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家族荣誉

               何以恪守远古家园诺言

   ――“摇滚文化”撕开人文化帷幔、拆除人工樊篱，

在粗暴中突进

韩锺恩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星期六，上帝想要有一样东西来替他管理凡俗世间上的事务，就照着自己的样子造了人。所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取下自己的肋骨造人，而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i]。于是，人在与自然分离的同时又与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把这种原初时代人与自然的约定（不解之缘）称之为人类的元约定（案，除此之外，人与人的约定、人与文化的约定、人与文化物的约定，均为人类的后约定）。从此，人便成了上帝的买办——替上帝处理凡俗世间事务的托管者。

在此之后，人间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就拿人的文化历程来说，假如依照圣经历法的记载，人类至少已发生或将要发生三次根本性的迁徙。

    按照圣经记载的叙事顺序，我们回忆三个地点。

伊甸园

    第一次大约是在人类初始，上帝为了惩罚人类始祖亚当与夏娃犯忌偷吃禁果，而把他（她）俩逐出了伊甸园[ii]。从此人类进入了自然文化时段，这与其说是被上帝所逐，不如说是人类开始了异质发生的文化历程；从此，便明确地规范了以后人文化的发展指向与运行势头。

    有记载言，摇滚乐（Rock and Roll）的原义是表示黑人土著的做爱，因而，后来成型的摇滚乐则就是以节奏和韵律对这种行为的直接摹仿[iii]。

    毋庸置疑，摇滚乐的产生确实与性爱有原始的因缘关系。然而，这并非表明摇滚乐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其深度模型仅仅只是对性爱行为的无保留容纳。必须明确，摇滚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音乐行为，因而就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艺术现象，严格地说，它们是集艺术现象、社会历史现象、文化现象、生命现象于一身的综合人文现象。

    作为一种综合的人文现象，摇滚文化的出现与当代社会进入后工业文明时段有直接的关系。一方面，摇滚文化当事人不愿忍受标准化产品大批量复制以及分工流水线的工业文明模式；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堪承受规范化人格大面积定位的宪制政治体制，于是便以貌似粗暴的方式对人文化施以反叛的行为[iv]。

    于是，这种有违文化禁忌的反叛行为，理所当然地被主宰性意识形态贬为亚文化、甚至反文化，受到正统、正宗文化强势的挤压与排斥。

    巴比伦

    第二次大约是在人文化初期，上帝见人们如此迅速地建造了一座通天塔，就下去变乱了他（她）们的口音，使他（她）们从此分散到了世界各地[v]。上帝此举与其说是“不想让他们永远住在一个地方，全世界都要有人去住，不能只住在小小一个平原上。……所以人们放弃了集会在一座塔下以构成单一民族的想法，很快地就分散到地球的各个角落”[vi]，不如说是上帝为了阻止人类的贪欲（生怕人类因进步太快而远离自然、进而丧失自己）而变乱了他（她）们的口音，以使他（她）们突然遗忘共同的约定（案，这是人类更大规模的种族迁徙与文化漂移）。从此人类有了区域文化和族类文化，从而极度消减了人文化的柔性综合力度，又极度增加了人文化的刚性分离力度。

    由于共同约定的突然遗忘，纵向的历史序列开始转换为横向的地域空间，于是，历史重构形态便横架过来成了共时同构分布。

    在种族迁徙过程中，某一文化群落与另一文化群落的接触、冲突、融合会加速、加剧文化的交流，进而促进新文化的产生，从而在整体上增加人类的文化信息储存量（非简单相加之总和），是为文化漂移。因此，文化漂移又称文化趋同或文化趋异，它是形成文化变迁的一种主要过程，即通过文化系统内部微小差异的积累，在历时过程中导致特殊的倾向性，最终实现总体效果的改变。

    很显然，摇滚文化具有鲜明的文化杂交丛生性质，不仅黑人文化的特殊节奏与蓝调（Rhythm ＆ Blues）是其音乐的主要来源，而且白人文化中的乡村与西部（Country ＆ Western）因素又给它以强烈的影响”[vii]。于是，这种黑白相间的杂交文化，似乎天然就固有一种非单一文化所及、所能的坚韧度与融合性。于是，这种起源于美国的特殊文化才能不断地得以泛美化、国际化。

