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林谦三(18991976)是一位著名的中国古代音乐研究家,也是敦煌乐谱研究的开创者。他在平出久雄的协助下于1938年表了论文《琵琶古谱之研究——〈天平〉〈敦煌〉二谱试解》,其后又有英文本论文《中国敦煌古代琵琶谱的解读研究》(1955)、潘怀素中译本《敦煌琵琶谱的解读研究》(1957)、《敦煌琵琶谱的解读》(1969)等文问世。除了以上的敦煌乐谱研究论著之外,林谦三尚在《东亚乐器考》(钱稻孙译,1962)、日文本《正仓院乐器研究》(1964)、《琵琶谱新考》(1964)等著作中亦论及敦煌乐谱。

    一、   林谦三敦煌乐谱研究之所得

     

    综观林谦三的敦煌乐谱研究,其学术上之所得有以下几点:

    1)最早确定敦煌乐谱为琵琶谱

    林谦三最早论定敦煌谱为琵琶谱。他在《琵琶古谱之研究》中归纳了敦煌乐谱所用谱字共二十个、《天平谱》为十四个,并和日本现行的雅乐琵琶谱的二十谱字作了比较。据此,林谦三认为它们是属於同一体系的谱字,判定敦煌乐谱用的是四弦四相琵琶。后在《正仓院乐器研究》一书中他又出示了P.3539敦煌琵二十谱字图片,由此更可以使人对敦煌乐谱为琵琶谱深信无疑。

    (2)号为太鼓拍子、释 号为小拍子。

    林谦三在《琵琶古谱之研究》一文中说:“拍子记号有‘口’、‘二种。《天平谱》标有二字、三字、四字为间隔之‘’拍子符号,唯欠《敦煌谱》之‘口’号。拍子间之长短大概相同。《敦煌谱》中除二曲只用‘外,其他各曲‘口’、‘二记号并用。此与现行谱中用以表示太鼓拍子、间拍子之‘’(或书作百、)、‘·’相似。”然后又以敦煌乐谱中两首《伊州》为例,说明此二谱中的“‘口’表示太鼓拍子,‘表示小拍子”[1]

    (3)确立了敦煌乐谱三组琵琶曲的琵琶定弦。

    林谦三在1955年的《中国敦煌古代琵琶谱解读研究》、1957年的《敦煌琵琶谱解读研究》和1964年的《东亚乐器考》中都将第一组10曲琵琶定弦作B d g a 第二组10曲琵琶定弦作A c e a 第三组5曲琵琶定弦作A #c e a 这一定弦将1938年的c e g c1定弦移低了小三度各弦之间的音程关系仍保持不变,使三组定弦中第四弦的音高都作a

    (4)首创用敦煌乐谱的同名曲来检验琵琶定弦的正确与否。

    林谦三自1938年的《琵琶古之研究》起到1969年的《敦煌琵琶的解读》,始终抓住了敦煌乐谱第1825两首同名曲《水鼓子》,以它们译谱中具备相同旋律来论证其所推定的第二、三组琵琶定弦合理可靠。连续三次出示了如下两首《水鼓子》的相同旋律比较

            

    从上例可以看出,第18曲“a”、“a’”部分的旋律和第25曲“b”、“b’”部分旋律,它们各自所用的谱字是不相同的,但它们的首调唱名是一致的,故可证它们各自所用由林谦三推定的A c e a A #c e a 定弦是正确的。

     

    (5)首创以敦煌卷中的同名之词配同名之曲。

    林谦三发现编号S.2607敦煌卷中有名为《西江月》的歌词,于是就将此歌词填入敦煌乐谱中与之同名的《又慢曲子西江月》。现将其译配歌曲的上片引录如下:
           
     
    二、林谦三敦煌乐谱研究之所失
     

    林谦三在研究敦煌乐谱中有其所得,自然也免不了有其所失。他的主要失误是否定了自已在《琵琶古谱之研究》一文中提出的“ ”号为小拍子的解释。

    林谦三在《中国敦煌古代琵琶谱的解读研究》(1995)、《敦煌琵琶谱解读研究》(1957)中开始对先前在《琵琶古谱之研究》中所作“‘’号为小拍子”的解释产生了动摇,文中说:“谱字的右侧附有“”这符号,究竟是什么意义呢?这符号也出现于《天平琵琶谱》和《五弦谱》其正确的意义现在还未弄明白。在本谱上,附有“”符号的谱字排列得比较整齐,一见之下所引起的印象,仿佛它是插进太鼓拍子之间的短拍子的符号。可是和《五弦谱》作了比较研究的结果,决定认为是小拍子以外的符号。”[1]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林谦三此时对敦煌乐谱中“”符号的意义还只是排除其为“小拍子”的可能,但究竟是什么意义自已尚不清楚。至1969年,他在《敦煌琵琶谱的解读》一文中才据他1964年《琵琶谱新考》的研究结果,有了明确的说法:“谱字右侧附加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符号近年来已弄明白,表示返拨。”[2]在译谱中音符上方加用“返拨”演奏法符号“V”。于是在林谦三自1955年起的所有敦煌乐谱的译谱中,每个谱字基本上都译作全音符,每首乐曲都是等时值节奏。

