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文斯基度过了勤奋的一生。他是个读书狂,阅读了大量的哲学、宗教、美学、心理学、数学、艺术史等书籍,拥有上万卷藏书,可以想像他具有怎样丰富、深厚的修养。他还是一位热爱生活的旅行家,几乎走遍了全世界,同时把自己的音乐带到世界各地。无论是怎样的环境——战争或经济萧条,他都未停止过创作,每天伏案达十多个小时。除了作曲,还亲自指挥演出自己的大部分作品并录制成唱片。斯特拉文斯基写有一部自传体中篇小说,题为《我的生平纪事》(1936),一册论文集《音乐的诗学》(1947),和一系列与美国音乐家罗伯特·克拉夫特的发人深思的谈话——《斯特拉文斯基访谈录》(1948­1971)。这些文字为后人研究他的作品与音乐观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通过斯特拉文斯基数量众多的作品,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勇于创新、不断变革的作曲家。从时间顺序和总体风格来看,他的创作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时期:俄罗斯风格时期(19051919)、新古典主义时期(1919­---1951)、序列音乐时期(1951年以后)。这种多变的创作风格是二十世纪其他作曲家无法比拟的,从而也引起过很多的争议。

    相比较而言,斯特拉文斯基的早期创作,即“俄罗斯风格”时期的作品在其所有音乐中上演率最高(特别是三部舞剧)。这一时期的特拉文斯基是一位“幸运儿”,《火鸟》、《彼得鲁什卡》那浓郁的俄罗斯韵味、精致的配器、丰富的想象力为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评;《春之祭》因其粗犷的乐队音响、复杂的节奏变化、自由的和声写法,被人们称作“原始主义”,它在引起了音乐史上空前绝后的轩然大波之后不久即得到了更高的赞誉。这些作品使年轻的斯特拉文斯基拥有了举世瞩目的重要地位。然而,当人们正以“先锋派人物”定位斯特拉文斯基的时候,他却已进入了第二个创作阶段——“新古典主义”时期,风格上的巨大转变令人惊异。对公众的反映斯特拉文斯基本人并不关心,他后来在《自传》中写到,“我踏上作曲生涯之初,简直被爱乐大众宠坏了。我从骨子里感觉到,自己在这15年间完成的作品,必定会和听众产生隔阂。…他们既喜爱《火鸟》、《彼得鲁什卡》、《春之祭》和《结婚》,又稔熟这些作品中的音乐语言,再听到我以另一套语言发声时,感到震惊不解,这也是无怪其然的。我个人音乐思想的进境,他们无能、也不愿跟进,能够触发我心弦、让我兴奋莫明的内容,却撩不起他们的丝毫兴趣,而能继续吸引他们的内容,对我却有如稿木死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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