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缘社会的音乐传播与传承问题

     

                  罗艺峰

     

    关键词

       信缘社会;传播;传承;濡化;文化化;场域化;时空分离;抽象化机制

    学科

       音乐文化学 / 传播学

    内容提要:

       文章以血缘、地缘、信缘三种社会形态的建立为理论架设,论述了不同的文化机制下音乐传播、传承的特点和意义。对当代条件下的音乐文化面临的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以引起人们的思考。

     

     

     

    音乐自古以来就在传播和传承着,但是,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不同类型的音乐文化,尤其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似乎传播和传承的方式有所不同。固然,大体看来,传播是横向的、时空的,跨地域或跨文化的,而传承则是纵向的、时间的,代际间或文化内部的,其动力或许也不尽一样,强度和速度可能也不一样,但无论怎样说,我们不能不将人类历史的不同社会形态的音乐传播、传承方式的相异之处指出,并尽可能给以说明。

     

                                                    

       有人将人类文明形态划分为血缘文明、物质文明、智缘文明(牛龙菲,1989),我将其改造为三种社会形态的表述:血缘社会、地缘社会、信缘社会②,俾以为可以作为我们思考音乐传播、传承问题的理论架设,因为,正是在这三种社会形态下,音乐的传播与传承方式有比较明显的区分。今试为之说:

       1:人类早期社会,必然是小型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如人类学常识告诉我们的,那时,大多只有血亲家庭、血族集团,或组成以核心家庭为主的游团,大一些的人类集团有氏族等,这些都是人类社会早期的演化单位。由此思考下去,我们将会发现,音乐作为声音的艺术或人类生存状态的声音表达式,作为初民诗性智慧的音响方式,它在此一时代的传播、传承,一定是与这种社会形态相适应的。

       2:自然没有一种社会能在超空间、超地域的状况下存在,当人类不仅以血缘为纽带组织在一起,而且走出狭小的血缘圈子,有了更广阔活动的天地时,不可避免的,地缘社会就要产生出来并结合成民族国家,今天所谓“世界体系”,也就是民族国家的集合。像血缘社会有适应自己社会特点的音乐文化传播、传承方式一样,地缘社会也有与自己相适应的音乐文化传播、传承方式。

       3:就如我们常常在现实中看到的实际情况那样,事情并非如理论上那样可以干净、明晰将社会形态划分出来,因为他们是交错着、有时还是重叠着,在海外的华人不就常常是组织在宗亲会(血缘关系)和同乡会(地缘关系)这样的网络中的吗?血缘社会也可以带着地缘性质,地缘社会往往有血缘色彩,这并不特别值得奇怪,也不应成为批评我这里将提出的“不同社会形态可能有不同音乐文化的传播、传承方式”的理由,要找出不利于我的观点的“反例”可能是容易的。事实上,在当今世界,血缘社会和地缘社会的确也是并存的,它们各自具有的音乐文化传播、传承方式也一定程度上并存着。不过,这两种类型的社会还是有相当重要的区别,一是它们的文化范围(不是指地理范围或权力范围)和文化控制程度(不是指国家政策或政治干预)不一样;二是文化性质相异,它们的资源配置和制度功能不同(A.Giddens1985)。相应地,在较小型的血缘社会,其音乐文化的传播和传承方式,恐怕主要是口头方式,即人与人直接的进行音乐信息的交流,音乐文化的传播主要以移动的人群为基本载体,音乐传统主要是在血缘集团内部代际间的传承或濡化(enculturation)。

       而在较大型的地缘社会,其音乐文化的传播和传承方式,则主要是书面(乐谱)方式,即人与人可以间接的交流音乐信息,音乐文化的传播不必以民族集团或其他人群的大规模移动为条件,而其音乐传统的保持,则主要以(学校)教育为手段。当然,如前所说,在现实生活里,口头传播、传承与书面传播、传承,往往一定程度上是并存的。从历史演化的角度来看,口头方式比较原始(不是价值上的低级,“原始”一词指出现较早、保存文化原生形态较多而言),书面方式比较“进步”(也不是价值上的高级,“进步”一词指出现较晚,效率范围较广即文化控制力较大而言)。代际传承和文化内部的濡化方式以及制度化教育,其“文化化”(Enculturation/音乐教化/通过音响形式再次对人的文化界定)除了无形的影响外,还有所谓权力形式,主要是指前辈对后辈的文化控制,也即通过传统对后代人进行自己文化的再界定。这个词的西文前缀en包含“进入”,“促使”,“使如何”的意思,但,在译成“濡化”时,是指上辈人对下辈人的无意识影响和有意识教化,并且含有缓慢的、无形的、非强制的语气和语境等意思(M.Harris1983)。而在译成“文化化”时,带有权力话语色彩,所以我在前面讲到“文化控制”,这是文化内部的带强制性的传承(刘其伟,1987),比如通过制度化教育进行的教化就是这样。所以,“进入”是指进入某个文化场合、某个文化传统,“使如何”是指使某人文化化即令他成为什么样的人。在传统社会,不难发现,传统音乐及其音乐仪式,往往成为后辈人获得某种身份的条件之一,有时候甚至是决定性条件,这就是“En”这个前缀的意思,也即”使某某如何“?比如一些民族的少年的“成年礼” ,常常就是一些民族的传统音乐活动、音乐仪式,这些制度化手段是以权力方式进行的音乐教化/用音乐进行的“文化化”,是使该少年获得成年人身份和相应权利(如异性间交往的自由)的“对人的再界定”。音乐也就相应的必然在此一过程中传承着。

