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音乐史中,“新古典主义”是指兴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个现代音乐流派,其出现有一定的社会原因。随着二十世纪初欧洲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获得了空前的进步,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随之带来的社会现实问题,改变了人们以往对生活的幻想态度,从而投身于新文明之路的探索。一些作曲家对晚期浪漫主义虚幻的激情、无节制的自我发泄进行了思索,而在寻求一种新的音乐美学观念,最后他们从1718世纪甚至古希腊、古罗马的音乐中找到了答案,由此,20世纪的一个新的音乐艺术观念诞生了,即“新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也并非单纯的复古,而是音乐进程中的一种探索。这种类似于“复古”的现象在音乐史中常有出现: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精神的复兴;浪漫主义后期勃拉姆斯对古典交响形式的眷顾等等,这些历史中的反作用力的实质是在传统基础上对音乐发展的推动。

    斯特拉文斯基于1924年在英国的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回到巴赫”的文章,以此为口号举起了“新古典主义”的大旗,否定浪漫主义以来(包括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热情奔放、自我表现、无拘无束的夸张的音乐形式,反对把个人情感体验加入音乐创作之中。“新古典主义”虽然反对表现,但是“它的目的并不是消除一切表现力,而是提炼和控制表现力”[3],其音乐的特征表现为:提倡古典时期、特别是十七、十八世纪中的适度、理智、有控制、简明的音乐风格;追求音乐整体效果的均衡、完美;特别注重音乐的形式,较多使用早期的曲式结构如,组曲、大协奏曲、赋格、恰空等;旋律突出横向对位线条,和声基本保持调性,配器层次清晰,织体简洁,音色干冷,以纯音乐(器乐体裁)形式为主,这些都与19世纪晚期的浪漫主义风格形成了鲜明对照。与此同时,“新古典主义”音乐并不摒弃现代技法,他们将古典精神与现代音乐语言有机融合,音乐中常出现双调性、复节奏等二十世纪的音乐写作技法。

    作为“新古典主义”的领军人物,斯特拉文斯基的观点极为典型。他认为音乐现象“仅仅为了建立事物的秩序”[4]音乐是客观的存在物,而不能成为作曲家主观情感表现的载体。斯特拉文斯基还把人们对音乐所产生的感觉归结为“由对建筑形式的相互冥想中唤起的感觉”。[5]这种对音乐形式的完美追求,使他的创作始终被控制在理智之中。作曲对于斯特拉文斯基来说就是把排列就绪的音乐材料组织起来,而他个人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像做数学题一样,进行着逻辑高度严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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