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教授应邀在南京艺术学院讲学

    音乐作品的诠释学分析与文化性解读——肖邦第一即兴曲的个案研究

      

    201015下午 1430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教授应邀来到南京艺术学院演奏厅,为音乐学院师生作了名为《音乐作品的诠释学分析与文化性解读——肖邦第一即兴曲的个案研究》的学术讲演,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院长王建元主持了本次讲座。

     

     

    本次讲座来源杨燕迪教授的同名文章,全文刊载于《音乐艺术》2009年第1期。讲座之初,教授作了两点说明:一、该文可看作是为庆钱仁康">祝钱仁康教授九十华诞而作的系列文章《音乐理解的途径:论“立意”及其实现(上、下)》(刊载于《黄钟》2004年第23期)的姊妹篇;二、2010年恰逢肖邦诞辰200周年,本文也因此具有了纪念意义。全文结构为:1、引语;2、“乐曲解说”和“曲式分析”;3、诠释学分析4、文化性解读;5、方法论反思;6、尾声。

     

    一次代替夫人给学生上钢琴课的经历使得教授对这首作品萌发了研究兴趣。他在“引语”部分阐明以下两方面:1、学术史的交待和本文的出发点;2、“音乐作品”概念与相关研究。他指出:与西方学术中的形式主义分析路线、“新音乐学”的兴起和音乐人类学的影响、“学院式批评”传统相对比,国内的情况显示出西学新知引入的严重不足。于润洋在《<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分析》文中首次提出“音乐学分析”的理念后,姚亚平陈鸿铎等人分别发表文章,对“音乐学分析”的方法进行了反思与探索。本文有意于继续发展《音乐理解的途径:论“立意”及其实现》一文中的想法和观点,将诠释学的哲学理念引入音乐作品的分析与解读中,并有意吸收美国重要音乐学者、钢琴家查尔斯-罗森所使用的思路和方法,在不降低应有的“专业性”与“技术性”的基础上,强化和凸现其内在的“人文性”与“文化性”。


     

     

    其后,教授对肖邦《第一即兴曲》进行了大致的“乐曲解说”和“曲式分析”。他指出:目前国内外音乐学界对该作品的研究稍嫌“冷门”,在列举了国内音乐界两种最为常见的解读音乐的方式和样板:乐曲解说型和曲式分析型后,指出其不足和不够,认为它们远远没有穷尽我们从音乐中真正得到的东西。进而提出:应改换聆听与体验方式,更新分析与解读方法。

     

    他指出:文章中提出的“诠释学”分析方法,借鉴了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方法论,并试图将其基本原理引入到具体的音乐作品的解读过程中,他特别强调“聆听”在音乐体验中的重要性和首要性,认为音乐作品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维度:即实际音响和谱面文本。音乐的分析和解读如要直接面对音乐的实际鸣响,就需要尊重音乐的实际时间维度,跟随音乐的时间展开,并且在文字语言的叙述、描写和分析中注意(甚至凸显)音乐实际音响给我们的活生生冲击。

     

     

    通过播放音响与弹奏钢琴逐段示范,教授对该作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该作品以“开门见山”的笔法开场,不做任何引导和准备,其核心是:(1)“回音动机”降E-D半音构建 26度“锚地”。中段B的和声暧昧,至15-17小姐演变为一长串“揪心”的半音下行,而且两只手同时以平行6和弦方式奏出半音下行,效果更为突出。第27-30小节,音乐喃喃地降落在一堆极端复杂的半音关系群上,等待终止的来临。这里,尽管在听觉上似乎相当复杂,但其实只是对一个再传统不过的和声现象:K64 的扩充性的拉长与复杂化处理,它所造成的直接效果是对时间流动的暂时悬置,令人不胜惊叹。乐曲的中间部分(C\D),奇招迭出,左右手的乐句划分故意不一致,造成令人迷惑的震荡。而尾声的处理应特别引起注意,其音乐富于高度的暗示性,几乎具有哲学意味。其音乐用意是:以当前的立场重新“回忆”以前的经验。换言之,这是对以前时间的召回,但却处于现在的时间中。这是作曲家要求用“轻声”演奏的用意所在:这里的“回忆”是某种虚幻的东西,来自过去,因而具有某种易碎、脆弱的品质。

     

     

    在此基础上,教授提出对该作品的“文化性解读”。他指出:在这种诠释性的聆听和分析过程中,感觉感受感应与思考思维思辨,两方之间,不仅不能截然分割,反而全然融为一体。并进一步引入相关的文化性的意义解读与价值判断:

    其一,在作品的构思立意和艺术价值层面,肖邦通过这首作品独具匠心的将“即兴性”的特殊性体裁规定与有机统一的古典性艺术要求相结合,从而获得了令人叹服的艺术效果。

    其二,在作品的社会历史意义层面,肖邦的这首作品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展示出一个具有深刻精神生活的艺术家,在一个浮华瑰丽的贵族沙龙世界中,表面上似乎快乐而潇洒,但内心却隐隐怀着不安,有时甚至爆发出具有悲剧性意义的情愫与狂想。

    其三,在作品的精神启示层面,我们应该从中读解出此曲对我们今人的意义。今天我们聆听和理解肖邦的这首即兴曲,显然并不仅仅是为了返回到肖邦的时代,体察他个人的某种心境。我们之所以为音乐作品所感动,是因为我们从中听到了自己的某种心声,并洞悉了前所未有的人性境况。因此,这首即兴曲不仅仅是肖邦某种内心情绪的表露,而且也是人类某种存在境况的音响性呈现。通过这首作品,我们不仅获得了美的享受,而且从某个角度更透彻地洞悉了人性。

     

     

    其后,教授进行了方法论的反思,他认为本文的一个写作目的是,通过解析一首完整的具体音乐作品,尝试音乐作品分析的多种可能性,并探求更具普遍意义的方法论问题。从音乐作品的形式结构分析与内涵意义诠释之间的关系入手:

    其一是“两张皮”的问题,即二者的割裂与紧张,两方面似乎很难彼此相容;

    其二是二者的关系呈某种“不对称失衡”状态。

    因此:如何处理与化解这两种话语体系的隔膜,最终达到从音乐的理解过度到对社会和文化的理解,是所有音乐学分析必须要解决的难题。

    他本人的立场与方法探索为:直接在分析过程中起“诠释性”的语言和表述,从而将内涵意义的解释注入到音乐的形式结构分析过程中,达成所谓的“诠释学”分析;并与此平行,在“文化性解读”行进中,不放弃形式结构要素的分析,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用后者来深化和细化内涵意义的解释。

     

     

    讲座结束前,教授借用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的“导言”中对“艺术科学”的论述指出:通过分析和诠释艺术作品所得到的“研究成果”,无论怎样都不能替代对该作品的直接经验。但却能经由分析诠释,深化和锤炼艺术经验,使其更为透彻、锐利、丰满和完整。而这正是包含音乐学在内的“艺术科学”的使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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