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音乐学研究方法论的发展
二、新时期音乐学研究方法的拓展
中国音乐学在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后，已经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有着十分细致的学科分类，形成了广泛的子学科，目前，世界上可能很少的国家有我们这样庞大的音乐学研究群体。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百花齐放的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十年的精神饥渴之后，面对70年代末大量涌入的西方各种现代思潮，首先是“生吞活剥”，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文化热”。80年以后文化热趋于平稳，人们开始了冷静的思考。方法论热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的产物。这时的中国音乐学各个学科都产生了一批探讨方法论的文章，同时也涌现出一批采取各种研究方法的理论成果。
1、从民族音乐学领域兴起的方法论热
新时期的到来，使中国音乐学迈上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轨道，其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中国音乐学研究方法论的日渐成熟和迅速拓展。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在今天已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同时，一些子学科的研究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在民族音乐学领域，在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几年里，在研究方法、教学及学生对音乐学的学习方面均有突出的表现。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从欧洲传入我国，它在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上与我国过去对自身传统音乐的研究虽不无相似之处，但从其产生的背景、探讨问题的目的和角度看，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与我国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确有许多不同，于是，在民族音乐学率先展开了有关研究方法论的讨论。在这一领域值得提出的主要论著有：高厚永发表了《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1，该文作为我国最初提倡民族音乐学的一篇重要文章，相当详尽地总结了自王光祁以来直1980年我国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方面的曲折历程，并对这一领域今后的发展提出了热切的展望；接着，董维松、沈洽、杜亚雄2等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探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萧梅、韩锺恩的论著5，王耀华、殷遐、涂尘野、杜亚雄、范晓峰、萧梅、董维松、沈洽、汤亚汀、洛秦6，张华信的《文化相对主义对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9，杨沫的《中国音乐形态理论建设与汉族中心论》10，杜亚雄的《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11，郑苏的《民族音乐学的学术范畴·理论·方法与目的》12等以及《中国音乐学》举办的“音乐学研究现状笔谈”9等，均分别从各自的实践和经验的基础上，从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提出了学科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对推进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
1981年，中央音乐学院杨沐就撰文《民歌资料的采录应当注意全面性与真实性》13，就当时民歌资料采录中“常常可发现缺乏全面性与真实性的现象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大胆的批评。此文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百字，却展现了我国音乐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坚持唯物主义立场和对实证性研究的自觉。其后，苗晶的《谈谈学习研究民歌的一些方法》14、樊祖荫的《多声部民歌的采录、记谱与分类方法》15、沈洽的《民族音乐学方法论导论》16、黄翔鹏的《关于民族音乐学及其他》17、冯光钰的《集成编辑学的方法研究》18、刘正维的《戏曲声腔分类新论》19、董维松的《中国传统音乐学与乐种学及分类方法》20、栾桂娟的《关于曲艺术音乐研究方法的思考》1、伍国栋的《民族音乐现象系统化结构的综合研究》2等文章，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实证性方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特别是沈洽、黄翔鹏、冯光钰、杜亚雄、李汉杰、伍国栋等学者从不同方面的论述，大大充实了这一音乐学研究方法论领域的内涵。