    持守元约定（守约），还要背弃元约定（失约），历来是人文化进程中的一对孪生物。尽管与流行音乐带有强烈的商业性与都市化倾向不同，摇滚文化明显地带有反抗与批判色彩，也就是更强调对传统的反叛，并希图通过对传统的批判来实现某种社会理想；但是他们普遍地带有某种感伤的情绪，同时又都很焦躁地贪图着倾刻之间忘记过去，甚至还难以承受生命之轻，于是他们便常常以狂放不羁为相，以忧患自虐为本。由此，再加上深层传统中的历史梦魇与文化情结总是死死地纠缠着当代人的行为，社会关系居然变成人格结构的一部分。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乐同述、以及合而为一成为历来中国社会维系其终极价值体系的人伦指向，同样在当代中国摇滚文化中有特殊的表现；他们在绝不乞求正统、正宗文化认同的外在体面之下，却依然在潜意识层面恪守着某种希图社会公众理解的传统道德理想。于是，文以载道之人品守则也就必然成为他们进行历史文化承诺的一种实现符号。这似乎就像美国人贝尔所说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之间的断裂造成了全面的紧张，不仅个人，就连社会也发现难以对付。……现代社会中文化本身的聚合力，以及文化（而不是宗教）能否在日常生活中提供一套全面的、或超经验的终极意义，甚至满足之情的问题”[viii]。由此，在历史断裂的震荡之后，无论是封闭型的综合治理、还是开放型的局部输血，在文化力全面涣散、并对整个社会发生结构性弥漫的前提下，对文化的全面颠覆就绝对不可避免。

    作为上帝的买办，人对上帝所托管的事务已完成了很多很多，人文化以后所萌生的自我理想也已实现了不少。然而，问题倒转回去，原始文化启示录模板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现代拷贝，一场又一场越来越大规模的文化进军一再迫近。于是，原始意象结构中的双重情结（弑父，反叛传统）（恋父，纠缠传统），总是迫使人们为自己建构起既为逆子、又为孝子的双重人格结构。正如同身为基督耶稣十二个核心门徒之一的犹大，也不得不出卖背叛自己的信仰之主。因为他别无选择。

    与自然文化想比，摇滚文化也是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其深度模型只能是：（底蕴）神话叙事结构、（内在）祖先祭祀仪式、（潜层）图腾崇拜维度的同一共在。于是，无论是经典文化，还是大众文化；无论是流行文化，还是摇滚文化；无论是作为深层现象的图腾崇拜，还是作为底蕴本体的神话叙事；其终极存在意义都将要驱使人们去超越作为艺术现象的形式符号象征，且进而摆脱作为社会历史现象（职业分工）、乃至文化现象所限，而把自己的触角本能地伸向作为生命现象的仪式构架。

    插部

    天机不可泄。然而在《圣经》家谱的记载中，却暴露了上帝创造阴阳文化的两个关键性动作。一为明记，即上帝想要为男人造一个配偶，便从男人身上取下一根肋骨造出了女人（此为显在动作）[ix]；一为暗示，即上帝告诫男人、女人不要吃或者不要摸树上的禁果，不然就会死（此为潜在动作）[x]。上帝搅动着八卦罗盘。

    历史发生断裂往往源于局部的偏性突变（非中性突变），由此便导致社会的震荡，继而引发整体结构的分岔，进而出现文化力的全面涣散。这一系列的全局性变动必然促使局部文化现象裂变。

    就人类的阴阳文化而言，不管是女人支撑整个世界、以免它遭受破坏，男人只知一味地推倒历史之理性说道[xi]；还是男人创造世界、女人创造男人之感性体验；不同地文化谱系已是一个客观存在，即在某种类似神话底蕴式地叙事结构模型中可识别出某种原始崇拜现象的印记。以同是摇滚乐、并同为表达男女之情为例，崔健的《一无所有》是召唤女性跟着男性走，似乎是父系文化的再现；而张楚的《姊姊》则是呼唤姐姐带我回家，仿佛是母系文化的还魂。

    与此相仿，摇滚文化中的另外一个分岔，世俗与宗教的人文取向也十分明显。比如，崔健的《最后一枪》与王勇的《安魂进行曲》，虽然同属与死相关的主题，但却不难分辨两者之间存有某种世俗性的英雄祭祀（颂赞）与宗教性的超度亡灵（安慰）之差异；前者好比是奋发来者入世的宣言，而后者更像是借怀念去者来劝慰世人出世的吟诵。

    埃及

    第三次按照圣经已有的暗示性记载大约是在人文化中期，上帝指使他的仆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脱奴役、走出埃及[xii]。接着文学革命的喧哗与骚动之后，被主宰性意识形态视为亚文化的流行音乐（Pop.）、或者被其视为反文化的摇滚乐（Rock），正以不可企及与难以预料的力度开始剧烈膨胀，甚至大有全面颠覆正统、正宗文化之势。与此同时，再加上由其强烈文化导向而在它轴心周围成就起来的追星族（真有如一支浩浩荡荡的激进政治＋激进文化的集团大军），就像一批世俗的新教徒，在世纪末的栈道上，通过寻找新上帝而建立起一个可供新文化朝觐的麦加圣域。这场面就像当初以色列人走出埃及一样壮观悲烈，人文化的全面泛化迫使人们再度寻求文化出路，于是向自然的人文化行进的前沿集团已经出征。

