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国当代音乐学研究方法论的特点

通过前面对中国音乐学发展历程及其研究方法的概述我们已经看到，中国音乐学者在对音乐学的研究性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深入而漫长的探索之后，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音乐学方法论。

第一，以真实性的考证为主要追求的“田野考察”。

在我国当代音乐学实证性研究方法论领域，特别要提到的是1995年伍国栋先生发表的《实地调查的经验积累和科学意义及作用再认识》1一文，对中国当代音乐学实证性研究法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的理论总结。他从先秦的“采风”制度说起，谈到20世纪初北京大学、广州国立中山大学、蔡元培主持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等一批社会学者对实地调查及其方法论的贡献；并谈到毛泽东同志关于实地调查基本哲学观点及其方法论和西方文化人类学对中国民族音乐学实证性研究方法论的影响。

他在文中首先谈到：民族音乐学注重实证研究法是因为：

民族音乐学的学科性质及其研究对象和范围指向，确定了这一学科是一门注重深入实际音乐生活，并要求从中吸收和积累丰富现场资料的音乐理论科学。它与相关的诸社会科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等一样，在研究方法特别强调要进行实地调查，要通过实地调查去亲自获得尽可能翔实的科学研究资料。……只有建筑在坚实、科学的实地调查和丰富的现场音乐资料积累基础上的民族音乐学课题，在学术上才可有所发展、有所发现和有所突破。

在谈到西方文化人类学所采用的科学田野作业方法的影响时，作者说：

实地调查作为民族音乐学总体研究方法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程序和环节，……受文化人类学深刻影响而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顺理成章地继承了这一科学方法论传统。

此外，作者又论述了民族音乐学实地调查的方法论内涵。他说，

民族音乐学的实地调查既是一种具体的方法，又是一种自成系统的方法论。说它是方法。是指在实施某项实地调查计划时，它体现为一系列具体的作法、步骤和技术，因此它是民族音乐学作者收集音乐资料的工具，说它是方法论，是指任何一项实地调查的实施，又都具有认识、判断和分析音乐事象的理论基础。整个实地调查作法、步骤和技术的进行，都体现为一系列具有哲学思辨特点的认识过程。这就相应构成若干准则或标准，因此它又包含指导音乐资料收集的若干理论。只注意作法、步骤和枝术的进行而忽视指导作法、步骤和技术的理论准则，是不完全、不科学的难以真正大获成功的实地调查。……当代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今天仍然有必要重新认识或者说科学认识实地调查的意义和作用，将它视为一种方法又视为一种方法论，并在此基础上去展开具体工作，这样才能够在调查现场科学地取得真实而丰富的音乐资料，为步入案头梳理和系统研究打下坚实的科学基础。

最后，作者提出，

民族音乐学实地调查的历史经验总结和现实发展趋势，已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科学要求，使我们有必要站在更新的科学高度上去进一步强调实地调查工作在民族音乐学研究工作中的重要意义和学术价值，并对它继续进行更为深化的科学阐述和系统研究，使当代民族音乐学工作者能够更加自觉、更加成熟地走向各民族丰富多彩的社会音乐生活。

其后，伍国栋先生又发表了《民族音乐学的实地调查类型》1一文，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课题分为横向（包括微型音乐调查、地理区划音乐调查和民族区划音乐调查）和纵向（包括音乐志调查和音乐论题调查）两个类型，进一步充实了我国当代音乐学实证研究法的内容。特别是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2这本著作，基本上是作者在民族音乐学领域实践经验的总结。像这样能在充分的实地调查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比较系统总结的民族音乐学专著，在我国这是第一部。

在近百年中国音乐学的发展历程中，中国音乐学者从萧友梅到杨荫浏，“实证”这一传统一直保持在中国音乐学者的研究实践中，强调实证成为中国音乐学人奉行的原则。对此，田可文在1989年“音乐史学方法论研讨会”上说：

杨荫浏……注重实证，而不固守实证。这种历史观念，影响着以后许多人的研究。直到现在，人们的研究，依然是按照杨荫浏的路子走下去，……鉴于当今中国音乐史中的史料、证据并不充分，史的撰写也难能深入，因此，实证主义的做法也并不过时，并且还可说具有重大意义。3