沈洽是我国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的优秀学者，在数十年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实践中，他对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十分关注，集数十年的研究经验，在《民族音乐学方法论导论》3中，对我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梳理，是中国当代音乐学研究方法论领域的力作。首先，沈洽对学科方法论在学科理论框架中的地位进行了科学的总结，提出：“建立学科方法论，即从方法学角度总结出这一学科所特有的研究方法系统。这是我们从实际调查所得的第一手材料（民族音乐志）中提炼种种理论成果和开发学术新价值的‘工具’，也是整个学科理论框架的核心。”他特别强调了研究方法在“学科发展的相对稳定时期”，是“发展具体研究成果，把研究不断推向纵深的”、“促成学科发展和飞跃的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这一将“方法”定位在“工具”上的科学理论总结，既体现了我国音乐学研究历来注重实践、注重实地考查、搜集、整理的严谨的学风，又强调了“方法”在“提炼种种理论成果和开发学术新价值”中的必不可少的作用。其次，沈洽提出了“学科研究方法的环链”概念。他把民族音乐学的各种研究方法归纳成“由音乐描写法、整体研究法和宏观比较法等三大类方法组成”的一套结构模型，强调“音乐描写法是……基础，整体研究法是……核心，……宏观比较法就是……完成”。
沈洽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基础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上的广义系统论思想，他把目前国内外诸家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梳理，结合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实践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这是继吕骥之后中国音乐学方法论研究领域的又一大成果，它表明我国音乐学方法论的研究又上了一个台阶，独具特色的中国当代民族音乐学方法论已经成熟。
黄翔鹏在《关于民族音乐学及其他》4一文中，提出了他的音乐学研究理念。他认为：基本理论、历史理论、应用理论在研究中都有它的存在价值，都有它的研究目的，都有它自己本身特有的研究方法，虽然都有存在价值，但是也有区别。黄翔鹏提出了音乐学研究中应注意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西共同的基本原理和民族特有的艺术规律问题。他认为，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但是，音乐的基本原理是不能代替民族的规律。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知道不知道这个民族传统？我们怎么在我们的基础上来创造我们的艺术？第二个问题，一般规律跟特殊规律问题。基本理论、历史理论和应用理论，就它们之间的不同层次、不同角度，是不可替代的，不能笼统的把这几个范畴混为一谈。第三个问题是技术形式的一般概括问题。提出：技术形式的一般概括到最后只剩下了自然规律，最后哪些东西成为稳定的东西保留了下来，是文化历史发展的结果。黄翔鹏阐释了他对音乐学是由“基本理论、历史理论、应用理论”三大部分构成的学科建构理念，并对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基本的定位，同时提出了音乐学研究中应注意的一些基础问题。虽然，黄翔鹏并没有展开他的思想，但他鞭辟入里的观点对音乐学人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中国“民族音乐集成”的编撰，是20世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发起组织的一项音乐基础建设工作，对继承和发扬祖国民族音乐文化的优秀遗产，发展社会主义民族音乐新文化，具有积极作用。这项工作不仅抢救和保护了我国璀灿宏丰的文化遗产，而且促进了我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发展。为了建立我国民族音乐自己的科学的收集、整理和编辑方法，冯光钰、樊祖荫、李汉杰等民族音乐学者把集成编辑学方法论作为一门学问来探讨，形成了我国编辑学方法论研究的成果。
冯光钰在《集成编辑学的方法论及知识结构——对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工作的一些看法》1一文中将集成编辑分为：采录学、记谱学、分类学、释文学、图录学等五项内容，并一一加以阐释。冯光钰把集成编辑上升到“集成编辑学”的高度，并把它看作是编辑学的一个分支来加以认识，对“建立我国民族音乐自己的科学的收集、整理和编辑方法”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把集成编辑方法作为一门学问上升到“方法论”来探讨，以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工作的规律和方法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更进一步充实了我国当代音乐学实证性研究方法的内涵。
