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所有的传教士都主张用五声音阶、首调唱名法来简化音乐教学。特别是19世纪末,随着教会传教方针的改变(从教育作为辅助传教的手段到教育即是布道)、学校招生对象的变化(由原来的社会底层变为富家子弟)、教会教师专业化水平的提高(由原来的传教士变为受过专门培训的音乐教师),按照西方教育模式,建立正规的教学体制的呼声也时有所闻。1887年到中国的美国传教士亮乐月(Laura MWhite1867?)和主管中西女塾的海淑德(Laura AHaygood,1845-1900)就是典型的例证。上海中西女塾在海淑德的掌管下对西方古典音乐极为重视,特别是钢琴。在学校18923月举办开学典礼时公布的四项教学要旨中,“教授西方音乐”被排在第二项。由于学校对西方古典音乐的重视,到20世纪初,中西女中的音乐课程安排已经和当代音乐院校的要求相差不多,基本上具备了专业水平。如学音乐本科的学生不但得把自己的专业学好,还得学习音乐史、乐理和创作等科目,还要定期举办不同规模的音乐会。在教学曲目的选择上,19世纪末的教会学校也开始有了向专业化高难度发展的趋向。如亮乐月主管的南京汇文女子学堂就明确规定,声乐作品应选白海顿、亨得尔、莫扎特、贝多芬等作的清唱剧,还应该学习古诺、门德尔松、勃拉姆斯、斯马特(George Smart)的合唱曲。

      西洋音乐教学在中国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教会的唱诗活动。早期的传教士虽对传教是否要办教育有分歧,但在使用音乐劝人皈依基督的问题上,却有一定的共识。唱圣诗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有效的宣教手段。圣诗的歌词可以直接传播基督教义,旋律的使用则可把枯燥的说教变的活跃,和声的使用也可烘托宗教气氛。马丁·路德很早就说过:“音乐是仅次于上帝语言的、最值得赞美的人类心灵情感的保育员。”从早期传教士的通讯中可以看出,唱圣歌的确是比较受中国教徒欢迎的一种传教手段,特别是女教徒对唱圣诗等音乐活动尤其醉心。早在1807年,当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英国伦敦传教会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到达广州时,在清廷明令不可传教的情况下,就假托经商之名开始用唱圣诗的方式来影响周围的华人。马礼逊在他1808514的日记中写到,虽然他周围的中国人对他所宣传的基督教教义不甚信服,但在安息日时,他们还是“和他一起唱了赞神诗”。后来,随着教区的不断扩大,教民的不断增多,圣诗音乐也不断在中国民间,特别是民间中下层广泛传播。洪秀全即是一例。1847年,洪秀全在广州随美国南部浸信教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Roberts1802-1871)学道时,不但领略到了基督教的一些教义,还学到了基督教的一些礼仪和赞美诗。

      虽然早期的赞美诗集大多只有歌词没有乐谱,但圣诗的旁边一般都标有应使用的曲调,类似中国的曲牌。而这些曲调几乎毫无例外,全是西方教会所常用的旋律。如马礼逊的圣诗集《养心神诗》中所包括的30首圣诗,“都是基督教国家中常用的”。由此可见,即使只是歌词的赞美诗集,也可推断出当时所用的音乐,从而肯定早期传教士的这些努力是有助于西乐在中土的传播的。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中国,在大洋洲等非西方社会也都发生过。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分享到:


  • 文章录入:云梦泽责任编辑:小编
    关于 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