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新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音乐事业发展历程，有一种感慨始终萦绕心头、挥之不去，这就是政治这一“非学术性因素”对于它命运的深刻的、息息相关的影响。由于“文革”浩劫以及此前就已经出现的“左”倾政策，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音乐不但被耽误了整整10年甚至更多的宝贵发展时间，而且在它刚刚起步、理应进一步蓬勃发展的时候就饱受严酷的、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关于这一点，我们在阅读很多文字时都可以找到例证，例如，乔建中《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论纲》一文在梳理这一时期中国音乐的各个发展阶段时，就从“1960—1966年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直接跳到了“1980—2000  向纵深发展的阶段”（见《国乐今说》24、32页，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target="_blank">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而他的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学术环境是这样的好，人们可以就任何学术命题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这是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历史机缘”的由衷感慨（见《十年一回首——纪念﹤中国音乐学﹥创刊10周年》，同上书316页），也正是此前不正常状况的一种反证。10年在岁月的长河里不过是短短的一瞬，然而，对于新中国到目前为止的音乐事业来说，却是整整的四分之一。而且，在有些事情上，例如参加数学考试，不明白其中的四分之一并不等于另外四分之三的考题也不会答，而在另外一些事情上，至少在音乐上，前面缺失了四分之一就势必影响后面的总体发展，所谓“棋高一着，束手束脚”，就是这个道理。

把探寻的目光再放远些，情形也是一样。自从长达数千年的阶级社会开始以来，中国的音乐一直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首先是出现“专业音乐”后，“专业音乐”被赋予了敦礼教、等贵贱的纯实用性功能，不适当地放到了过高的位置上，被视为“主流”，而鲜活的“民间音乐”则被斥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俗乐”、“俚曲”，任其“卑俗下流”。这虽然在客观上保持了中国“民间音乐”的独立性、鲜活性和原生性，但也确实造成了它的发展缓慢，毕竟它的创作和传承的主体一直生存在较为原始、落后的状态之下。其次，以民歌为最主要形式的中国民间音乐毕竟反映着它的创作者和传承者——作为“创造历史的动力”（毛泽东语）和主力军的劳动人民——的心声，它的重要组成部分——歌词——所包含信息性实际意义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明白晓畅、毫不含糊的，而由特定的政治体制所决定，人数居少的统治者又不可能不变本加厉地剥削、压迫、愚弄和提防他们，这就势必造成“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斗争”（毛泽东语）。换言之，当被统治阶级压迫到一定程度忍无可忍的时候，民歌和民间音乐就会由空前的萎缩一跃走向其反面，变成反抗压迫、歌颂斗争的号角，从而又回到萎缩前、甚至比萎缩前更好一些的生命力状态，如此这般，周而复始。第三，近代以来，直到20世纪20年代前，由于一些可以深入探讨的原因，当更科学、更合理、更有效的现代专业音乐在西方诞生并得以迅速发展的时候，中国的音乐，包括创作、表演、教育、理念等等，却仍然在原始的状态下老牛破车，对民歌等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等工作也仍然处于跟此前一样的仅由极少数有识之士勉力为止、既不成规模也不成体系的水平上。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和近代的音乐确实是败也政治、成也政治，而且前者多、后者少，前者多为统治阶级“主观故意”、后者多为他们“客观无意”。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多年中，中国的音乐，特别是非民间音乐，则更是成也政治、败也政治：成者，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音乐机构和院校、几次范围广泛规模巨大的民歌等民间音乐采集工作、各项音乐事业在充满主人翁精神和朝气蓬勃精神的状态下得到超常规式的迅猛发展是也；败者，决策者一朝失误，包括音乐在内的“社会主义事业”至少停滞10年。

笔者以为，我们大可不必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学术环境是这样的好”之类而感到满足和沾沾自喜，或者，至少应当在感到满足和高兴的同时保护清醒的头脑：跟曾几何时的事业陷于停滞和饱受摧残一样，今天的环境之好和在这种环境下中国音乐的迅猛发展也是政治这一“非学术性因素”介入的结果。有没有在政治因素不介入的情况下音乐事业也能健康、迅速发展的道路呢？能不能让“萧何”离我们远一些？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