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莱特勒音乐文集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8年11月24日，由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暨上海市高水平大学创新团队（音乐学理论研究）、中国西方音乐学会、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部举办的“特莱特勒音乐文集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在上海音乐学院中214教室如期举行。这也是上海音乐学院第十三届“奏鸣”研究生艺术节相当具有含金量的一场学术专题活动。借列奥·特莱特勒教授（Leo Treitler，以下简称“LT教授”）《反思音乐与音乐史——特莱特勒学术论文选》中文版文集选编出版之契机，本书的编者、翻译者、出版商以及国内诸多知名学者共聚一堂，探讨交流LT教授的思想观点、学术理路、写作风格以及其带来的理论启迪。与会人员包括杨燕迪、张巍、倪卫国、孙国忠、杨九华、余志刚、王晡、王丹丹、韩锺恩、李小诺、陈鸿铎、麦淑贤、潘澜、孙红杰、何弦、刘丹霓、谌蕾、甘芳萌、班丽霞、李鹏程等，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六点分社、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漓江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的代表。此次研讨会主要由致辞、研讨会发言和自由讨论环节三部分构成。

一、致辞

上海音乐学院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燕迪教授、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部主任张巍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社长倪为国老师先后为此次研讨会致辞。杨燕迪老师回顾了与LT教授多年来的学术情谊，并向其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也向出版此书的华东师范大学六点音乐分社和诸位译者表达了衷心的感谢；张巍老师祝贺该文集在中国的出版，也对该文集将会带来的学术影响和中国音乐学学科的建设做出了前景展望；倪为国老师表达了对该文集学术价值的肯定，并对六点音乐译丛未来的发展前景做出了积极展望。   

LT教授因家人身体抱恙缘故，遗憾未能亲临会场。但他对此次研讨会予以高度重视，从大洋彼岸发来音频致辞。LT教授首先表达了对中文版文集出版的祝贺和感谢，回顾了与杨燕迪教授彼此多年来真挚的友情，并向余志刚教授、麦淑贤教授和在场的各位同仁遥寄了问候。随后LT教授简要勾勒了西方传统中有关音乐诠释的历史。长期以来，音乐历史的研究中都存在一种二元性对立，即客观的、逻辑的、理智性的解读，和人类对音乐心灵上的、情感上的感受相撕裂，这是因为音乐学者与自己身处的世界和所研究对象的世界都保持着一种隔离的姿态，LT教授将其描述为“分裂的意识”。近年来，英美的音乐学重心发生了改变。从80年代出版的约瑟夫·科尔曼的《沉思音乐：对音乐学的挑战》，到LT教授自己的著述《音乐与历史想象力》，再到2012年斯考特·博哈姆的《莫扎特的优雅》，都表示出对这种分裂意识状态的批判，并呼吁关注音乐的感官体验及情感吸引力。关于音乐作品的社会意义解读，代表人物当属T.W.阿多诺。LT教授一方面承认其学术价值，另一方面也对其进行质疑，他认为诸如苏珊·麦克拉蕊和劳伦斯·克莱默等人对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社会性解读是一种强加的、生硬的解读。他借用美国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的一句话：“我们需要的不是艺术的诠释学，而是艺术的情色感受”，由此LT教授希望进一步与中国学者探讨该话题。

 （Leo Treitler与其爱宠Rosie）

二、研讨会发言

研讨会的主要发言人是参与《反思音乐与音乐史——特莱特勒学术论文选》翻译工作的译者，他们就各自负责翻译的章节内容，LT教授的观点做出概括性阐述并进行了学术性的评议和引申。