冯文慈从另一侧面强调了奉行这一传统必要性：

中国在数千年历史中积累了浩繁的文献史料，而从学人队伍的普遍情况来看，驾御传统文献所需要的训诂、校勘等考据之学的功底则严重不足。文献史料有待整理，有待挖掘，有待开拓，我们不能只靠从先辈的成果中重复地进行摘句来过日子。只要中国古代文献一日在地球上存在，并承认它为研究中国音乐历史所必需，那么传统的考据等史学方法，不论在何种程度上需要加以变革，总还是必须继承的。面对诠释文献的任务，其艰巨性对从事古史研究的学人自不必说，就是对近现代史学人理应承担的工作来说，也并不轻而易举。1

第二，强调音乐学研究的“交叉”、“共生”和“融和”。

在中国当代音乐学研究领域，许多学者强调“交叉”、“共生”和“融和”。譬如，沈洽提出：

我国的民族音乐学主要是从音乐学的某些领域（即原来的“民族音乐理论”和“亚非拉音乐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到目前为止，几乎还没有看到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和社会学界倡导音乐学的动势。所以，……最好在理论上有一视同仁的对待，在实践中积极争取与这些学科的合作，以利于两类学科的进一步发展。1

冯文慈强调：

从宏观上看，就纵向研究而言，我认为古史学者有必要尽量向近现代当代延伸，而近现代当代史学者有必要尽量向古代延伸。……横向研究而言，中国音乐史学向相关学科的靠拢，近年已有明显趋势。这不仅是由于受到当代文化潮流的影响，更是音乐史研究工作本身深化的必然结果。……在交叉学科中，关系十分密切，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民族音乐学。它的一些重大课题往往和音乐史学直接相关，如少数民族音乐现状（及历史），汉族音乐色彩区（及其历史成因），古老乐种的现状（及历史），诸邻国的音乐文化（及其和中国的交流史），等等。这一领域的某些学科，由于史料欠缺或不足，采取逆向研究的方法，假设的方法，可能机会要更多些。2

赵宋光则强调：

民族音乐学或音乐文化人类学正在替音乐史学者做大量的补遗工作。……在细密划分形成许多小分支的同时，不应忽视互相参照、互相吸纳，使得各个小分支的独特贡献能及时丰富音乐史大分支的学术内涵，持续提高其学术品位。3

郑祖襄也提出：

二十世纪后，人类学、民族学……对考古文物的分析、进行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跨入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民族音乐学研究历史音乐的方法和经验使古代音乐的研究开阔了眼界，揭开了一个十分广阔的天地。从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音乐中考寻它们的演变踪迹，较之以前依靠文献、文物的研究，这方面有更多的工作可以去做。这样的研究将弥补文献和文物的不足，使古代音乐的史实丰富起来。4

由此可见，认识要达到为实践服务的目的，就只有在实践活动中体现其方法论的职能。其实也正是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认识转化成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维武器一一方法论，实现了自己的目的。没有实践活动，就没有方论法；没有方法论，认识就不能走向社会生活和实践。因此，实践是认识和方法论相统一的基础。

第三，辩证法已成为许多中国音乐学人自觉的方法论追求。

在中国当代音乐学的研究方法中，辩证法已成为许多中国音乐学人的自觉追求。譬如，冯洁轩提出：

辩证法并不是过时了，而是被扭歪了脸，需要还其本来面目，并在实践中运用、发展。但近来我们对辩证法的理论探讨却有停滞现象，这可以说是整个哲学、史学理论方面都存在而有待解决的问题，不独音乐史学为然。4

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方法论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要求我们用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冯洁轩说：

任何合于科学的方法论，都是实事求是的，依据的必须是“实事”，以“实事”为其前提。音乐史学所涉及的边缘学科很多，都有一个“实事”问题，起码要“实事”正确无误，才能“求”出“是”来。1

赵宋光也强调：

在欧洲的学术传统观念里，直至上世纪后半叶，技法理论还不归属音乐学学科范围，他们所指称的“音乐理论”是列于“音乐科学”之外的。这种学术传统导致两种恶果：技法研究停留在技艺层面而不能上升到人文审美高度，音乐学的思辨研究则因回避具体形态剖析的参照而滑入玄想。这一教训，是今天中国的音乐学家应当引以为戒的。2

人们也正是以这种哲学方法为指导，遵循它的一系列原则，按照它所指明的正确方向，在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发挥出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有效地达到了自己的预期目的。

