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引进集体歌咏这一新的演唱形式,五线谱、Tonic Sol-fa记谱法、符号五线谱等音乐知识外,教会学校也是最早提供西洋器乐教育的场所。最早提供器乐教学的教会学校,大多集中在最早开放的沿海城市。由天主教耶稣会士晁德莅(Angelo Zottoli,18261902)1850年所办的徐汇公学。可能是目前所知最早教授器乐的教会学校。新教学校如清心女校、圣玛利亚女校,以及1882年林乐知所办的中西书院等。均是中国最早提供钢琴教学的教会学校。即使“设备最差的教会学校也有好几架钢琴、风琴”。据曾在清心女校就读过的董涤尘、钟寿芝回忆,清心女校“特设钢琴专科,每年琴科生毕业时。亦举行毕业典礼”。但需要指出的是,教会学校对钢琴教学的重视,并非完全来自传教士的主观意愿,其中也出自学生家长的要求。因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沿海城市,钢琴已经变成西方现代性的象征。以中西女塾为例,虽然选学钢琴的学生需要“另加修洋二元”,但选修的学生仍“约占全校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许多家长认为,一个女孩子不会弹钢琴就谈不上全面发展,因此一定要其女儿学琴。

      如果说钢琴因其造价不菲、体积庞大笨重而不便广泛传播的话。同样为键盘乐器的手风琴和脚踏风琴则有造价低廉、便于运输的长处,因而更适合内地城市和边远的教区所用。一些基督教会甚至把教授西洋乐器作为女子教育和残疾儿童教育的一种手段。如彩色版插图所示,至迟在20世纪初,福州英国传教会就已开始教授盲童拉手风琴、弹奏风琴。19025月,传教士William Hunter在投给《教务杂志》的一篇题名为《为中国人的音乐》中特别提到六角手风琴价廉物美,非常适宜教会音乐教学。他本人所在的教会就购置了很多。一些沿海城市基督教会所办的男女中学更是把风琴作为学生学习和课外生活的一部分。到19世纪80年代,就连远处塞外的山城张家口,也有了脚踏管风琴。

      教会学校除了以必修或选修的方式提供声乐和键盘乐训练外,还通过组织军乐队、管弦乐队等方式传授西方乐理知识及管乐技能。在时间上,组织军乐队、管弦乐队等比较复杂的音乐活动,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得以普及的事。和美国学校学生一样,中国教会学校学生也组织类似军乐队的鼓笛队(Drum and Fife Corps)和无伴奏的合唱队(Glee Club)。有军乐队的学校以美国教会学校为多,如著名的圣约翰大学。1903年圣约翰书院的院长卜舫济和夫人从美国休假回校时,“学生们穿着制服由书院军乐队打头,有条不紊地游行欢迎他们所爱戴的院长”。除了军鼓和管乐外,别的西洋乐器,如班卓琴、小提琴、竖琴、钢琴等,也由于学生的喜好在教会学校流传开来,到民国时,教会大学的学生用这些乐器已经蔚然成风。西洋乐器不但在教会学校的庆典节日中频频用到,在学生的业余生活及社交活动中也占据很大的位置。到19世纪末,教会学校的军乐队在婚庆礼仪中也频繁出现。

      另外,基督教节日庆典,如复活节、圣诞节等。也是教会学校传播西洋音乐文化的渠道之一。以上提到的库泊夫人在1902年回忆说:

      圣约翰书院从建院伊始就把圣诞节看作是个非常重大的节日,庆典活动通常持续好几天。在节日期间(西方),各种各样的传统习俗,如圣诞前夜的礼拜洗礼,在教堂前的草坪上唱圣诞颂歌,书院预科班的男生来为全校教师大堂进晚餐时助兴,书院的唱诗班和外校唱诗班环绕校园边行进边唱圣诞颂歌,一直唱到午夜或通宵等仪式都得以再现。

      同样,在中两女中,每届圣诞前夕,“至夜尽三时起,结队相互走访,提灯歌唱‘降生圣歌’”。耶稣复活节“圣歌团往往在下午举行盛大的圣乐会歌唱耶稣复活”。(未完待续)

                                        原载于《音乐研究》 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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