           （参会译者合影）

——杨燕迪（上海音乐学院）

【第一章】历史、批评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杨燕迪老师的发言主要围绕LT教授的学术理念和该文的宏观和微观视角的多个方面进行阐释。他将LT教授的核心学术旨趣概括总结为“批判性”与“反思性”，并认为这种特点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历史哲学思辨中的音乐历史研究；音乐（概念、表述语言甚至包括“下意识)的意识形态批评；对实证主义、因果论以及所有“准科学主义”的批判；从中世纪的遥远观念和实践来反思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问题；对“形式主义”音乐分析的批判，呼吁纳入更为多元、更加人文、更具个人性的音乐解读和批评。随后杨燕迪老师对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做了逐条展开：贝九的分析与批评、申克尔批判；通过对申克尔的批判澄清分析和批评的联系与区别；进入历史哲学的思辨；德罗伊森、文德尔班、狄泰尔、柯林伍德的支持；重申个体性与个别性为历史研究的核心。该篇文章的构思奇特，从非常具体的“诠释学分析”（批评）开始，逐渐拉开距离，不断抬高视角，最终结于方法论的反思和总结。

【第十二章】关于音乐意义的论辩

此文是1995年LT教授讲座的文章，杨老师对他的“新音乐学”观念做了简要论述：LT教授认为，人们在谈论音乐意义问题时无法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思想——意识形态。因而，对音乐作品以及作曲家的诠释一直随着审美观念的发展而变化，重要的不仅是对作品解释本身的了解，而且更需要对这种解释背后的思想文脉和前提观念进行解剖和认识。LT教授一方面希望将音乐意义的解读放置到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另一方面也对苏珊·麦克拉蕊等人过分主观而不顾音乐本体客观事实的做法也持明确的批评态度，其看法和立场与Kerman、Rosen等人大致相同。杨老师最后呼吁我们对当今“新音乐学”发展境况做进一步的思考。

 ——余志刚（中央音乐学院）

 【第五章】荷马与格里高利：史诗和素歌的传播

余志刚老师对此篇论文的学术观点、学术影响和界内学者们的评价做了简要介绍，让大家对格里高利圣咏的即兴传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LT教授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音乐的专家，这是他写于1974年的一篇学术论文，发表于1974年《音乐季刊》第60卷，此篇论文是他在该领域重要的代表作，他在文章中运用公式分析的技巧探讨了格里高利圣咏的即兴传统，从而广泛地挑战了以往的传统观点。

【第四章】《沃采克》与《启示录》

该篇论文首次发表于1976年冬季的《批评探索》杂志，后来被收入到文集《音乐与历史想象力》中。LT教授思想的一大特色是对作品所承载的意识形态的关注，他认为批评的特性不仅是要把作品作为一个客体来研究，而且要在作品和听众之间持续交换的语境中来进行研究。LT教授对于贝尔格歌剧《沃采克》与《圣经·启示录》之间深度联系的研究，提供了他对这部歌剧的历史观点方面的强有力解释。LT教授讨论了毕希纳自身的反启蒙运动的悲观主义世界观和他在贝尔格表现主义音乐中的复活，文章着重论述了这样一种气质与作曲技法之间的联系。

——谌蕾（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音乐学院）

【第二章】崇拜天籁之声：分析的动因

谌蕾老师对LT教授该篇论文的写作思路和基本观点做了简要的陈述。此篇文章于1982年发表于《音乐学杂志》，后收入1989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音乐与历史想象力》第二章。全文共分为五节内容：音乐史的研究任务、关于“理解过去”、音乐分析、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进行例证和总结。第一节的内容探究了音乐史的研究任务，即从“追溯音乐风格的发展脉络”向“如何理解过去的音乐和音乐文化”的转变；第二节明确区分了“属于过去的音乐”与“存在于过去的音乐”的不同，指出不仅要理解音乐对象的结构，更重要的是要理解音乐结构的意义；第三节，引用伊恩·本特在《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分析”词条的表述来探讨音乐分析的方法，并得出了作为音乐史学家要加强现象学和历史学成分的分析方法的结论；第四节，通过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例证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解释性思考；最后，指出了纯粹形式主义分析与风格史观念的局限性问题。