强调系统方法，也是中国当代音乐学人自觉地将这一观念贯穿在其理论研究中的具体体现。譬如，郑锦扬认为：

系统论的基本原理：整体功能大于类属的个体之和。作为理论系统的音乐史学方法论的结构与功能原理同样也是如此。音乐史学方法论对音乐史学的作用是任何一种史学方法都代替不了的。它既对音乐史学有指导作用，又是提高史学研究水平的工具、桥梁、阶梯。史学方法论作为一个系统有自己的研究课题，如音乐史学方法论的特殊性，它作为艺术史学方法论的一个分支与科技史学方法论的异同等。倘若音乐史学方法论的研究与建设要更深一些的话，这些问题是有必要搞清楚的。……由于史学方法论（尤其是特殊的史学方法一一音乐史学方法）对史学的应用功能，它对于史学的意义比一般哲学方法论对史学更重大、直接，更能推动史学的发展。3

由此可见，今天的中国音乐学人已经认识到：人类的音乐是一个有机整体，对不同的具体研究对象，应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在对一项具体的音乐对象进行研究时，应采用把一个局部孤立起来作为一个自我封闭系统加以观照，那么，针对着人类音乐的某个局部进行研究自然多采用归纳法、演绎法、类比法、比较法、分析法、综合法、观察法、实验法、统计法、分类法、预测法、模拟、模型、假说等将研究对象解析为“元素”的研究方法。这些单一的、一般方法论意义上的音乐学研究方法对于解决音乐学科中的具体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分析与综合反映了事物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抽象和具体反映了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而当对音乐现象进行整体关照时，如果把作为有机整体的客观研究对象加以割裂，势必在客观上妨碍和抑制了我们的认识，这时，就必须采用把某个局部置于人类音乐整体的宏观背景之中的历史的方法、系统的方法和辩证逻辑的方法等才有可能正确理解研究对象。系统方法反映了客观事物都是作为一个系统而存在的，系统的方法自然进入了中国音乐学者的视野。用系统的观点看，一个动态结构的系统总是有“目的”的，一俟确认了自己的目标和系统的界限，在这样的系统内，就不再是“条块”之分，而只是“角度”之别了。中国音乐学者主张把人类音乐看作一个“系统”，把音乐学作为处于最高层次上的总体学科，把音乐型态学、音乐史学、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音乐音响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符号学等作为这一总体学科属下的一个等级层次的学科，下属学科的研究都是为达到“人类音乐”（音乐学）这一宏观研究目标所做的努力。于是，我们就超出了观念上的偏狭、自我封闭和“划地为牢”，从而把音乐学这一特定的学科领域组合成为一个有机的系统。虽然中国音乐学领域思维上的多元观在萌生，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始终是音乐学研究的主导方法。

参考文献：

1.     俞人豪等《音乐学基础知识问答》，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2.     俞人豪《音乐学概论》，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3月版

3.     转引自曾遂今《音乐社会学概论》，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4.     有关资料来源于冯灿文译《西欧及美国音乐学概况》

5.     孙国忠：《当代西方音乐学的学术走向》见《音乐艺术》2003年第3期

6.     《美国音乐学学会杂志》第8期

7.     萧友梅《乐学研究法》原载《音乐杂志》，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编辑出版，1920年6月30日第1卷第4号

8.     萧友梅《什么是乐学》原载《音乐杂志》，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编辑出版，1920年5月31日第1卷第3号

9.     蔡良玉：《为中国音乐学的发展创造条件》，中国音乐学(季刊)1993年第3期

10.  见蔡良玉：《西方对音乐史学的反思和我们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O，1；杨燕迪：《实证主义及其衰落》，《中国音乐学》1990．1；

11.  茅原《音乐学学科建设问题》，见《艺术学研究》第二集（1995年）

12.  赵宋光《推进音乐学学科建设的群体协作》《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3·1期

13.  沈洽《民族音乐学方法论导论》《中国音乐学》86·1

14.  见黄翔鹏《关于民族音乐学及其他》，《中国音乐》1987年第1期

15.  伍国栋《民族音乐学理论教学所面临的任务》，见《民族音乐学视野中的传统音乐》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

作者简介：冯效刚（1955-  ），男，北京市人，《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常务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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