙国忠：“西方音乐史学：观念与实践”，《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0（02），pp.12-24。　　

    本文论述了西方音乐史学的历史发展及其学术走向。作者指出，音乐史学是考察与反思音乐历史研究的学问。音乐史学的探究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于音乐传统变化着的态度,渗透其中的乃是各个时代学者们的音乐史学观念。审思对音乐历史发展的理解与表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音乐学术整体性的历史观照成为我们探索音乐史学蕴涵及其意义的主要途径。西方音乐史学是融入历史音乐学之中的一种具有专门视界与独立论域的学问。西方音乐史学的发展脉络可以依照时期的发展大致的归纳为：西方音乐史学诞生于18世纪,早期的音乐史著述在展现理性主义路向的同时,也奠定了西方音乐史学的基本准则；19世纪的到来标志着西方的音乐学术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各种学术力量与音乐研究领域的学术兴趣相继出现于这个西方音乐艺术历史进程中的黄金时代,19世纪的音乐史著述表明这一时代的音乐史学家已经具备了更为开阔的视野与更为活跃的多样化研究思路；20世纪西方音乐史学的学术研究广度深度与学术积累的速度都非以往时代所能及，但这一时期音乐历史研究在获得丰收的同时并未产生新的音乐史学导向。西方传统的实证主义思想依然主导着音乐史学研究的发展方向。20世纪后半叶，音乐史学的观念开始发生新的变化,质疑的精神和批评的意识成为这一时期学术进展的底蕴。而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新音乐学是当代西方音乐学领域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学术力量, 它对当代西方音乐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总的来说，当代西方音乐学术的总体发展趋势说明了音乐学术传统的延续一定伴随着体现时代精神的变革。

3.杨燕迪：“实证主义及其衰落----英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音乐学发展略述”，《中国音乐学》，1990（01），pp.99-114。　　

本文梳理了西方音乐学的发展脉络，并特别关注实证主义的形成、发展及衰落的历史过程及英美二次世界大战后音乐学的发展。文章第一部分引言说明了作者写作此文意在引入西方音乐学的研究历史及现状以修正当时我国音乐学封闭的现状；文章第二部分为音乐学发展的概观，指出20世纪60年代英美学者对该学科本身进行反思，主张音乐学必须从其他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吸收、借鉴理论框架和建构，以及民族音乐学研究对传统音乐学研究的批评等，因此便引发了追溯音乐学发展历史的需要：音乐学兴起于德语国家并逐渐形成了“实证主义”的倾向。尽管阿德勒等理论家将音乐学划分为“历史音乐学”与“体系音乐学”，但是明显的存在对历史音乐学的偏重与对审美判断的回避。音乐学形成了历史学、分析学、民族音乐学“三足鼎立”的格局；第三部分为音乐学中的实证主义：战后20年。二战后音乐学的中心转到了英语国家，打破了德语国家一统天下的局面。英美国家在音乐学应该坚持扎实的文本考据、细致的文本分析这一点上也指向实证主义；第四部分为音乐内部结构的探寻：理论和分析。实证主义的缺陷在于只承认能够被经验证实的事实，排斥想象、假设、审美和洞察。这种现象也体现在音乐学术研究的技术分析化趋势中，作者主要探讨了申克尔的分析法；第五部分为音乐学重新调整：走向批评。受各种因素的影响，音乐学逐渐进行了重新整合，并走向批评。因此总的来说，西方音乐学“历史、分析、民族音乐学”三足鼎立的状态被打破，历史、美学、分析和批评不可避免并不断地走向综合。　　

4.约瑟夫·科尔曼，《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第一章 引言，（朱丹丹，汤亚汀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pp.1-19。　　