    作为摇滚文化人本主体的一种表现，这种大众文化的普遍弥漫与当代社会面临新的历史文化断裂相关。当这些文化当事人以极端的方式对人文化施以反叛行为之后，由于权威轴心主义大厦的强行拆解，使得他们的心态平衡发生了危机的倾斜，于是便开始了重新寻求精神慰藉与生命依托的进程，并对文化存在的极端意义进行逆反诘问与终极关怀[xiii]。

    因此，与其说摇滚文化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粗暴反叛，不如说它正是通过这种反叛对自我的突破、乃至颠覆更为根本，而且它在对自我的突破与颠覆过程中所耗费的心机更为裸露，用心更为彻底。于是，所谓摇滚文化撕开人文化帷幔、拆除人工樊篱在粗暴中突进，其实质就是通过对自我的革命而对整个人文化的彻底否定。

    无庸讳言，当现代工业文化以极其文明的方式，通过人工智能对人工体能进行相当彻底的解放之同时，就已经暗示了后现代工业文化将最终导致人工智能极度疲劳的结局。不知道人类将以何种方式来纠偏自己过分远离自然的倾斜，以求得新的平衡？人类自诞生之日起便开始了漫长的苦旅，其总体文化由于种族隔离而愈益分化、特化、甚至弱化。时至今日，所有现存文化（包括以往的遗存文化）因高度发达的信息场干扰，实际上已形成了古今贯通、中外无界、雅俗共存的局面。于是，人们在普遍的、各种文化方式的对话中才逐渐开始有所觉悟：生命乃人文化之根本所在，生命乃人与所有有机生命物的集体家族所系。

    那么，在当下人文生态之中，断层接续（遗传）与隔代复兴（重生）能否成为可能呢？

    也许，在正统、正宗文化看来，摇滚文化只能是一种亚文化，甚至反文化。然而，正是在这种貌似亚文化、反文化承诺之下的摇滚文化，撕开了人文化的重重樊篱，既对非我、又对自我发动了阵阵粗暴的突进。

    早在60年代，莫里斯·狄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就曾断言“摇滚乐是六十年代的集体宗教——不仅是音乐语言。而且是舞蹈、性和毒品的枢纽，所有这一切集合而成一个单独的自我表现和精神漫游的仪式”[xiv]，难道当下现在（无可奈何、错综难解的尴尬处境，于是祈求，甚至乞求新的生命依托和精神慰藉）不正是对此断言的一一兑现吗？

   人们在追寻生命原义过程中积累的巨大压力（包括正负压力），正在通过文化反叛行为对当下历史进行大规模、大面积的反弹；人们在愈益远离自然的过程中，又正在通过对原始寄生文化现象的反思乃至积极扬弃，去接续断裂了的传统，去复兴隔离了的基因（既跨越人文化的巨大障碍，又摆脱人文化的密集纠缠）。这一切不都是人类在努力恢复对远古家园诺言的记忆吗？

    再往后……诺亚方舟

    可能又得回到圣经的暗示性记载，上帝预感人类最终将要导致毁灭性的大灾难，于是便使唤非人的大洪水吞没了人类；然而有幸的是，他也为人类建造了一只诺亚方舟[xv]，以专供颇有悟性与灵感的人之精英避难……

    由此，人类便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有上帝的赋予，又有自我的造化。并重新立约——在恪守家园诺言的同时又不断滚动着家族荣誉。

    圣经有言：“人若赚得全世界，陪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xvi]

    当上帝在人的身上刻下自然的印记之后，人便开始了自己的文化。

    文化，系人类区别于非人的根本标记。

    文者，古称纹也，就是人在自己的身外刻上人的印记。

    化者，古训“从人从匕”[xvii]，而匕者“变也从到人”[xviii]；又，后人训“到人”为“倒人”、“反人”[xix]也；此构字（词）法的文化内涵在于，人在纹身外之物的同时又在自己身上留下了烙印。

    于是，文化就是以自然为本之人倒反成为以非自然为相之人[xx]，此即文而化之[xxi]也。

    因此，人类对生命尊严的承诺，即为本文特指远古家园诺言；与此相应，人类对上述承诺的承诺，便为本文引申所指现代家族荣誉。

    由是，无论在荒芜的旷野，还是在人类实际创造的工厂与学院，抑或在人类意念幻想的乌托邦天伦，人类的自然文化（第一次迁徙）经由人文化（第二次迁徙）的中介必然与人类的自然的人文化（也许第三次迁徙）实现历史的重合，进而实现文化的重生。

是为现代家族荣誉对远古家园诺言的恪守。

    是为摇滚文化撕开后约定的层层包装，甚至重重伪装，向元约定浩浩荡荡地突进。

                                              1993年12月10日

写在燕东新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