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库克教授对Coleridge-Taylor的《二十四首黑人旋律》中”Oloba”一曲进行了音乐上的分析。教授再次为我们展现了他在音乐分析过程中对切入点位置把握上的精确，分析方法选用上的驾轻就熟和技术描述上的精炼直观。一方面，他借用英语修辞中的突降法（Bathos）一词，来比喻这部作品中所呈现出的很大一部分由扩展性，向高潮推进的音乐进行，伴随着持续的主和弦，上升的线性运动以及力度积聚，创造出来的一种强烈的前倾运动的感觉。从而为他解释Coleridge-Taylor音乐上的修辞意义找到一个让人很好理解的参照点。另一方面，库克教授在比较了不同音乐作品间的差异后所给出的结论总让人不得不佩服教授那在宏博知识支撑下的敏锐判断力。而这一点上，我们能在教授就《The Bamboula》与“Oloba”作品的比对中，在种族文化互动关系的方向上，解读音乐创作差异背后所折射出的超越音乐本身的问题中领略到。

       除此以外，讲座中库克教授还播放了几段音频，用音响体验来证明Coleridge-Taylor的“Oloba”音乐，虽然从创作背景和文本分析中能看到非洲音乐材料的应用，但实际听感上却是听不到非洲音乐的实际声响或织体。不仅对于当代的人来说，包括库克教授本人也承认，听不出非洲音乐的痕迹；即便在作曲家同时代的很少几位非裔美洲音乐批评家里面，也没有一个听出来的。

（三）

      有学者认为，虽然中国人有非常明确的种族观念，但并没有明显的种族主义倾向。不过这一结论并非描述了事实，而实际上当我们与别的种族接触时，黄种人的种族主义观念立即让我们醒觉起来，随即产生种族偏见甚至歧视。在音乐活动时，在接触外来文化时，我们稍不注意就会落入种族主义的泥潭中，而让人担心的就是我们无论如何在种族优劣阶梯中找到自己黄种人的定位，都会在单纯的音乐研究与实践中带上面纱。

      这并不是说群体身份就成了开展音乐工作的禁忌。历史学家程映虹教授说：“在公共讨论的层面上，从政治、学术研究到社会实践，族群和种族是最常见的话题。而在社会的层面上，必须正视群体身份引起的有关问题，必须开放和鼓励对族群问题的讨论”。如果把这段话应用起来，那就意味着一方面我们作为公共社会的一份子，不能在日常生活中和个人打交道时用群体身份来指代甚至判断个人，而在另一面即在学术研究中，我们却必须关注并尽量客观地探讨因身份认定而引出的相关问题。

      库克教授此次学术探索成果的分享，不仅在方法论上给人许多启发，更重要的是他在处理隐于音乐内，而超越音乐，在跨越边界且涉及族群身份认定的问题上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态度，值得我们思考。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后种族主义时代”这个词伴随了我们相当长的时间，但最近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前后发生的事件，我们国内热火朝天的“中国梦”运动，甚至是宗教神学界发起的“本土化”变革，已经迫使我们要去深入思考如何处理和种族有关的包括政治、宗教、人文和艺术界等出现的问题。何谓民族化，为何本土化，如何在跨越边界的音乐问题上进行分析与研究，笔者认为库克教授的讲座是一剂强心剂，激励我们去面对这系列问题，找到我们在学术研究上、音乐创作上的必要性与有效性，并达成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