    本文为科尔曼的著作《沉思音乐》的引言，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音乐学（Musicology）”这个术语的词源及含义，主要观念包括认为其含义包括思考、研究、以及了解与音乐有关的所有可能的方面，以及阿德勒的“历史音乐学”与“体系音乐学”的划分。在学术实践中及在普遍、广义的使用中存在着将音乐学的含义局限为在高雅艺术传统之中的西方音乐历史的研究的现象，认为音乐学基本上是研究事实、有文献记载、可考证、可分析的东西，作者对此表达了不满。作者梳理了与音乐研究直接相关的学科：音乐理论、音乐分析及民族音乐学，在其中表达了其隐含的观点，即认为音乐学的学科分类过于封闭。这三个学科应该以它们的基本原理与思想体系来定义，但令人困惑的是上述三个体系之间都存在着竞争与领域的交叠。此外，作者还着重探讨了“批评”在音乐学中的运用。批评是对艺术作品的意义和价值的研究，其并未出现在历史音乐学或音乐理论明确的纲要里。科尔曼所指的“批评”并不是报刊上的那种音乐评论，而是学术性的音乐批评。作者认为，传统的音乐分析、音乐理论太过狭窄、太过形式主义，而对于音乐作品和曲目，最重要的事实在于其审美性质，需更关注其审美性。总的来说，作者所坚持的原则是：一种以批评为取向的音乐学，一种以历史为取向的批评。本文的2、3部分主要是对二战后英美音乐及音乐学的三个相关学科，即音乐理论、音乐分析和民族音乐学发展历程的史实列举及脉络梳理。　　

5.贾抒冰，“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新音乐学’发展综论”，《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2），pp.115-123。　　

   本文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新音乐学的发展:新音乐学的兴起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历史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在研究对象、方法及目的上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新的学术体系中融合为对音乐的历史和文化的综合研究;新音乐学不仅关注西方艺术音乐,还兼顾非西方音乐;不仅促使音乐历史研究新模式的出现,还借鉴了音乐文化研究的方法;不仅探寻音乐的历史意义,还研究音乐广阔的文化内涵;新音乐学的研究思路对中国音乐学研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本文第一部分综述了“新音乐学”音乐历史研究方向的变迁，分别从音乐的历史评论、从“历史主义”到“新历史主义”两方面进行论述。第二部分阐述“新音乐学”音乐文化研究方向的特点，主要包括：1.音乐的文化评论——“批判性音乐学”。“批判性音乐学”被赋予了两个层面的意义，即一种应用批评理论兼及其他人文领域研究音乐的音乐学形式，以及一种包含了对以前音乐学传统进行理论性批判的音乐学形式；2.“新音乐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化视野。“后现代主义”代表的是一种西方战后对于已经完成现代化的社会的全面反思和对于随之产生的“现代主义”文化理念的批判。“后现代主义”的理念赋予了音乐学“新”的意义，产生了诸如“女性主义”及“音乐价值”问题的探讨；3.“新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对于音乐文化研究的共识——兼谈“新音乐学”视野中的中国音乐研究。传统音乐学体系中的这两个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相互的借鉴和学习,其对于中国的音乐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的第三部分讨论了音乐表演的历史与文化研究。　　

6. Kramer Lawrence , ‘Musicology and Meaning ’, Musical Times ,Summer 2003, pp. 6-12,144:1883 .
    本文探究了后现代主义，即“新音乐学”的相关问题。“新音乐学”指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来自英语国家的研究，如苏珊·麦克拉瑞（Susan McClary）、罗斯·苏博特里克（Rose Subotnik）及作者本人（克莱默·劳伦斯，Kramer Lawrence）等。尽管新音乐学引起了很多的非议及职责，但作者认为新音乐学代表了一种具有人性化、最具勇气和挑战性的视角。新音乐学的理论较之于20世纪大多数传统的理论来说，以更具审美性的洞见审视音乐，从文化、社会、历史、政治等多个维度赋予音乐以全面的理解。　　

作者建议这种理论应该称之为“文化音乐学”，并对文化音乐学的各种假设及目的进行了一系列反思，意在以更广泛的视角审视音乐及音乐实践。文化音乐学大体上依照后现代主义的知识范型进行建构，其对概念的综合及审美的自律化持怀疑态度。其将文化本身视为片段的、类似即兴创造的过程，而不是由价值和传统构成的相对固定的实体；将文化视为不断分叉的增殖及相互融合、交叉的路径（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音乐与非音乐之间）而不是截然区分、有着明确界限的系统；认为文化是个体创作的工具，是主观性的载体，而不是共同习惯的仓库。所以，“文化音乐学”可以称其为对于历史中音乐主观性的理解。此外，作者还探讨了音乐的“含义”（meaning）问题，并认为音乐含义是文化音乐学应该首要探讨的问题。尽管反对者认为含义问题过于主观，但是作者认为欣赏音乐时刻意不去触及含义问题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并从多个角度探讨了理解音乐的主客观性的问题，以及音乐结构的自律性程度及其与人文、社会因素的关联。　　

7.Peter Williams, ‘Peripheral visions？’，Musical Times，Spring2004，145：1886，pp.51－67.　　