     

    1.可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难道音乐文化的类型是一样的吗?当然不是。血缘社会的音乐,主要是一种文化行为方式,带有强烈的“动作性”;其二,此一状态下的音乐,还很大意义上与其原生的文化土壤没有剥离,也即所谓“未分化”;其三,它还与人的在世状态处于一体化的境况里,用哲学术语来讲,还处在高度“内化”的阶段。也有人从音乐美学上把这种形态的音乐称之为“乐本体”的,以区别于以纯粹声音结构为对象的“音本体”观念。(修海林罗小平1999)。因此,强调音乐的文化行为方式,必然重视人与人的面对面的交流,我们将不难认识血缘社会的音乐传播、传承,是一种“人/人”方式,即“种族集体生命内部的方式”。(罗艺峰,1997)此一方式,通俗一点说,叫作口头方式,世界几乎所有民族的早期文化,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传承下来的,也非独音乐文化然,许多史诗、传说、神话,口头历史,民间文学等,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得以保存下来的。就音乐文化而言,因为音乐感性材料/物质媒介的特殊,其传播、传承必然要采取与文化行为同步的方式进行,所以有口传心授,唱做念打,有对音乐仪式的特别重视,有直接对他人进行音乐技术细节的教育,如一些传统音乐的“韵曲”、“啊口”,古琴的“打谱”技术等,离开了师傅的面授,就很难自己掌握。有意思的是,长期以来,我们把这种民间智慧视为落后,甚至看成是我们民族音乐“不发达”的原因之一,显然这种观点不符合事实,因为没有这种生命力极强的传承方式,我们今天还有多少音乐传统可言?我们音乐的文化性资源还能不能说是丰富的?当然,这种观点也谈不上历史的眼光和现代文化人类学的学术立场。在我看来,民族民间音乐的“种族集体生命的内部传城方式”,是一种相当有效的文化机制,它不仅在一般意义上是一种文化传播、传承方式,还是使音乐这种“文化的声音形式”得以“内化”于人的手段!从本质上说,民族民间音乐如此才得以与人民的生命、生活一体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能说,音乐还标示着人的在世状态。

    2. 而地缘社会的音乐传播、传承方式,当然也与其音乐文化类型有关。大致说,在民族国家时代,音乐的书面形式已经发明,并且日益完善和精致。东、西方有不同的谱式,反映出各自的文化观念,如东方人在音乐方面“有控制的自由”的观念,西方人的“全面控制”的观念(罗艺峰,1995),都反映出音乐文化类型上的差异。东方传统音乐在乐谱方面的“不完备性”其实正是东方音乐尚未完全“外在化”和保存着音乐的行为特色的结果,所以,就是有乐谱,也往往还是要“面对面”教,还是要口传心授。地缘社会的音乐书面化现象,其实只是音乐作为声音文化的“外化”现象,在音乐哲学上,往往解释为已经脱离它的原生土壤的“自足的”东西,美学上则视之为“艺术的”或“审美的”(A.Merriam1964),这些,成为音乐的主要文化特征并造成音乐的文化类型。所以,此时代的音乐传播、传承方式——书面方式,是与这些相关的。这种书面传播、传承,非常有利于大范围的文化交流,非常有利于社会对其成员进行音乐的文化教化,也很有利于音乐文化自身的传统保护及发展。现代音乐文化的知识系统、价值系统、教化方面的权力系统等等的建立,都离不开这种书面方式的巨大作用。

     

    20世纪末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会议议题设计,因为我们的确面临着“世界文化的厄尔尼诺现象”,各民族文化传统的死亡甚于热带雨林消失的速度!(罗艺峰,1997)我们实际上处于经济全球化、文化一体化的所谓“世界同质化”过程中,这并不需要我们自己来发明一些概念加以说明,也不是我们首先提出这一点的,事实上西方学者早就先人一步,看到了、思考了这些现象。在这些表面平静的学术语言后面,存在着惊心动魄的文化矛盾、文化摩擦、文化冲突。

    而且我们还必须面对一个大大区别于传统的血缘社会和地缘社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信缘社会”!随着信息技术的巨大发展,电脑应用的普及,数字地球的建立和网络时代的到来,传统的血缘社会已经没有存身的地方,而现代世界的基石——民族国家及其集合也已面临深刻的危机:因为在信缘社会,空间完全被虚拟化了!族际界限、国家空间,在这里往往显得很无奈。

