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雷《重庆大同乐会考》讲座综述

张远帆（上海音乐学院2018级研究生）

讲座题目：《重庆大同乐会考》

主讲人：冯雷 副教授（湖州师范学院）

主持人：戴微 教授（上海音乐学院）

时间：2019年10月25日10:15-11:45

地点：上海音乐学院新楼北414

10月25日上午先后有两场关于重庆大同乐会的专题讲座，有别于第一场许文霞女士的《许如辉与重庆大同乐会》，第二场冯雷老师的《重庆大同乐会考》（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音乐学术论坛”第192期），更多的是从学者的角度对重庆大同乐会的历史进行考证和探讨的。讲座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冯雷老师对他所发表的同名论文的简介；第二部分，也是本次讲座的重点所在，讲座者结合其近年来研究成果，着重讨论了社团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讲座中，冯雷老师介绍了从多维度考证抗战时期生存于重庆的大同乐会的过程；展示了大量第一手档案材料，内容涵盖从重庆大同乐会的组织架构到其经费来源，从该会数个下属单位的经办到其学术研究等；并就以往史书“大同乐会寿命与郑觐文同”的结论提出了不同观点，得出了“重庆大同乐会是郑觐文创办的大同乐会的延续，是20世纪上半叶音乐社会团体中生存时间最长团体”的结论。

此外，冯雷老师从组织形式à社会组织à社会团体à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简史à民国时期社会组织经费管理体制à民国时期社会组织的政府管理，循序渐进、由表及里地阐释了大同乐会产生、生存、发展的社会原因，并水到渠成地在讲座最后总结了大同乐会的历史意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冯雷老师所展示的大量第一手档案资料，大多是第一次公开示人，弥足珍贵。

冯雷老师首先以4个问题开启了本次讲座：

l  新落成的上音歌剧院，顺利运作所必须的经济管理因素？

l  从早餐中折射出的社会学？

l  “北大音乐传习所是中国第一所高等专业教育机构”这句话是否成立？

l  音乐学各分支学科的“学会”、我们上音的“校友会”是何种性质的组织？

冯雷老师指出，人类社会的本质就是分工协作，正是通过明确的组织分工和由此形成的组织框架，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实现了现代化。

接着，冯雷老师就他本人的论文《重庆大同乐会考》进行了相关介绍。讲座的PPT中，展示了大量原始文献，夯实丰富的材料使人印象深刻。

一、    重庆大同乐会的“成立”

(一) “成立”时间。

冯雷老师通过史料挖掘，发现了1941年3月18日重庆大同乐会第一次理事会议记录档案资料，并从中得出了以下确凿的结论：1940年2月是大同乐会按照当时国民政府社会部颁布的《人民团体登记法》法律条文登记备案时间,“成立”时间应以此为准。

同时，冯雷老师还通过解读以上档案指出，大同乐会之所以能在重庆“成立”，离不开当时国民政府高层的提倡。进而，引出了个人与组织系统的关系的话题，并在后续讲座中进行了深入阐释。

(二) 组织架构。

冯雷老师通过对《大同乐会简章》第一章《总则》中宗旨、目的、手段以及关于组织机构和职能等内容的解读，并进一步解析“正规化”、“现代化”组织的要素后指出：重庆大同乐会的组织架构符合上述要素，相当正规化和现代化。

(三) 重新成立还是复会。

冯雷老师认为，多份会议和会务报告资料中都明确提到了大同乐会“迁渝”；同时，从乐会名称、宗旨、组织架构、乐器制造理念、核心人员等都是大同乐会上海时期的延续；大同乐会在重庆的建立,更与郑觐文的大公子郑玉荪有重大因由关系。因而，从“人情”、 重庆大同乐会理事们的心理和法律等诸角度来看,重庆大同乐会都是复会，而非重新成立。

二、    重庆大同乐会经费来源

冯雷老师归纳，重庆大同乐会经费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政府机关补助、理事会筹措、社会团体或个人之捐助、会员会费、乐器营业盈余。冯雷老师解读了有关档案材料，清晰显示了几笔经费来源、具体数额和经费运用等，并重点就大同乐会向当局申请补助的往来函件史料进行了解读。