本文针对克莱默·劳伦斯（Kramer Lawrence）2003年发表于Musical times的文章《音乐学与含义》（Kramer Lawrence , Musicology and Meaning ,  Musical Times ，144:1883 (Summer 2003)， p. 6-12）中的观点，以及理查德·D·莱伯特（Richard D. Leppert）的书《音乐与社会：作曲、表演及接受的政治》（Music and Society: The Politics of Composition, Performance and Reception, edited by Leppert and Susan McClary.）进行了回应及抨击，意在指责所谓的“新音乐学”过于主观，缺乏历史与事实根据。　　

作者觉得“新音乐学”的所谓“研究项目”均是以言辞作为其主要研究媒介，所以才会导致在新音乐学的研究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研究语汇，这种语汇是不为其他学者所用的，因此所谓的“文化音乐学”仅仅是种措辞上的称谓。作者认为将音乐置于音乐之外的因素进行考虑，以挑战音乐的“自律性”及挑战听者将音乐视为音乐本身的语言进行欣赏的权利，这种理论趋势仿佛在云端建造空中楼阁。在作者看来，宏大的概念意在对诸如“音乐是什么”、“音乐做什么”这些复杂的问题以控制，而新音乐学的本质便是用宏大的概念抓住这类非精确的常态。作者对于克莱默（Kramer）在其文中对肖邦、门德尔松、舒伯特等作品与其文化之间联系的分析进行了全面的质疑，并对“新音乐学”中盛行的马克思主义、性别研究等进行了质疑。此外，作者还认为，“新音乐学”看待音乐的一个问题在于其缺乏历史根据。总的来说，本文作者通过详尽的分析和论述对新音乐诠释音乐的角度及结论进行了质疑与否定。　　

8．Stock, Jonathan P J, ‘New musicologies, old musicologies: Ethnomusicology and the study of western music’, Current Musicology,62(1997),pp.40-68.　　

本文审视了传统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中“新音乐学”的关系，以及这两个学科的近期动向。当前民族音乐学主要以两种方式与西方音乐的研究相结合：其一是针对西方音乐传统的专业民族音乐学研究；其二是在西方音乐的研究中使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及概念，吸收了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及实践。然而，尽管音乐学广泛地采用了文化模型及音乐诠释方式，但是音乐学家在研究中依然很少采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和理论。新音乐学家和音乐批评家似乎宁可自己创造新的社会和文化理论也不愿意考虑采用已经得到发展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

本文的第一部分意在详细地阐释音乐学中避免使用民族音乐学素材、方法、理论的明显趋势；第二部分审视了音乐学的新趋势，其意在说明这种音乐学的新趋势与民族音乐学及传统音乐学的远近关系。作者以苏珊·麦克拉瑞的《阴性终止》为例探讨了新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的关系。作者认为新音乐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耳熟能详的音乐及音乐风格进行重新诠释，另一类是对音乐研究的对象进行扩展。但是，新音乐学的研究更加接近于传统的音乐研究思路，而并没有对其进行创新。作者通过对《阴性终止》的详尽分析对其中麦克拉瑞认为的全新的观念进行了质疑，认为其创新之处仅仅体现在其将女性作曲家的音乐及流行音乐纳入研究范围中，而其余的部分则是传统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其研究方法只是在旧的音乐学思路中进行稍微的转变，并没有打开全新的视野。

9.Duckles,Vincent and Jann Pasler, ‘Musicology: §I.The nature of musicology:§5.New Trends’,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Second edition. Vol.17.London: Macmillan, 2001.　　