    林谦三否定“”号为小拍子,在其敦煌乐谱解译中造成了如下的后果:

    (1)看不到敦煌乐谱中沈括所说“一掣减一字”的“掣拍”之存在。

    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补笔谈》中所说:“乐中有敦、掣、住三声。一敦一住,各当一字。一大字住当二字。一掣减一字。如此迟速方应节,琴瑟亦然。”[3] 这其中的“敦、掣、住”,即构成乐中节奏的“长、中、短”三种“迟速”(时值)之乐声。敦煌乐谱中谱字旁的”符号即构成乐句中“小拍子”的“掣”。请看下面的谱例:

    12曲《品弄》段和

    7曲《又曲子》段和

    8  《又慢曲子》

    9曲《急曲子》段和

    19曲《急胡相问》

    23 曲《营富》

    上面各例都是敦煌乐谱诸曲中稍带变化的相同旋律。各例中用方格圈出的部分即为沈括所云“一敦”和“一掣减一字”对照[1]。由于林谦三否定了敦煌乐谱中的 ”号为小拍子符号,因此在他的等时值节奏译谱中,就无法体现出这些相同旋律中带有变奏性质的“小拍子”。

    (2)找不到敦煌乐谱同名曲中的相同旋律。

    用同名曲来检验琵琶定弦是林谦三的重要发明。但在林谦三没有小拍子的等时值译谱中不易看出同名曲的相同旋律。在第二、第三组敦煌乐谱中各有同名曲《伊州》(第1624曲)和《水鼓子》(第1825曲)。而在林谦三的三稿都带有25首译谱的论文中,用于检验 第二、三组琵琶定弦只用了第1825曲的同名曲《水鼓子》。其原因林谦三如此解释:“可以说第18、第25两曲有着极为相似的旋律。若用《伊州》作这样的比较,就不如此一致了。这倒不是在调弦上有什么不同,而是由于此同名二曲的旋律原来就写得不一致,这只要看下表中弦柱音位的关系,就很容易看明白的。

                 

    可是唐代的名曲《伊州》,按第二、第三群的调弦,它的旋律被想象的调是否正确,容后再加以释明。” [1]

    由于林谦三在自已没有小拍子的等时值译谱中看不到两首《伊州》的相同旋律,便以两曲自第13个谱字起的旋律有反向进行为由,认为两首《伊州》的旋律就不如像两首《水鼓子》那样一致了。但按下例以“掣拍”为小拍子的译谱来看,例中不泛有用方格所圈出的相同旋律。

    同样的情形亦发生在对两首同名曲《倾杯乐》的分析上,由于找不到这两首同名曲中的相同旋律,乃至发生了否定原来所推定的第一组10曲的定弦,不恰当地另立了別种定弦。[1]

    (3)分不清乐曲中的句逗、骨干音、加花音和分解和弦音。

    在上一节所引林谦三组合的《西江月》歌曲谱中,由于没有“小拍子”(基本上是由全音符构成的等时值节奏),故就很分清歌曲中的句逗、骨干音、加花音和分解和弦音等旋律型态。对于这一点,只要比较下面按“掣拍”译谱而组合的《西江月》上片就可明白,请读者自行将两者比较分析

     

    如果林谦三当初不轻易否定自已所作’号为小拍子”的解释,则上述的种种后果也许就有可能不会发生。

    结束语

    林谦三是今世敦煌乐谱研究的第一人。敦煌乐谱是他中国音乐研究中的重之重。从他留下的敦煌乐谱研究论著来看,他不遗余力,对自已的研究文稿一改再改,显示了他精益求精、严肃认真的学术作风。他的著述为敦煌乐谱研究奠定了结实的基础,为后人进入这一研究领域打开了方便之门。他在敦煌乐谱研究中的所得、所失,都是宝贵的学术财富,它们对任种类的古谱研究都有一定的启迪作用。他作为敦煌乐谱研究奠基者的历史地位将与世长存。



    [1] 详拙著《敦煌乐谱解译辨证》,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target="_blank">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132页。



    [1] 林谦三:《敦煌琵琶谱的解读》(陈应时译、曹允迪校),《中国音乐》1983年第二期,第20页。



    [1] 对于以上各例的分析,详拙著《敦煌乐谱解译辨证》,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5461页。

     



    [1] 林谦三:《敦煌琵琶谱的解读研究》(潘怀素译),上海音乐出版社1957年版,第5253页。

    [2] 林谦三:《敦煌琵琶谱的解读》(陈应时译、曹允迪校),《中国音乐》1983年第二期,第2021页。

    [3] [北宋]沈括著、胡道静校注《梦溪笔谈校证》,中华书局1959年新l版,第918页。


    [1] 林谦三:《敦煌琵琶谱的解读研究》(潘怀素译),上海音乐出版社1957年版,第5253页。

    [2] 林谦三:《敦煌琵琶谱的解读》(陈应时译、曹允迪校),《中国音乐》1983年第二期,第2021页。

    [3] [北宋]沈括著、胡道静校注《梦溪笔谈校证》,中华书局1959年新l版,第918页。


    [1] 林谦三:《琵琶古谱之研究》(饶宗颐译),饶宗颐编:《敦煌琵琶谱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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