此外，杜亚雄在《采风和采风者的品德》2一文中提出：“树立‘文化相对论’的价值观，尊重各民族、各地区人民的风俗习惯和文化遗产。”和“做到‘实事求是’，忠实地记录文化背景和民间音乐作品、防止主观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更不要对民间音乐资料擅加改动”等两个问题，从民族学和文化学的角度对实证性音乐学研究方法进行了充实。特别是对民间音乐作品记录中记谱、音高、节奏节拍等方面“实录”的论述颇有意义；李汉杰在《试论音乐志的性质、特征和体例》3一文中，从“音乐志的性质与特征”、“音乐志与某些邻近学科的关系”、“音乐志的体例”三个方面对音乐志的撰修进行了论述。这是作者在参与《白族音乐志》撰修工作基础上提出的理论总结，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我国实证性音乐学研究方法的特色；周青青在《靠科学态度宏扬优秀传统音乐文化——谈民族音乐学者的素质》4、《音乐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5中提出：如果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每种理论体系只是角度不同而已，西方人喜欢否定之否定，中国人则喜欢兼容；理论的不可通约性原则，理论不可取代；栾桂娟在《关于曲艺音乐研究方法的思考》6中提出了综合研究方法、逆向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和方法交叉等我国曲艺音乐研究的方法；苏克在《民族音乐研究中的几个逻辑问题》7和《判断、推理与论证——再谈民族音乐研究中的逻辑问题》8两文中，就民族音乐研究中的概念、定义、分类、判断、推理、论证等逻辑方面含混不清的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牛龙菲在《“一般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的整合”》9中提出：文化才是民族发展的真谛。还有，董维松《中国传统音乐学与乐种学及分类方法》8、刘正维《戏曲声腔分类新论》10等一批论文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上，进行了深入地探索。这些研究，无疑对中国当代音乐学研究方法的建设产生了极有意义的影响。
2、中国音乐学方法论的成熟
方法就其本质来说，是对世界本原及其存在方式规律认识的自觉运用。从客观上看，方法就是认识和把握世界的规律性；从主观上看，方法是根据这些规律所形成的研究现象的基本途径。方法就其功能来说，指的是人们进行思维和行动的最一般准则或途径，是一种达到预期目的的手段或工具。在人类探索世界的认识中，方法是工具、是手段，是人接近、达到和改造世界的中介。方法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中介，方法论则是以世界观为基础形成的哲学方法观念。客观规律本身并不构成方法论，只有根据世界的本原及其存在方式的规律性所制定的那些用来进一步认识和改造现实、获得新成果的普遍准则才是方法论。
史学是一门最古老的人文社会学科，历史学几乎是现有任何社会学科之母。在中国的音乐史学领域，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现状集中体现在对方法论的探索中。在采取各种研究方法产生的理论成果方面，罗传开《中国、日本近现代音乐史上的平行现象》1、周小燕《中国声乐艺术的发展轨迹》2是比较方法的代表性研究；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修改稿）》运用了文化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梁茂春《中国当代音乐》、居其宏《20世纪中国音乐》（青岛出版社1992年版）、《新中国音乐史》中大量借鉴和使用了音乐评论的方法；梁茂春《二十世纪中国五代作曲家》3采用了风格史的研究方法，从“五·四”时期、救亡时期、40年代、建国后－－文革前、八十年代五个方面对20世纪中国五代作曲家进行了分析；戴鹏海《丁善德的音乐创作－－回忆与分析》4等运用了口传式的研究方法。
80年代，“逆向考察”作为一种专门的研究方法在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冯文慈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逆向考察》5中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许多音乐学者的研究，如：陈烈的《纳西族<祭天古歌>和<楚词·九歌>艺术特色的比较》6、赵维平的《历史上的龟兹乐与十二木卡姆》7、童忠良、郑荣达《荆州民歌的三度重叠与纯律因素——兼论湖北民间音乐与曾侯乙编钟乐律比较》8、许健《相和歌与琴曲》9等都有意识地从这方面考虑问题、寻找材料。
我国当代著名音乐学者，音乐理论家，音乐史学和音乐美学家
第三，音乐理论上的“贫乏、浅薄而又不自觉”，以及“方法论本身存在的问题”给音乐实践带来的消极、甚至严重的后果方面，于润洋列举了在音乐批评领域、西方音乐史学研究领域、音乐技术理论等领域中：“永远停留在经验论的、工艺学的水平上而很难使自己站在更高层次的理论水平线上”等问题。
面对上述这样的现实，于润洋认为，中国当代音乐学“无论是哲学方法论方面的困惑，或是在西方各种学说面前的迷惘，或是在现实音乐现象冲击下理论批评的无力，造成这一切的重要原因恐怕正是基础理论研究的贫乏和薄弱。”对于如何解决中国当代音乐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于润洋提出：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踏踏实实地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以加强和提高我们的哲学思想能力和水平；认真研究和鉴别西方多种学说和理论，弄清它们赖以产生的各自的社会、历史、哲学的原因和背景；继承我们民族的理论遗产中那些最光辉的东西；在这样的基础上去加强我们的理论建设，从更高的层次上关注和研究当今世界和我国的重要音乐现象。1