评议：王丹丹（上海音乐学院）

王丹丹老师的评议在基于以上三位发言人的基础上又引申出了几点思考，主要有以下五方面内容。第一，如何书写历史？书写历史的方法是批评和诠释，批评是关注殊相主义的历史学，关注个别的特殊性；第二，对音乐与语言关系问题的思考。早期人类音乐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语言对音乐的形成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比如圣咏是根据语言的自然停顿与呼吸来句读，这不同于纯器乐作品的节律法则，因此具有可探究性；第三，语境是音乐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宏观语境可以分成社会、历史、场合、人群等多个方面，微语语境则是形成音乐个体的性格个性和心理状态，它们共同效力的结果就是音乐形成的决定性因素，语境决定音乐，同时反过来，音乐也以其自身的形式体现语境；第四，真正的音乐分析是什么？真正的音乐分析并不仅仅是技术语言的描绘或是对某一结构的模式化的概括，而是从听者的心理体验出发，通过声音的运动唤起听者的情感体验，形成适用于某一音乐作品的独到的诠释体系，从而体会音乐形式背后的深刻意义；第五，对音乐学学生的培养的关切。要培养具有“审辩性”思维的学生，“审”具有向内的自省性，“辩”体现为选择、论辩和反思，这是我们的学生所应具备的两点素质。

——孙红杰（上海师范大学）

【第六章】诵读与歌唱：论西方音乐书写的起源

孙红杰老师主要就这篇文章作者的写作思路、LT教授的核心论点、论述中对其他学者的引用和批评性回应，以及文章带来的启示几个方面进行发言。

作者首先提到了记谱法诞生等文化政治背景，随后讲到了记谱法的语言基础，最后阐述了记谱法诞生的时间、地点、并进一步论述纽姆符号与口头表演实践之间的区别。本章的中心议题包含两点：第一、记谱法作为一种书写行为，它赖以发端的时间、地点、背景、动因、条件是什么？第二、记谱法作为一种符号体系，它所传递的信息内容是什么？其传递的方式、对象、意图、情境又是什么？关于几个争议性问题主要集中在有关于“声调起源论”、纽姆符号与标点符号的关系、“罗马起源说”以及记谱法研究中的“进化论”观点上。孙老师认为特莱特勒教授在研究方法上的启示主要包括，以研究问题为导向的治学方略、基于扎实考据的独立思辨精神、持续的自我审视与开放的学术胸襟三个方面。

——何弦（四川音乐学院）

【第七章】接受的政治：剪裁现在以实现人们期望的过去。

何老师首先概括了LT教授的核心主旨是借助对圣咏的接受史来说明，以往的音乐史学家在看待音乐历史时如何以一种本质主义的方式为音乐赋予了各种特征，并显示出某些特定的意识形态，比如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性偏见（性别主义）等，从而塑造出一种“他者”与“我者”的二元对立矛盾。他认为这种二元论与意识形态、政治、社会等多种因素一起，制约了学者们对历史的研究。在“接受的政治”中还提到20世纪早中期对爵士乐的学术研究中也出现了这样二元论倾向。

何弦老师由LT教授另一篇文章引发了他对“中国乐派”的思索。他认为中国乐派这一呼吁的出发点值得赞赏，但由于其背后无法回避的意识形态也存在着一些悖论。如将德奥音乐传统设定为“自我”，将民族乐派设定为“他者”。但若要抵抗这种倾向，又容易掉入另一个极端，如将中国乐派建构为“自我”，而将其他音乐建构为“他者”，成为新的二元论。何弦老师最后引用周文中的“汇流”这一概念，认为中国作曲家，就像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作曲家一样，会以自己的实践汇入世界性的新主流之中。正如特莱特勒反对绝对二元论一样，面对中国乐派这一问题时，也应避免落入相同的窠臼。

——麦淑贤（香港中文大学）

麦淑贤教授早年间曾跟随LT教授学习，此次研讨会她分享了两篇未收录在此次发布文集中的LT教授的文章，第一篇是《审视中世纪圣咏附加段的传播》，从文本考据的角度对音乐学研究方法论提供反思。LT教授认为不同的版本是不同的流派对作品的诠释，批判了传统的文本考据通过区分不同版本来重构作品原典本（urtext）的心态。随后麦老师列举了文中的具体例子来说明LT教授的观点：作品原型不是既定的文本，而是创作的准则，从而批判了原典版的意识形态与心理。

