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带要说的是,这种考虑的学术前提是突破学科界限的必要性。民族音乐学作为一种观念的存在,必须是一种整体音乐文化的产物,而中国的古代音乐史学史料正是具备文化史特征的,若不能从现成的资源中寻找可借鉴的内容,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浪费和遗憾。关于音乐学科的关系问题,笔者对台湾所实行的研究生统一为音乐学专业,重要科目都要必修,毕业时任其选择一个方向作为其出发点去做论文的做法倒是非常的认同。至于学科划分的弊端与不合理性,应该注重文化整合的观点在文化研究及其他学界已有诸多论述,这里不再多言。

     

        因此,继传统音乐研究之后,中国音乐史学家也应该与中国的“民族音乐学”联手共同建设自我文化特征的学术阵营,文化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学科门户的偏见终究不可取。中国音乐史及文化史学界的必要补充,将成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未来趋势。

     

        本文的写作初衷,是想通过上述思考,尝试提出在中国音乐学术整合的基础上,更加全面的寻找和塑造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学术原动力,使之在充分挖掘和认识自我文化的基础上,真正做到自我语境的世界对话。当然,目前国内民族音乐学学术研究已经在诸多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地大物博,尚有太多文化现象可以研究,可以提供动力支持。但本文观点的提出,一方面是主张中国古代音乐史的介入,另一方面也是寄希望于民族音乐学或中国的音乐学学科更好的发展,而“危机”一词的使用,也是希望引发众人的思考。

     

    [1] 杜亚雄:《召开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的经过》,载《音乐研究》2003年第4期。
    [2] 魏廷格:《建议用中国音乐学概念代替民族音乐学概念》,载《音乐研究》1985年第2期。
    [3] 沈洽:《民族音乐学在中国》,载《中国音乐学》1996年第3期。
    [4] 管建华:《文化研究与音乐人类学》,载《中国音乐》2001年第2期。
    [5] 罗艺峰:《从普遍主义、相对主义到文化全元论——音乐人类学发展的“正、反、合”》,载《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02年第2期。
    [6] 杨民康:《论音乐民族志研究中的主位—客位双视角考察分析方法——兼论民族音乐学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方法的来龙去脉》,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7] 萧梅:《理论·方法·精神——“‘实地考察’与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研讨会述评》,载《中国音乐学》1997年第4期。
    [8] 洛秦:《民族音乐学作用于历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尝试》,载《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3期。
    [9] 项阳:《音乐史学与民族音乐学论域的交叉》,载《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10] 赵志安:《民族音乐学历时性研究述见》,载《中国音乐学》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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