此外，冯雷老师对重庆大同乐会乐器工厂及其附属国乐教养院、国乐团和剧社进行了简单介绍。

(一)   大同乐会乐器工厂。

在1943年3月18日重庆大同乐会第一次理事会议,即提出要建立乐器工厂,并明确了乐器制造目的、售卖对象。第一次理事会后,首先是制定了工作程序草案,以按计划执行。接着便做出分项目—大同乐器工厂制造计划。为乐器工厂顺利运作,在资金筹集上,采取认股方式筹款,采用了“股份有限公司制”的现代组织模式。

(二)   大同乐会附属国乐教养院、国乐团和剧社。

重庆大同乐会除了乐器工厂以外,还举办了短期训练班、难童国

乐教养院、中国国乐团和剧社等三个事业团体。大同剧社公演乐剧《木兰从军》很受欢迎, 冯雷老师还展示了演出节目单的信息。

三、    重庆大同乐会学术研究活动

（一）  国乐训练班教材---学术研究之一。

冯雷老师提到，1942年3月初,大同乐会设立国乐训练班,并为此编制教材。该教材将传统音乐理论按照西洋乐理的分类方法进行了梳理和对比，虽编者对西乐东渐表现出了一定的抗衡心理，但在西洋音乐文化的压力下,仍自觉不自觉的对传统音乐进行了“类别知识”的划分。

 (二)对传统乐器的分类---学术研究之二。

冯雷老师通过研究指出，重庆大同乐会在制造乐器时,依据郑勤文时代的方法,即中国古代的乐器八音分类基础上又曾加了五种,成十三类。同时注重 “配音方法”, 即西方音乐理论中的“配器”，进一步促使了乐器分类法明确。通过造低胡、忽雷等低音乐器,确定乐器标准音等实践,必然在乐律问题上不再是传统的数学计算,而是逐渐走向按照物体振动频率来考虑问题和制造乐器,亦必然从以制造材料分乐器种类走向按发音方法分类。

四、    重庆大同乐会引起的反思

冯雷老师指出，大同乐会是集研究、制造、培训、销售于一身的音乐社会团体。自1919年至1948年止,长达30年的存活时间,足可称为民国时期寿命最长的音乐社会团体。之所以能相对“长寿”,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受到政府的扶持。而这一点恰恰反映了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团体的一大特点。

冯雷老师认为,中国在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社会转型在内外双重压力下过于急速,造成社会动荡不断,这种社会条件下非教育系统学术制度中的社团力量,难以依靠个人或民间组织获得真正的整合、壮大与持久,只能是政府扶持下进行。

紧接着，冯雷老师结合对大同乐会的研究，深入讨论了社团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五、    分工协作----组织制度

(一) 首先，冯雷老师介绍了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定义、形成条件及其类型特点。

人类社会分工是为了协作，协作就是要把人组织在一起，达成共同目的。而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自古迄今不外两种：初级社会群体和次级社会群体(又称社会组织)。

前者是最初步、最简单的组织形式，如家庭、邻里，中国古代的文人结社等。后者是正式的社会组织，比前者更复杂、更高级，国家、近现代的社会团体都属于这种形式。

(二) 其次，冯雷老师对社会组织进行了阐释。

他认为，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社会组织数量逐渐增加、作用不断加强。而近代社会，是以生产的社会化为基础的，并因此促进了社会生活社会化，从而催生了大量大规模的、专门化的正式的社会组织。

这些组织内部的互动往往是间接的，遵循正式的行为规范（甚至形成文字的规章）进行；组织成员的关系，是一种事本主义、公事公办的次级关系；具有特定的、明确的社会目标。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社会组织，使近代社会成为一种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

社会组织分类方法不一，以下是其中的一种：

社会组织的内部结构更复杂；同时，从外部看，组织又处于更大规模的环境之中，它的存在和发展都要受到这个环境的制约。

社会组织的权威的分层体系，包括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及权威内部分工。前者分三个层次，即决策层、行政管理层和执行层。后者则是分工负责，相互配合。这种分层体系确保组织成员活动有领导、有机会地进行。