接下来，麦教授介绍了第二篇文章《音乐作品的历史与本体论》来继续补充证明以上观点。LT教授在这篇文章中以肖邦玛祖卡（Op. 7 no. 5）为例，认为乐谱记录的不是乐曲的音响而是抽象、柏拉图式的完美理形。作品的呈现包含多种可能，没有一个版本是唯一且终极的。19世纪钢琴作品的概念具有流动性，不同形式的乐谱和不同的表演都体现了同一首曲子，因此二十世纪早期的演奏家偏离谱面是更为符合肖邦本意的举动。LT教授认为版本分歧是肖邦作品的必然状态也表达了肖邦美学的本质。麦老师认为LT教授的研究涵盖了不同的领域，不仅是中世纪音乐的专家，更涉及本体论、意向性、本真性、诠释界限等范围。

——刘丹霓（天津音乐学院）

【第十章】音乐记谱是何种事物

【第十一章】音乐研究中的后现代迹象

刘丹霓老师主要介绍了“音乐记谱是何种事物？”一章。LT教授认为记谱法不是单纯的记录音乐各要素信息的手段，而是“人类用来再现其经验各个方面的一种重要的符号体系”。LT教授认为不能以“简单、低级”去看待纽姆谱，他批判了以进化论的立场看待记谱法的发展。忽视了纽姆谱时代的音乐文化依然是一种口头文化，书写与记忆协同作用，并最终为了实现记忆。记谱法所传递的信息、传递信息的方式、意在实现的目的以及解读方式具有多样性。作者以《致远方的爱人》、勃拉姆斯《单簧管与钢琴奏鸣曲》（Op. 120 No. 2）和舒曼的《阿贝格主题变奏曲》、列举了“无法执行的记谱”和“听不到的声音”；以文艺复兴时期曼图亚伊莎贝拉女公爵的天花板上的绘画、华托的画作《音乐与喜剧的结合》和14世纪弥撒升阶圣歌集圣诞弥撒“进堂咏”开头“Puer natus est”（一个孩子诞生了）中说明记谱中的“非音乐”信息。列举了法国餐厅7月14日菜单底部字样“la laa la laaa laaa laaa……”来直接唤起人心中的《马赛曲》，认为记谱法的重要功能还在于激发人的深层能力——人的音乐性。LT教授提及到音乐研究中的生物学路向，认为音乐记谱及其各种附加要素并不仅仅是满足我们最习以为常的“实用性”目的，而是以多种不同方式、为了不同目的而写成和解读的，与人类的记忆、直觉、生理机能有密切联系。

——李雪梅（广西师范大学）

【第八章】语言与音乐阐释

当语言应该解释音乐的时候，它如何来完成呢？这个问题，是揣特勒本章关涉的核心问题。当我们用语言谈论音乐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我们谈的是音乐的什么？是在哪个层面上谈论音乐哪一方面的东西？语言在表达音乐意义的时候，是如何影响到对音乐意义的理解与表达的？李雪梅老师认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区分是，LT教授在本章中从阿加乌《玩转符号：古典音乐的符号学阐释》中采选了主要谓词项的基本语汇：指称[denoting]、体现[embodying]、表达[expressing]、代表[representing]、象征[symbolizing]，来考察将具体音乐环节与音乐之外的东西联系的所有方式。他的目的是通过这些方式，看看是否可能辨别出什么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它们相互之间如何区别。在李老师看来，LT教授关于语言与音乐的阐释，既避免陷入形式主义自足的拘囿，尊重音乐本身的意义生产方式，又充分重视音乐的文化历史语境，同时特别强调了使用语言的音乐阐释者的出发点和聚焦点

评议：潘澜（中央音乐学院）

潘澜老师的评议首先围绕“如何在研究中平衡主客观”的问题展开，她总结了LT教授可以提供给我们的“三段式”研究方法：一是要有问题意识导向，LT教授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现实中他认为比较模糊且需要去质疑的问题，正是有了问题意识导向，LT教授才有了很好的学术成果呈现；二是要具有跨学科意识，LT教授的学术研究横跨了人文学科的多个领域，既包括哲学、美学、历史等人文学科，也包括音乐分析、音乐阐释、文本考据和图像学等具体手段，这种跨学科理念成为他解决问题、平衡主客观的重要研究方法；三是要具有批判性的结论，对音乐书写、二元论、原作版、后现代、阿多诺等重大命题，LT教授都给出了自己的重新思考。之后潘澜老师回顾了LT教授与新音乐学的思想渊源，这种思想开始于上世纪60年代，LT教授在1966年《历史语境的音乐分析》一文中已经提出音乐分析不仅是一种音乐本体的分析，更是走向音乐文化阐释，应关注关于音乐与周边文化关系的探讨，这种历史语境观念也是新音乐学的核心内涵。最后潘澜老师表示这本文集的出版将会对我国西方音乐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并对我国的西方音乐学术前景提出了展望。最后表达了对我国出现有原创价值的学术研究的期待。