本文梳理了20世纪末音乐学领域发展的新趋势，主要体现为：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音乐学作为学术的领域经历了一次的观念的爆发。一些学者对历史音乐学的基本假定进行了审视。他们质疑将历史归结为伟大人物、伟大作品、伟大传统和伟大创造的产物。这便引发了将音乐视为社会驱动的产物以及多元的音乐种类历史的研究；另一些批判传统科学及传统历史学的学者则更进一步地了质疑了科学客观性的可能性，并探究在任何历史叙述中主观因素所占的程度；一些学者甚至质疑了历史包含了因果关系的观念，而更愿用一种随时间而改变的易变性来定义历史；将音乐学视为一种批评的形式成为了另一种重要的趋势，在这种研究中，音乐学与很多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相类似，并且其可能借用了文学或文化理论以及一些新领域，比如性别研究；跟随后结构主义思潮的音乐学家们倾向于赞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观点，即认为“真理与权力系统连接在一种循环的关系中。”他们表达了对权威、父权制、身份性和伦理学的批判态度，并质疑了所谓的宏大叙事；后现代主义概念开始质疑全球性、普遍性观点的有效性，并将注意力转移到音乐和音乐创作中本地的、日常的、变化的和偶然的部分中去。这些不同的观念使得音乐学中产生了很多重要的分学科。

10.David Beard and Kenneth Gloag，‘New Musicology’，Musicology The key concept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pp122-124.　　

    本文是《音乐学的关键词》一书中的“新音乐学”词条。新音乐学从来便没有以一个完整的运动而存在，对其更准确的定义应为一些个人和观点的松散的集合，这些个人和观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几乎都是来自美国，他们的研究在现在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这些学者将一些共识及不断重复的研究议题及问题带入了其各自的研究领域，这些议题反映出了一种更加宽泛的后现代运动，用以替代实证主义及音乐作品的自律性概念。新音乐学倾向于将音乐学与音乐学之外的学科进行结合，特别是人文与社会科学，并意在更改音乐学讨论的框架。然而，新音乐学家之间的共识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很多新音乐学家之间的不同观念。文中举出了劳伦斯·克莱默（Lawrence Kramer）和汤姆林森（Gary Tomlinson）之间由科尔曼（Kerman）的文章《未来的音乐学》（The Musicology of the Future）引起的著名的争论。新音乐学的发展也与音乐学学科内女性主义及性别议题的提出相联系，主要由苏珊·麦克拉瑞（Susan McClary）、玛西亚·西特仑（Marcia Citron）及菲利普·布雷特（Philip Brett）引入音乐学。新音乐学对当代方法论的尝试性探索的其他方式包括罗斯·苏博特里克（Rose Rosengard Subotnik）对于哲学及语言学批评的运用，比如将其用于贝多芬晚期风格的分析中。此外，文中还提到了科尔曼的文章《如何进入分析以及如何走出分析》及其著作《沉思音乐》对新音乐发展的重要影响作用。对于新音乐学更进一步的回应也可以从批评音乐学的形成以及对新音乐学学者研究的批判性评估中体现出来。　　

11.珍妮·鲍尔斯，“女性主义的学术成就及其在音乐学中的情况（上）”，（金平译），《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7（02），pp.61-68。　　

    本文评估了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和观点对美国音乐学领域的影响，并对女性主义在音乐学中的各种研究做了总结。首先，作者分析了音乐学研究很少采用女性主义研究的原因，她认为女性主义研究之所以不能对美国音乐学界产生重大影响，是由于音乐学研究传统的两把利刃所致，即：①极其重视对资料及事实等的收集，并注重对与音乐相关的资料的呈示，而不是着重于如何让解释这种资料。②在音乐方面。目前广为接受的学术性研究方法完全是以男性出发的。因此,女性主义学者所面临的挑战对音乐学的现状及其基本研究方法进行调整和修正,同时还要改变那种从最初就将女性排斥在研究对象之外的预设立场。作者将女性主义音乐学的发展和成就做了总结性的归纳，包括以下几点：①对女性自身研究方面的成就, 即研究性别在生理以及社会结构方面对女性的实践及成就所产生的影响。②对于女性的艺术表现方式以及直接对它产生影响的环境的讨论。③从对女性的描述及社会性方面的因素,来看待性别及两性关系对音乐作品的影响。此后，作者进一步从历史的公式与女性主义批评这两个方面对该论题进行了阐释。在历史公式方面，作者总结出了社会历史因素对于女性从事音乐影响的5点表现。在女性主义批评方面，作者主要探讨了苏珊·麦克拉瑞(SusanMcClary)、 苏珊娜·库赛克( Suzanne Cusick)等的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成果。作者提到，几乎所有女性主义音乐批评都在讨论与文字有关的音乐，但是麦克拉瑞已经向器乐音乐提出了挑战。女性主义音乐批评已经证明，当将性别因素注入到分析当中并以此来分析某一部作品时，对该作品的理解就会增加一个新的方面。然而女性主义的方法和观点尚需尽更大的努力才能对美国的音乐学主流产生大的冲击，但是其潜力是巨大的。　　