初级群体的衰落和正式的社会组织的兴起，是两个相互联系的同步过程。

(三) 再次，冯雷老师重点对社会团体特点进行了剖析。

冯雷老师从社会团体（以下简称社团）、组织的定义着手，对社团的性质、分类，及在中国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全面介绍。

社团的基本定义是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人相聚而成的互益组织，是有共同目的的群众性组织。而组织是人们按一定目的、任务、形式编制起来的社会集团，是社会细胞、基本单元，可以说是社会的基础。

社团可从“性质、成员间的联系纽带和民间性程度”等不同维度进行分类。从民间性程度角度，可分为官办、民办、半管办3类。

国家政权对于国家层级的各种社会组织进行立法，将其纳入有效监管，实现“政府集团、社会团体、经济集团”的互补、互助，高效促进社会全体的发展，这一现象意味着传统与现代的分野。

(四) 冯雷老师还对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历史进行了简单回顾。

自西周之后贯彻整个中古时期，诸子百家中的法家提出的“强政府、弱社会”的社会结构主张，在中国得到保存和发展。在这种社会结构下，当时的非政府组织影响极小。

之后，随着江湖帮派等古代民间秘密结社以及行会、同乡会、学会等对地方政治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中华帝国权利向社会力量倾斜。

鸦片战争爆发，原由清政府控制的一部分管理权下移民间，加之新兴商人阶层力量不断增强，民权高涨，促成了20世纪初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全面发展。“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其中各种商团和以从事地方自治、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为宗旨的新型民间社团引人注目。

民国时期，对非政府组织逐步确立主管部门监管，开始了国家主导的行政整合。冯雷老师罗列了民国时期涉及社会组织的相关法律，并总结了现代中国社团的特点。

(五) 接着，冯雷老师介绍了民国时期社会组织经费管理体制。

抗日战争爆发前，民国时期的社会组织经费管理体制通常以自筹为原则、以公款补助等来源为例外。抗战爆发后，这种经费管理体制明显变化，政府开始积极主动对的向社会组织提供经费补助，并将其列入政府财政预算。事实上，当时各种社会组织靠自筹经费已基本处于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的状态。

冯雷老师认为，20世纪上半页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轨时期，整个社会的经济总量不足以支撑纯粹的非营利性民间团体。

(六) 最后，冯雷老师对20世纪上半页社会组织的政府管理进行了简介。

从清末到民国，当时对各类社会组织的设立一般都采取“呈报-核准-立案”的监管办法。通过登记许可制度总体控制，通过书记制度，指导员制度派驻政府代表进行渗透。

讲座的结尾，冯雷老师对大同乐会的历史意义进行了总结：

1. 从现代化制度、组织看，作为社会集团桥梁的社团，大同乐会是中国音乐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拓宽了音乐文化“现代化”视角。

2. 从它的宗旨、组织结构、办事流程检讨，对探索未来中国民间社团的组织、行政管理之建构，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3. 从它的经费来源、盈利项目的设置看，对探索、协调好社团与政府的关系，有着启发意义。

4. 它的理念---民族、国粹，对20世纪的中国音乐界有着无声的、持续性的、正负影响（尤其对今天的中国音乐史学界、中国传统音乐学界）。

5. 从大同乐会两代人对中西方音乐学理的讨论看，中国音乐理论界对西方科学之接受过程，是极其矛盾、摇摆的心态，预示着20世纪中国音乐届的普遍现象—-欲拒还迎，滞后于对西方技术的接受速度。

最后，冯雷老师又以延伸思考问题结束了本次讲座：

1.  音乐史研究的范畴、音乐“本体”的界限在哪里？

2.  是否因为不懂经济学，就可以对音乐与经济的关系视而不见？

3.  陈聆群显示提到的音乐“运行机制”是什么？

4.  除本文讨论外，音乐文化之现代化还有哪些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