（部分发言者照片）

三、自由发言

在最后自由发言部分里，诸位学者以及出版社代表较为集中地谈及以下三点问题：

1、肯定会议的价值

——韩锺恩：通过今天的会议，我觉得对于年轻一代，我们应该也要有学术传承的意识。

——杨九华：拿到这本书，今天听到一系列译者的翻译和进一步陈述，这对当下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很有意义。

——孙国忠：今天的会议尽管只有一天，时间很紧张，但非常有效果。

2、反思与启发——对中国学界的意义

——杨九华：Treitler的学术观点，让我们反思对过去所做的以及过去音乐学领域里的一些见解，我们应该进行历史地梳理，回顾一下以前我们曾经是如何研究的？在此基础上，应该进一步反思，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研究）？Leo Treitler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在这之前一些研究涉及社会学批评、本体性批评，而LT的思想更宽泛、更进一步。比如LT很有他自己的想法，哲学家经常将社会学思维融入到音乐中去，通过社会的变迁联想到音乐的发展。而在我们生活的大环境里，音乐在社会学研究群体中并没有受到重视。

——韩锺恩：

①LT与Kerman 题目非常接近：前者提出反思音乐，而后者则为沉思音乐，这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大家都在寻求新的角度、新的路径来探索所谓音乐学的研究对象。我们应该意识到：方法无论怎么变，音乐本体始终不变。从这本文集中可以看到，有关记谱法、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永远都是在通过作品及其相关问题，提出新的理论问题。实证主义衰亡、新音乐兴起，有很多人不满意，是因为很多问题没有从作品出发，因此这点是值得我们汲取的。

②今天谈到很多记谱法的问题，无论是表演、作品本身还是历史上的纽姆谱，不约而同都与音乐书写有关，这值得我们研究。我觉得：中国学者不能仅仅研究记谱上的问题，这无非只是还原。但有了音乐书写，作曲家和即兴式创作有很大差别，他可以依托谱面符号这个抽象的形式语言。

③形式问题：音乐，一种完美理型（在中国更多翻译为“理式”），不论是形式，还是理式，都要考虑：音乐可以是一个音响形式，但理式就更包含有原型的东西。谱面和演奏的问题，更加凸显的是：本体-意向，因此，形而上如何与形而下结合起来？这值得思考。

④客观分析与主观诠释，作为研究者，怎么看待主体的作曲家和研究者的碰撞？在学院里，音乐学家要更加清晰地、用我们自己的另一套形式探讨问题。作曲家的音乐和音乐学家认识的音乐不同，但我们自己自足是重要的。两个主体碰撞，肯定会发生问题。可能作曲家不认可LT，也不一定要达成共识。

⑤究竟如何表达“主体”？有这样一组关系：合规律、合目的，赵宋光认为：“合规律、合目的统一。”而我认为这是不一致的问题，合规律不光是人，还有自然，但合目的则只能谈及个人。合规律的异化，因此又有了新问题。音乐学家谈问题要有度，要“合式”，方法最重要是符合本体的东西。

——王晡：

在音乐学科中，这样的研讨会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这种会议的形式非常纯粹，非常难得，这与一部作品首演后的研讨会不一样。

LT具有一种大师风范，他的文集对中国学者的意义：①外国学者直接面对中国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②对技术分析意义的探讨。③很高兴看到他提到了丁善德先生对肖邦音乐政治切入的归纳，很少看到西方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学家的看法进行归纳。④通过对一个作品开头的分析，来解释作曲家，通过几种方式引导听众对“静默”认知（这里指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一乐章开始）