12.珍妮·鲍尔斯，“女性主义的学术成就及其在音乐学中的情况（下）”，（金平译，刘红柱校），《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7（03），pp.84-91。　　

本文首先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其他研究成果进行了补充。作者认为，目前女性主义批评的研究只是处于初级阶段，刚刚开始揭开女性音乐作品的表层去探索其更深刻的意义。因此特别需要把批评的注意力转向女性音乐作品本身，超越传统音乐学分析中的形式主义方式, 去探索女性创作的音乐作品中风格、主题、体裁、结构以及其他等方面的与众不同之处。除此之外, 在研究女性音乐时必须要明确的是, 我们不能满足于观察那些仅仅是由女性所创作的音乐,我们更要去发现那些试图通过音乐来表达女性意识的作品, 那些唤起社会对女性现状的关注, 并直接针对和为女性讲话的音乐。由于音乐是一种表演艺术, 因此也要对表演者在性别的表现方式上加以注意。此外，作者还对其他方面的女性主义音乐学研究进行了总结，主要概括为：①人类学。②民族音乐学。③社会学。④历史。⑤民俗学。⑥语言研究。作者以上所列出的每个学科中女性主义研究在音乐学中的运用都进行了详细的举例及梳理。当然,女性主义音乐学家所要学习的绝不仅仅限于以上所提到的学科, 其他的学科应至少还包括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和音乐心理学、音乐和艺术社会学等。作者认为，假如我们要对两性和音乐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行严肃而深入的研究, 那么任何观点、行为和方式都可以为我们所用。　　

13.苏珊·麦克拉瑞，《阴性终止----音乐学的女性主义批评》，（张馨涛译，张中兴校），台北市：南周出版：城邦文化发行，2003。　　

   苏珊·麦克拉瑞（Susan McClary）提出的音乐的女性主义批评是新音乐学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力量，主要体现在其1991年出版的专著《阴性终止——音乐学的女性主义批评》中。本书所提出的音乐的女性主义批评所呈现出的是一种音乐学研究的独特视角，即女性主义与文化研究的视角。该书题为“阴性终止”，并以其为贯穿全书的一个意向性符号。这种象征与暗示构筑了音乐学中女性主义批评的基本议题：即音乐中暗含的性倾向及其在音乐语汇中的表象。总得来说，该书旗帜鲜明的以前无古人之姿，从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的立场来研究古往今来的音乐中性、性别、性征之间的关系。该书在比较多的篇幅中谈论了生理上的性别，以及社会上对生理性别所做出行之已久的性别刻板印象和规训，也就是所谓的性别的社会建构。书中还讨论了女性和音乐在历史上多方面的关系。本书分为七个章节，分别为：第一章：导论：蓝胡子城堡里的实体女孩（Introduction：A Material Girl in Bluebeard’s Castle）；第二章：蒙特威尔第戏剧音乐的性别建构（Constructions of Gender in Monterverdi’s Dramatic Music）；第三章：古典音乐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 in Classical Music）；第四章：过度与框架：疯女人的音乐表达（Excess and Frame：The Musical  Representation of Madwomen）；第五章：颜妮卡·范德费得《创世纪Ⅱ》中女性声音的存在（The Presence of a Woman’s Voice in Janika Vandervelde’s GenesisiⅡ）；第六章：这不是我族人说的事：萝莉·安德森的音乐时间与空间 （This is Not a Story My People Tell ：Musical Time and Space According to Laurie Anderson）；第七章：活着诉说：麦当娜肉体复活论 （Living to Tell ：Madonna’s Resurrection of the Fleshly）。在本书中，女性主义批评的先驱者麦克拉瑞所分析研究的音乐主体涵盖了早期音乐、古典音乐、甚至是流行音乐，其意在论证不管何种音乐种类中音乐都是社会性别与性征构筑的体现。对于古典音乐，即通常被视为经典、不受社会意识形态污染的音乐，作者也触及了其中的性政治探讨。此外，她还将文化研究和女性研究的成果带入音乐学界，替传统的音乐学研究开创了一条新路。　　

14.苏珊·麦克拉瑞，“古典音乐的性政治”，《阴性终止----音乐学的女性主义批评》，（张馨涛译，张中兴校），台北市：南周出版：城邦文化发行，2003，pp114-151。　　

