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50年代末起,传教士开始编辑出版有乐谱的圣诗集。目前所见较早的此类诗谱有美国长老会应思理编的宁波话的《圣山谐歌》(1858)、天主教《圣事歌经简要》(1861)、范约翰夫妇合作出版的上海话的《曲谱赞美诗》(1868)等。这些圣诗集或是用五线谱,或是用Tonic Sol-fa谱,也有的用简谱、工尺谱和中西合璧的工尺谱和五线谱。有了曲谱圣诗集的出版,无疑促进了西方乐理知识在中国民众间的传播,因为这些诗谱一般都附有识谱说明。如1877年刊行的杭州美国南长老会所编的《福音赞美诗》,就附有一个类似《乐法启蒙》的章节,以当时美国学校流行的对话的方式介绍西方基本乐理知识。福州监理会欧灵格夫妇(FOhlinger)1878年编辑出版的五线谱圣诗集《凯歌》也有关于读谱方法的解释。

      唱赞美诗不仅是基督教礼仪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教会学校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俱乐部、青年会、辩论会、传道会、勉励会、戒烟戒酒会等教会学校所特有的课外组织都牵涉到唱歌活动。另外,早晚做祈祷唱赞美歌是教会学校维持纪律传播教义的手段之一。如通州美国公理会办的潞河书院就规定学生每天早上八点必须做祈祷唱圣诗。唱赞美歌也是教会学校校际间交流的一种方式。如美以美会传教士保灵(Stephen LBaldwin,1835-1902)在他18591118的信中就提到“晚上Gibson学校的十个男生会来和我们一起唱歌”。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教会中学的不断出现,由学校组织的半专业的唱诗班也变得多起来。如上海圣公会圣约翰书院的院长卜舫济(Francis LHPott)1888年刚一上任就组织了一个唱诗班。教会学校同学相会,也常以唱歌助兴,特别是后来的基督教男女青年会活动。1904年毕业于登州文会馆的王元德所说的“昔者,文会馆同学一堂,每以讴歌相尚”一番话,可谓是当时生活的写照。这些活动虽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校音乐教学,但实际上却有助于音乐兴趣的培养和知识技能的广泛传播。

      随着学生兴趣的增长,学生对西洋音乐演唱技艺的掌握也有了极大的提高。基督教圣歌刚刚传人中国时,除了少数例外,大多是以同声合唱的形式出现。但到19世纪末,一些教会学校的学生已经可以轻松自如地演唱多声部的圣诗。据当年曾在圣约翰书院任教的库泊夫人(MrsCooper)回忆,圣约翰的学生对多声部合唱就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们试着通过增加男高音和女低音声部来充实礼拜仪式的合唱部分”。多声部合唱的引进使得专业的嗓音训练也成为传教士讨论的话题。1901年亮乐月在一篇题为《中国嗓音之训练》的文章中提到,她所主持的南京汇文女子大学堂“每天都用半个小时学习声乐”。所学唱的曲目也已不再是以五声音阶为主的旋律简单的齐唱曲,而是选自海顿、亨得尔、莫扎特、贝多芬作的清唱剧和古诺、门德尔松、勃拉姆斯的多声部的大型合唱作品。190411月,美国领事夫人萨拉·康格(Sarah PConger)在南京逗留时,惊喜地发现当地教会学校的学生在外国教师的教导下可以用英文很完美和谐地演唱四声部基督教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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