作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音乐理论家，于润洋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提出：今天我们仍然
有必要认认真真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19世纪以来与马克恩主义同时存在的有关理论也应尽量有所了解，其中也包括20世纪的理论成果，把其中最精华的东西吸收到我们自己的研究中来，开阔我们的理论视野……任何理论只有通过认真的分析研究才能做出鉴别和选择。……也要加强对历史的了解，建立正确的历史观。理论的目的在于认识事物的本质，而离开事物自身的发展过程是无从理解其本质的。历史是过去的实践，而今天的实践很快即变成历史。……坚实的理论修养和渊博的历史知识是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两块基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会对现实有一个真正清醒的认识和评价。一个缺乏坚实的哲学、美学的理论根基又缺乏历史感的人，是很难成为一个敏锐的有见地的批评家的。2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两大柱石。以上论述展现了于润洋关于音乐学研究方法论的思想观念，也是中国当代音乐学方法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它突出地体现中国当代音乐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于润洋的音乐学研究理念是汇聚了从萧友梅、王光祈到杨荫浏等我国近现代音乐学者的成功经验的“集大成”的科学观念，对以后的中国音乐学研究方法大讨论，以及中国音乐学研究方法论的成熟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面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音乐史学领域方法论研究的蔚然成风。1989年元月中旬，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音乐史研究室和《中国音乐学》编辑部牵头，在北京举办了“音乐史学方法论研讨会”，来自上海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与音乐研究所的二十余位从事中国音乐史研究与教学的中青年学者，就中国音乐史研究的方法问题，如：“新方法”与“旧方法”的关系问题，关于传统音乐考据方法问题，从实际出发、依据研究对象和任务而灵活运用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讨。讨论中涉及方法和方法论的内容十分广泛。提出了一系列诸如：以“三论”等新介绍的方法来划分方法的“新”与“旧”，是不很科学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并未过时，……我们和西方学者运用“三论”的意义和目的还有所不同。大家指出，“传统史学的许多具体方法在今天并未过时，尤其是围绕着史料的收集与分析的传统音韵、训诂、版本、校勘等学问，仍然是从事音乐史尤其是古代史研究的学者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和方法。”“方法来于实践，一定的具体方法来源于一定的具体实践，能否运用到新的研究实践过程，必须考虑到对象和条件的变化。普遍的方法，是许多具体实践中总结抽象出来的，运用到具体实践中去，也必须与具体对象相适应”1等有益于中国的音乐史研究的音乐学方法论观念。
与此同时，在我国西方音乐史学领域，也展开了对西方音乐史学元理论的探索2。
进入90年代，我国音乐学各学科领域对方法论的探索高热不下，各种新的研究方法继续引入到实际的应用中。汪申申在《音乐学的方法论》3一文中，归纳了1990年音乐学各学科对新研究方法追求。在运用数理逻辑的方法进行音乐研究的领域中，汪申申提到了彭志敏的《论音乐进程中“第一完全数”现象》4和《<纹饰>：一个独特的马尔可夫过程》5、刘健的《论西方音乐作品中调性结构与材料结构的同步性与异步性》6、陈士森的《集合程控理论及技法》7和李诗原的《乐音运动过程中的速度和能量》8等文章，认为，“姑且不论这种做法是否到处都行得通。但总不失为一种别开生面的尝试。”在运用社会学、文化学的方法进行音乐研究的领域中，汪申申提出：
应该提请研究者注意的是，运用社会学、文化学的方法研究音乐问题，要尽量避免使研究完全脱离音乐对象而成为非音乐学的研究。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运用这种方法并不是—件很轻松的事情，它需要大量统计数据的佐证，需要进行严密的定量分析，因而常常会受到非学术因素(如经济条件)的限制而难以顺利进行。
周海宏在《音乐美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9和《退温中的自省》10中对中国音乐学研究的方法论提出五个问题：（1）相关性分析：文化背景与音乐现象的联系一定要有必然性；（2）操作方法的科学性、规范化；（3）理论价值的评价标准，不能只看新；（4）科学理论若不能被证实，就必然被证伪，对于不可能被证明的完美课题还不如能被证伪的假设；（5）模糊不等于迷糊，中国现在非常需要提倡科学性。这两篇文章提出了中国音乐学学科研究应注意的最关键的方法论问题，强调了音乐美学研究中方法论的重要性。
以上对中国当代音乐学研究方法讨论的梳理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为中国音乐学人提供了一条正确认识和研究音乐世界的有效途径。在经过近百年的发展进程后，在20世纪末，正是伴随着中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成熟，中国当代音乐学研究方法论业已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