    本文是麦克莱瑞《阴性终止》的第三章节，作者主要以比才的歌剧《卡门》及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探讨了古典音乐中的性政治问题。作者认为古典音乐并不是像传统的实证主义理论家所认为的一样具有完全的自律性而并不具有任何社会文化释义。相反，音乐叙述中这些具有强烈性政治倾向的语汇恰恰反映了音乐中的社会化印记：那些看似自然、完美无缺的音乐结构其实受到了社会性政治倾向的强烈模塑，其沾染着暴力、女性仇视和种族歧视，并泄露出了对于女性身体的恐惧。音乐看似完全无社会性含义的叙述常规实则为构筑社会性别与引导欲望的载体，记录了男权主义统治意识下情欲的挑逗与对情欲的否定。麦克拉瑞从比才的歌剧《卡门》中读出的是一种由男性所构建的阳性的自我与阴性的他者之间撕扯的痕迹，这种构建中充满着二元对立。比才通过音乐叙述所展现的是女性/阴性对男性/阳性的影响、诱惑与挑逗及所引起的男性对女性魔幻般的迷恋，但最终男性阻止了女性对其权威与优等特性的影响和侵蚀，暴力般的驱逐了女性的痕迹，以悲剧般的英雄性杀死了女性，以达到最后的胜利。这种叙述模式的符号学释义在麦克拉瑞看来并不仅仅是一种偶然的音乐建构方式，却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基础，是由所处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对女性根深蒂固的压抑与仇视所决定的。因此，即使在实证主义理论家所宣称的纯净不受任何意识形态污染的纯音乐，如，作者也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第一乐章中，作者也能读到在《卡门》中所映射出的同样的女性主义控诉。　　

15.Jann Pasler，‘Some thoughts on Susan McClary’s Feminine Endings ’，Perspectives of New Music, 30:2 (Summer, 1992), pp.202-205.　　

本文是对苏珊·麦克拉瑞《阴性终止》一书所做的书评。作者认为，尽管该书不能赢得很多人认同，但是该书具有强烈的冲击力、真挚的立场及强烈的感染力。麦克拉瑞似乎处于一个外围化（outsider）的位置，被正统音乐学杂志所不容，并被学科的权威所忽视直到现在。但是她所运用的知识及收到的训练却完全是一个内行者（insider）。麦克拉瑞所具有的独立的思想及独创性的观点使其远离主流思想，她的这种思想与她曾经所受到的该学科传统的技能训练与她对音乐深刻的理解是无法分开的。处为外围者的位置使得麦克拉瑞敢于挑战传统的权威，从而在音乐学中运用女性主义的视角与方法。正是她对存在于大多数17、18、19世纪音乐中的前提及常规的了解并对其进行质疑的愿望，以及她强烈的勇气及高度的自我规范性使得我们不得不认真去对待她。作者认为，《阴性终止》的意义在于其所提出的问题而不在于其对这些问题的解答，这些问题的提出为该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本书的中心问题，即音乐中的“女性主义”是一个非常难解释的问题，似乎麦克拉瑞自己也并非意在给予其一个确定的定义，而在于分析其如何在具体的作品中体现。作者认为，或许《阴性终止》最大的贡献在于其赋予女性作曲家的挑战，即希望女性作曲家在创作中体现女性的阴性力量。当然，《阴性终止》对于女性主义的研究也不是完全无可挑剔的，其并没有穷尽这个课题，而是刚刚起步，因此作者幽默地建议应将书名改为《阴性开始》（Feminine Beginning），还有很多有待发掘与研究。　　

16. Claire Detels,‘Reviewed work: Feminine Endings: Music, Gender, and Sexuality by Susan McClary’,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Vol. 50, No. 4 (Autumn, 1992), pp. 338- 340.　　

