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先锋派的历史化及困境  

    作为一个文化概念而用来指涉发生于20世纪头40年的艺术运动,人们都在反复地说先锋派已经死了,给出的理由可以归纳为两个,其一是先锋派本身所持的进步观以及对震惊效果的追求难以为继,一味求新的艺术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必将穷尽自身的可能性,结果是毫无新意可言,时间意识受到破坏;其二,先锋派在二战后出人意料地取得了成功,先锋派甚至成为一种时尚,许多新艺术家纷纷借用先锋派艺术家所发明的艺术手段来生产自己的作品,从而获得一种利益,而不再思考先锋派艺术家使命,或用利奥塔的话来说就是忘了“在吗?”这个问号。也许是出于利益也许是想继承先锋派的事业,这些新艺术家都将自己称为是“新先锋派”,这正是很多人在讲的先锋派艺术已经被市场化了,从而导致了先锋派的终结。  

    确实,先锋派所持的原则本身就是矛盾的,它把变动不居作为它的立场,那么这立场就会成为人们认识它的符号,先锋派持着反叛的态度否定一切,那么这反叛就会成为形容它的特征;资产阶级的交换原则使得一切都无关痛痒,反叛、摧毁都被消费了,死亡、终结早已没了原先末世论悲情,而只是一种修辞。接受先锋派的正是它要加以反对的阶级(罗兰·巴特语),先锋派的历史使命被戏剧性地颠覆了。  

    更为重要的是,先锋派概念本身就是启蒙计划这一“宏大叙事”中的组成部分,而随着“宏大叙事”的终结,先锋派理念自然遭到抛弃。在先锋派艺术家那里有很强烈的理所当然地代表艺术前进方向的那种意识,正如波德莱尔早已揭示的,先锋派一半是短暂,另一半是永恒。现在我们已经明白这样一种进步神话正是精英意识的反映,它也是我们文化生态中的一方面,但并非是凌驾于其它文化之上的优越性的明证。  

    要补充的是从先锋派的词源“avant-garde”来看它本身就包含了自我死亡以及自我突破、自我更新的潜能,先锋派深深地将这种死亡辩证法与否定辩证法内在化于自身的概念之中,先锋派不断地攻城掠地,同时又不断地放弃这些夺下的城池,又重新去攻击下一个敌人。先锋派是在欧洲文化危机之时所产生的一个艺术运动,本身也是这个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自身有合理性的一面,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的,因此它只能通过自我批判来摆脱日益工具理性化的外部社会的控制,它通过死而获得生,它的成功则意味着死。一句话,假如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一直使用这个词,只要社会结构没有根本的转变,卡林内斯库所说的“它暗地里为其内在的矛盾所保护,实际上是为它的无数困境――现代性不可化解的二律背反的极端形式――所保护,……还为它同文化危机的观念与实践长期而近乎过分亲密的关系所保护”[1](P136)正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先锋派的实践在当今还会有它的积极意义。  

    因此,先锋派的悖论也可以这样来说,它是反历史的历史,反文化的文化,反艺术的艺术,先锋派的文化史既是文化史,同时也不是文化史,它就像西西弗斯把石头推上山顶,又让它滚下来,然后再推上去,也就是说先锋派不断地构建,又不断地摧毁,然后再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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