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德·赛的信虽是18677月写的,但他早在1845年就来到了上海,在中国传教的25年中,对音乐在传播福音活动中的作用非常重视。1869年,他在《教务杂志》上发表的一封关于女子教育的信中明确表示教授音乐应是教会学校教学内容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至于他信中所提到的上海教会学校是否指裨治文夫人在上海办的裨文女塾,我们不敢妄下结论,但1881年由文纪女校和裨文女校合并而成的圣玛利亚女校的音乐课程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顺便提一下,裨治文夫人后来与英国长老会传教士宾维廉(William CBums1815-1868)1864年在北京创办过贝满女塾。此校不但以整体教学水平高而驰名全国,其音乐课程在华北地区也闻名遐迩。贝满女塾的唱诗班在多年中一直是北京音乐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和另一教会男校育英中学的合唱队一起演出。据曾在育英中学担任过音乐教员的李抱忱回忆,这两所教会学校的合唱队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尤为活跃,不仅在北京、天津、济南以及附近的北方城市为抗日活动募捐义演,还到上海、南京、杭州等南方城镇宣传鼓劲。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教会学校与音乐教学(18561903)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得到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可以深入到内地传教。这无疑为西洋音乐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当时在中国提供音乐教育的教会学校,以美国长老会所属的学校为多。除了1864年狄考文和其妻狄就烈在山东所办的登州蒙养学堂外,还有范约翰(JohnMFarnham,18291917)夫妇1861年在上海所办的清心女校,应思理(Elias BInslee)夫妇1868年初在杭州办的男女书塾等。

      音乐教学也是英美长老宗教会在广州、汕头的工作之一。如美国北长老会1872年在广州办的女子真光书院很早就把唱歌列为课程之一。维廉·培忒牧师(William Paton)1888年在一篇报告中说,英国长老会早在1870年就将歌咏作为其所办学校、包括神学院的科目之一。

      早期教会学校中的音乐课几乎毫无例外均由传教士夫人担任。登州蒙养学堂的音乐课是狄就烈一手开创的,课外活动中所用的音乐也是狄夫人负责编选的。和登州蒙养学堂一样,早期的清心女校把唱歌与中文、算术、圣经一起列为学科之一。范约翰虽曾编辑出版过上海方言的赞美诗一部,但没有迹象表明他曾教过音乐。音乐教学是在范太太的督导下进行的。应思理在杭州办女塾时,也把音乐课列为科目之一,由他夫人教授。

      并不是只有长老宗教会所办的学校重视音乐教育的功利作用。天主教和新教教会的各公会均把音乐作为教会教育的手段之一。如1874成立于上海的天主教圣芳济学院对音乐一科就“竭力鼓吹,不遗余力”。由麦利和18812月发起、张鹤龄出资创办、隶属监理宗的鹤龄英华书院。是福州较早开设音乐课程的教会中学之一。同属监理宗的美国南方的美以美会的林乐知对音乐也极为重视,就连活跃于广东乡下客家人中的德国巴色会传教士也把音乐作为其神学院四年课程的核心科目,让学生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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