本文是对苏珊·麦克拉瑞《阴性终止》的书评。作者认为，麦克拉瑞将女性主义批评用于西方艺术音乐的传统及音乐学研究中，这其中的“阴性终止”的运用所代表的寓意是一种性别研究的禁区。此外，“阴性终止”也成为了作者的一种诉求，即对新的实践及可能性的探索，使得“阴性”不再作为弱拍而存在。该书将性别议题及女性主义批评引入到了音乐学学科中，音乐学学科是相比之其他学科最少受到女性主义理论影响的学科。在本书中，麦克拉瑞的一个中心的前提为音乐具有文化意义，这与传统的及分析的审美中绝大多数观点是不同的。从这种前提出发，麦克拉瑞提出并构建了两种探索及解释音乐中含义的途径：首先，她强调了音乐中节奏的重要性，以及节奏姿势与身体之间的紧密联系，并认为节奏承载了身体上方面的意义；第二，麦克拉瑞将音乐风格与姿势之间的联系不仅用于戏剧或有台词的音乐中，比如歌剧或歌曲等，也用于无歌词、无情节的器乐作品中，比如交响曲等曾经被认为是“纯净”的、“绝对的”音乐领域。同时，麦克拉瑞的研究也引用了对于各种不同的音乐文化的广泛的知识，既包括流行音乐及乡村音乐的音乐文化传统，也包括曾经被视为美学争论禁区的西方古典音乐传统。或许本书最有趣并最具有独创性的部分在于其最后三章中对于女性作曲家新的、无男性化痕迹的“松散的战略”的讨论。总的来说，麦克拉瑞的研究成果已经对音乐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女性主义讨论逐渐进入了音乐学学术会议的议题中。本书迈出了大胆的一步，对于任何有兴趣参与音乐意义问题讨论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有意思的参考。　　

17. Robert Carl，‘Reviewed work：Feminine Endings: Music, Gender, and Sexuality by Susan McClary’，Notes, Second Series, Vol. 48, No. 4 (Jun., 1992), pp. 1288-1291.　　

本文是对苏珊·麦克拉瑞《阴性终止》的书评。作者认为，《阴性终止》具有重新定义很多基本术语的潜力，这些术语被我们用于批评的音乐话语中。在这种批评话语框架内，麦克拉瑞提出了运用于音乐批评中新的女性主义实践的工作模式。麦克拉瑞的研究是首次尝试将音乐作品，包括经典规范的音乐作品视为揭示出创作者（及创作的文化环境）潜在的性别议题假设的“文本”。与此同时，麦克拉瑞也与约瑟夫·科尔曼（Joseph Kerman）、罗纳德·迈尔（Leonard Meyer）、罗斯·苏波特尼克（Rose Rosengard Subotnick）等美国音乐学学者所形成的“学派”的传统紧密相连，这种“学派”并没有提出特别的方法论，并拒绝以实证的方法探寻音乐“含义”及只考虑音乐的结构、相关性与“统一性”的议题。麦克拉瑞不仅运用了这种批评的传统，也对其进行了创新，从而赋予了全新的观点告诉我们如何诠释音乐、如何展现音乐与更大的文化环境之间的联系以及如何让音乐成为社会及政治议题话语的一部分。在本文中，作者对于《阴性终止》中前半部分对西方音乐会音乐的解读以及后半部分对女性作曲家作品的解读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作者即赞同麦克拉瑞大胆、新颖的视角，同时也提出该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缺陷与不完善，比如认为她常常抽取作品中的一个部分进行分析来证明自己的结论，或过分急于得出结论以至于没有对作品进行细致的分析以及结合了一些并不能直接支持其观点的信息来证明其假设。但是总的来说，《阴性终止》是一种挑战性的尝试，为曾经不被接受的议题打开了一个开放的平台，使之得以被倾听并继续得到讨论。　　

18.Susan C. Cook, ‘Musicology and the undoing of women’, American Quarterly, Vol. 44, No. 1 (Mar., 1992), pp. 155-162.　　