    1、信缘社会的音乐传播、传承,当然的带有这个时代的特点,我把它称为“场域化”方式,过去所说的文化交流理论,诸如单向传播,双向传播,回授传播,等等,也都在全方位的场域化方式面前失去说服力。且不说以人与人面对面进行的所谓“种族集体生命的内部传承”(其在人与人之间传递的东西,是音乐及其行为方式本身)在信缘社会已经不可能占据主要地位,就是可以跨越地域和国际、族际界限的书面传播、传承方式,也显得粗放、笨重。而信缘社会的音乐传播、传承,却是在人与人之间传递所谓“比特”(bit),它本身数字化以后,完全可以将时间、空间虚拟掉,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发出和激活。在网络上,音乐信息的发布,理论上说可以不受任何人、任何国家、任何文化条规的控制,声音、图象、动画、电影全部可以同时压缩成数字化信息进行存储和发布。此时,人类音乐文化的意义评判,既很难强调所谓民族性价值,又不易进行意识形态推崇。音乐的传播整个是以全新的方式、全新的概念进行,音乐可以进行工业化生产,音乐的商业利益越来越被强调,在现代社会,音乐工业是进行超强化传播的巨大力量,以至于可以认为存在信息暴力或媒体暴力(J.Tomlinson,1991)。另一方面,音乐的传承将采取比制度化的传统的教育更强大的手段来进行,既可以是完全机械化的,无孔不入的广义的社会音乐教育,并提供非常广泛和完备的机械化音乐环境,又可以是使空间距离失去作用的远程音乐教育,使传统意义上的“师/生”关系,也就是“人/人”关系变成看不见、摸不着的信息收发。假如这里还存在着所谓民族音乐的文化传统的话,那么,这种将文化传统传递下去的传承方式/教化方式/文化化方式,的确是大异于此前的任何社会和时代了!

    2、俾以为,在人类被“克隆”以前的一个可以预见的非常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之作为人的文化属性还会存在,艺术、音乐作为人的思想、智慧、情感的凝淀物,人在艺术中表达的愿望体现出来的人类性,将还会长期存在。音乐作为人的生活、生命的声音表达式,它的传播与传承,还会是人际间、代际间、族际间、国际间进行文化交往和文化传递的重要文化机制。

    另一方面,机器化手段传播和传递的音乐,在目前至少还是我们所能辨认的有文化来源的东西,载体手段也许没有民族的国家的属性,但,它传递的音乐有文化属性。也有人指出过技术是一种广义的文化(P.Koslowski1988),技术有意识形态意义(J.Habermas,1968)。消费主义、文化工业、大众传媒共同创建了“文化帝国主义”。(J.Tomlinson1991)。后殖民时代、后现代社会之所以愈来愈表现出国家空间、民族界域被弱化的情况,不是科学技术所能单独完成,还有近、现代世界历史的运动所带来的结果(参考E.W.Said1978)。所谓现代性是指什么呢?有人指出:“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后传统秩序,时空转型伴随着抽离化机制,驱使社会生活脱离固有的规则或实践的控制”。(A.Giddens1991)表现出三种动力状况:“时空分离”——跨越广阔的时间领域的社会关系的联合,并一直到包括全球体系的状况;“抽离化机制”——由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所组成,使互动脱离了场所的特殊性;“制度反思性”——定期地把知识应用到社会生活的情境上,并把这作为制度组织和转型中的建构要素。这三点对我们认识信缘社会的性质和特点非常有启迪意义。在我结束这篇发言的时候,面对所谓音乐文化的传播、传承问题,面对现代性内含的普遍主义哲学,不能不思考:假若文化差异愈来愈没有意义,那么建立在文化差异之上的文化传播又有什么意义呢?假若文化的宿命是必然世界化或说一体化,人们还有什么理由强调自己的文化传统要传承下去呢?

    “狼”还没有来,叫声已经可以听见了。

     

                      本文为1999/西安“传播与传承:‘中国音乐的历史与今天’学术研讨会”发言稿,本次发表未列出参考文献细目。

                      本文血缘、地缘、信缘三种社会形态的划分,受牛龙菲同志关于三种文明的构想的启发而提出并有不同含义。1989年牛提出血缘、物缘、智缘(或信缘)三种文明的概念;1993年进一步阐发其内涵:血缘文明以人类生产为主导,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血缘依赖关系;物缘文明以各种用具的生产为主导,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物质依赖关系;智缘文明以资信生产为主导,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智慧的依赖关系。1995年牛更对此加以发展,将这三种文明表述为三种时代并认为血缘时代、物缘时代分别与母系(母权)社会、父系(父权)社会相关,而信缘时代则有人口生产、物质生产被信息生产所代替的特点。   1999121 整理    发表在《交响》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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