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由“马礼逊教育会”在澳门成立后迁至香港的马礼逊学堂,通常被认为是最早开设音乐课的新教教会学堂。但国内史书对此学堂的音乐课程的具体情况以及史实根据却没有明确的标示。笔者目前所见到的史料有两份:一份是史密斯(George Smith)1847年发表的一篇访问记;另一份是马礼逊学堂早期一个学生发表在18437月号《中国丛报》上的英文作文。史密斯是英国传教会的会员,1844年到过香港,在香港期间曾参观马礼逊学堂,并曾“多次很高兴地听那里的学生唱圣诗”。马礼逊学堂学生的作文则提到,当18435月清朝廷的两位特使来到他们学堂时,校长“布朗(Samuel RBrown,18101880)先生弹琴,学生们唱了几首歌”。通过这两份史料,我们可以看出,音乐在新教的马礼逊学堂和在天主教的圣若瑟修道院一样,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马礼逊学堂对音乐活动的重视并非偶然,这是与校长布朗的教育理念分不开的。布朗和一般的传教士不同,他在耶鲁大学受过良好的人文思想教育,大学毕业后又在哥伦比亚神学院和纽约联合神学院受过训。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他更是一个教育家,在掌管马礼逊学堂之前已有丰富的办学经验,他还在聋哑学校当过教师。此外,马礼逊学堂请他是来掌管学校的,不是建立教区布道的。布朗在教育背景和办学的理念上和后来的狄考文夫妇很相似。在他看来,中国传统式教育存在着许多缺点,其中最有害的一点是对儿童创造想象力的桎梏。针对中国旧式教育为通过科举而强调死记硬背这一缺陷,他主张在教学中引进西方现代科学和艺术方面的知识。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发挥出学生自由思辨的潜力。音乐作为情感审美教育的一种手段,就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被引进马礼逊学堂的教学中来的。

      布朗对音乐的重视也反映出他的人文教育背景和他所生长环境对他的影响。他在耶鲁大学上学时,正是波士顿的学校音乐教育运动风起云涌之时。这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Lowell MasonWilliam CWoodbridge之所以强调学校音乐教育的重要性,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音乐教育对发展学生的智力、体力和道德等方面均有益。布朗本人对音乐在教育上的功用应该也是这么理解的。在马礼逊学堂,布朗鼓励学生唱庄重肃穆的圣诗,其本意除传播基督教义、拓展学生的思维能力之外,还旨在对学生的品性进行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影响,使学生在德、智、体方面都得到发展。在这一点上,他与孔子的乐教思想和蔡元培后来所提倡的美育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虽然马礼逊学堂只持续了十年,但由于布朗对音乐活动的重视,他的一些学生大都掌握了一些基本的音乐知识与技能。如容闳爱唱歌还会弹风琴。唐景星则对音乐词汇颇为留意,在其1862年出版的《英语集全》一书中,他用了三页的篇幅列举一些乐器名称及其中文译音,并附有简单的解释。

      除了香港和澳门外,早期教会学校音乐教学的佐证还可在宁波、上海等地发现。笔者所见的有关教会学校音乐教育情况的最早史

    本文原文料为海伦·倪维思(Helen Nevius?1910)所著的《我们在中国的生活》(1868年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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