本文是对苏珊·麦克拉瑞《阴性终止》的书评。文中提到，麦克拉瑞的论文集中所探索的是一种身体与心灵，深刻体验的情感与理性的形式主义混合在一起的音乐体验，这种音乐体验由于性别意识形态而显得更为复杂。麦克拉瑞不愿意接受所谓标准的学术意识形态，即认为身体与心灵应该分开，从而揭示出了从音乐中可以读出的更多的东西。麦克拉瑞从音乐作品和实践中揭示出的是关于含义及符号意涵的关键议题，这些议题常被音乐学的实证主义观念认为是超出界限的。麦克拉瑞从音乐中读出了含义及其蕴含的暴力、种族歧视、女性仇视，以及音乐在社会性别及性征构建中的角色。在本书的引言部分麦克拉瑞说明了本书对西方音乐进行女性主义审视的依据：即音乐及音乐叙述中普遍存在的性别意识形态及女性主义诠释的可行性。戏剧音乐也成为了麦克拉瑞探索男性和女性角色性别构建的平台，除此之外她也更进一步地认为在纯音乐中也存在着相似的性别符码，因此即使在没有实际的叙事性内容存在的音乐中也可以进行性别解读。由于音乐学相比于其他学科领域，对女性主义的接受都相对落后，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麦克拉瑞的研究是一种孤独的探索。尽管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与麦克拉瑞的研究方法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即对音乐进行文化系统中的理解，但是麦克拉瑞并没有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除此之外，作者也提出了对本书中一些观点的质疑，即认为麦克拉瑞对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的分析及对麦当娜音乐的分析中体现出了一种支持异性恋观念的偏见。但是总的来说，作者认为《阴性终止》的每一篇文章都具有独到的洞见性，引起了音乐学界对女性主义观念的巨大变化。麦克拉瑞当之无愧地成为了音乐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先驱者，为其他对女性主义问题有兴趣的学者和学生打开了一扇门。　　

19.Susan McClary，‘Reshaping a Discipline: Musicology and Feminism in the 1990s’， Feminist Studies, Vol. 19, No. 2, Women's Bodies and the State (Summer, 1993), pp.399-423.　　

本文是苏珊·麦克拉瑞对于20世纪90年代音乐学中女性主义研究成果的综述。音乐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便出现了音乐中女性的研究。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女性主义研究只是分散的存在着，并不被音乐学学科的主流所接受，并极少为音乐学学科之外的学术领域所了解。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音乐学逐渐跳出了其狭小的圈子并扩大了其范围，将对于经典规范、标准的方法论的重新审视等包括了进来。当然这种研究方法在长期以来也受到了大量的批评并引起了大量的争议。作者对几年来音乐学术中有关女性与音乐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主要分为以下部分：1.音乐史中女性的研究（Research on women in music history）；2.写作音乐中女性的历史（Writing the history of women in music）；3.世界音乐及流行音乐中的女性（women in world and popular musics）；4.从这里我们将去向何方？（Where do we go from here？）；5.批评及音乐学存在的问题（The problem of criticism and musicology）；6.女性主义音乐批评的出现（The emergency of feminist music criticism）；7.女性主义音乐批评的反对意见（Objections to feminist music criticism）；8.目前存在的多样化的女性主义音乐批评（Varieties of feminist music criticism today） 。9.音乐学对于女性主义思想的贡献（Contributions from musicology to feminist thought）。　　

20. Tia DeNora, ‘Reviewed work：Feminine Endings: Music, Gender, and Sexuality by Susan McClary’,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 22, No. 1 (Jan., 1993), pp. 116-117.　　

本文是对苏珊·麦克拉瑞《阴性终止》的书评。在大多数音乐学家的范式里，音乐在所有的艺术中是最不具有指代意义，最不具有社会性。因此，为了挑战“严肃”音乐的“纯净的”地位并且解释音乐自身如何具有社会性属性便需要转向并参与到音乐学的社会性及概念性的层面中。这其中当属苏珊·麦克拉瑞做出了最大及最具影响力的挑战。一些假设巩固了麦克拉瑞的分析，即认为音乐学家、作曲家、分析家的技术认知后面潜藏着一种共享的关于音乐常识的由历史决定的惯例，即一种同存于流行音乐与交响音乐中的“符号代码”。麦克拉瑞的研究得出音乐习惯塑造了音乐结构，在这种结构中音乐的及非音乐的经历可以被引导，这种过程便是一种社会性构筑的方式。麦克拉瑞指出音乐具有一种文化资源性的功能，可以用于组织身体及感情。为了证明这种观点，她运用了解构主义、社会学及认知心理学的方法来展现欲望、喜悦及释放等如何在随着时间进行的由音乐所模仿出的思想及活动中被视为具有文化的建构性。作者在文中还总结出了麦克拉瑞将西方音乐作为一种松散的结构进行分析的三种方式：1）除了她自己外放置于情境中的听者如何理解音乐； 2）符号代码为何不仅仅是一种相加，其范围及种类也在进行着建构；3）符码如何以复数形式而存在（有时甚至互相否认），因此对于音乐的反应也是以这种形式存在，因为在“意义”产生之前必需不可避免地包括对于认知、符码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