文集中的文章，对音乐的涉及领域、研究方法，都对我们的学习具有启发，同时也了解以LT为代表的西方音乐学者价值判断。

一天会议感想：①关于音乐记谱法，中世纪的纽姆谱是一种记谱方式，用这种方式来唤醒第一次颂唱圣咏的词的音调是不同的。在文集的插图中：能够见到极富装饰性的纽姆谱乐谱，是那个时代教会神圣的美学观和外化表现，它代表的是那个时代更加深刻的理念。这对我们非常有启发。②肖邦在主调音乐时代，用复调的手法来创作。西方音乐在记谱法上后来走向精确记谱法，这和我们中国音乐的记谱法完全不一样，古琴曲《幽兰》与西方音乐记谱的哲学原理不一样，西方速度、节拍记号都标明，浪漫主义时期之前精确记谱法走到极致；但我们是关于演奏家演绎的“演绎”，因此记谱法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启发。③如何更加全面、深入了解世界音乐学学术更加前沿的信息，如何融入全球的音乐学事业？有关学科建设，我们应在宏观指导下，列出具有学术前沿意识的、系统的翻译出版计划，这样才可以走在世界的行列中。

——孙国忠：这本书里的论文具有学术含量，值得我们对一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LT是一个引路人，上个世纪50、60年代普林斯顿大学的音乐学，涌现出LT、Kerman是等一批音乐学的重要人物，他们不仅是音乐学家，还是思想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关注点，LT和Kerman不太一样，他是中世纪、文艺复兴专家，但他们都对新音乐学不满意，是因为新音乐学超出他们的预想，涉及到意识形态、音乐本体、审美的意识含量等等，新音乐学超越了审美的范畴，涉及种族、性别等等话题。因此，我们既要了解新的发展趋向，但也不能抛弃实证主义，新音乐学之后所谓的后新音乐学，吸收了很多新音乐学合理的部分，理性地诠释一些作品并有新的发展，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既要跟上发展的步伐，了解研究动态，还要多了解一些国外学者的文章，不一定是最新的。像LT这样学者的文章值得我们去思考，最终传统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余志刚：

LT的批判性思维特别突出，这是中国学者较为缺乏的，而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也要有批判性的意识，要看到其中的伟大性和局限性。那些关于LT的书评，都是既谈优点也谈缺点。因此我们可以看到LT是如何与同事进行交锋的。

LT的学术思想与于润洋的音乐学分析，有某些相似：①侧重对音乐本体要点和重点的分析②音乐史学和美学的联系③强调综合性的分析，带有批评性。④反对庸俗社会学⑤强调历史上音乐作品的当下性。他们具有不谋而合的研究路向。

3、对出版和西学引进的思考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倪卫国 ：LT的文章都很经典，但为什么要重点讨论音乐记谱的问题，这值得我们思考。这本文集阅读有难度，在于要对一些思想家进行解读，不免涉及西学引进的问题。

——杨燕迪：读文章时候最好要知道写作文章的原境，这样才能更有效地理解作者。我们中国人毕竟立场会和西方学者不同。例如，LT关心记谱法的发展可能更多是出于他的考虑，他要反对的是对记谱法的发展做进化论式的推论，而我们发现，如果有了记谱法，作品才成立，作曲家可以进行纯形式上的运作，因而我们队记谱法的关心问题就有所不同。我们这里艺术音乐的传统还比较薄弱，但我们应该带着我们自己的关怀去看待问题。

——漓江出版社：如今，出版社更加对作曲家进行关注，其中看重其人文的重要性，音乐与哲学、人文学的关系，因为非常专业的东西外围的人还是很难进入，对于一些学科性的东西也有障碍，大的人文学也存在自我和他者分离的问题。优秀的音乐学者，会将人文为己所用，但其他领域学者，是否会将音乐领域的内容为己所用，这种情况非常少。音乐学是在人文和音乐之间的桥梁，我们要做的是如何让圈外人看懂这本书。

最后，各位学者对国内的音乐翻译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撰稿：刘莹、朱苑宁、李栋全、吴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