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温特教授上海音乐学院“西方音乐研究方法论”系列讲座综述
罗伯特·温特教授上海音乐学院“西方音乐研究方法论”系列讲座综述
地 点:上海音乐学院新教学楼中602、中414、北603教室
时 间:2016年3月22-24日
主讲人:罗伯特·温特(Robert Winter)(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音乐系教授)
主持人:伍维曦副教授
翻 译:朱昊冰
综 述:武跃
方法论是在某一门具体学科上所采用的研究方式、方法的综合。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思想、文化各界纷纷进行了大范围和深层次的理论反思,“方法论热”一时之间蔚然成风。作为“理论的理论”,方法论不仅涉及理论实践的具体步骤和操作程序等“方法”问题,而且同时也关注理论研究中的一些根本性的学科基础问题。应学校邀请,2016年3月22日至24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客座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音乐系的著名学者、《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舒伯特”词条的作者罗伯特·温特(Robert Winter)教授来校举行第四次系列学术讲座,以中国音乐学界十分关心的“方法论”为题,和上音师生开展交流。
第一讲:方法论简史 一 (1800以前)
讲座开始,温特教授以“什么是方法论?”设问,开门见山地说“方法”和“方法论”是不同的:“方法”是指为达成某种目的而采取的具体行为方式,而“方法论”则是如何看待某一事物的理论和观念。每一种“方法论”都基于人性或者现实的假设、看法、信念而生成的,因此笼统地罗列出各种不同的方法论然后逐一解释是不够的,要想理解西方的“方法论”,必须首先对西方人的观念有所了解。温特教授从古希腊谈起,依次对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及哲学概念作了一番概述:毕达哥拉斯的音乐观念基于他的“万物皆来源于数”理念;苏格拉底“我做哲学,因为哲学是音乐最高级的形式”;柏拉图深刻认识音乐的力量,它在教育和战争两个领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人和上帝、人的权利、法律、诗学和所有的艺术的方法论,并推动人们以音乐来消遣、娱乐,首次提出了音乐的治疗功效;波伊提乌斯提出,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音乐家不是创造思想的人,而是用来描述思想的人。随后,温特教授进入到启蒙主义时期,他介绍到:伏尔泰引入了讥讽、幽默的概念,成为西方文化中永久保留下来的特征;狄德罗将世界上所有的知识涵盖在百科全书里;罗素认为孩子要有童年,教育不是惩罚,而是一种孕育的过程,我们现在所有的教育理念都源于卢梭。康德、黑格尔都抱有强烈的积极主义倾向,认为世界上所有极端的地方都可以调和、解决。在这一时期还孕育出了“Feelings”和“Sublime”两个重要的概念:“Feelings”强调音乐的情感功能,认为音乐可以激发人的“六种感情”;“Sublime”意味着崇高的审美追求,是18世纪特有的美学概念,当时的许多音乐作品都可以作为这一美学概念的印证(如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伍维曦老师针对“Sublime”这一概念补充道:18世纪以前崇高主要是基督教语境之中,启蒙运动之后,基督教信仰动摇,尤其是对许多知识分子、文化精英而言,所以18世纪语境之中崇高感更多针对非宗教的东西,比如自然、山川、艺术作品,是一种世俗化的情感,但这种美学情感又具有宗教意味,非常明确地出现在许多18世纪的音乐作品当中,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温特教授在这一讲的最后提到了奏鸣曲式,他提出奏鸣曲式本身就是一种方法论的独特观点。
第二讲:方法论简史 二 (1800-1970)
第二讲开始,温特教授同样以“什么是方法论?”设问开始他的讲座。温特教授认为,“方法论”不是一连串要去做的事情,不是所谓的“How”,而应该是“Why”,是观念的集合。例如,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是基于他对音乐三种功用(休息、教育、升华)的观念而生的。任何方法论都是基于观念(特别是宏观的观念)而得以存在的。随后,温特教授接着上讲的内容,继续为大家介绍西方重要的思想观念。在19世纪欧洲形形色色的观念中,德意志民族主义(German Nationalism)贯穿始终。圣西门提出了一套关于生命的哲学,最早提出了阶级学说;舒伯特的同龄人孔德继承了圣西门的学说,并认为人可以通过科学来认识世界;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认为一切都来源于主观意志,而主观意志往往可以将行为引向毁灭;另一位悲观主义哲学家尼采精熟于古典著作,提出“强力意志”的新理论,认为音乐是人类精神和意志重要的表征,可以表达语言所不能表达的东西,这一观点对19世纪音乐家产生重要的影响,音乐也从18世纪语言的仆人而发展成为了一种太上艺术。尼采世界观在瓦格纳的身上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展现,他白手起家,创造出了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在接下来讲到马克思时,温特教授将视域扩大,他把调性体系的确立和欧洲的殖民扩张联系在一起,把车尔尼的练习曲和欧洲产业革命、资本主义、剥削关系联系在一起,提出学习车尔尼钢琴练习曲的中国学生依然是西方资本主义受剥削者的惊人论调。在此之后,温特教授又由第一位学术性贝多芬传记的作者塞耶(Alexander Wheelock Thayer)谈起,讲述了以他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者核心的观念:只要事实,不要阐释。实证主义观念在西方音乐的研究中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直到19世纪下半叶新音乐学产生之前,它一直是具有统治地位的方法论。讲座最后,教授就阿道夫-本哈德·马尔克思(Adolf-Bernhard Marx)、胡戈·里曼(Hugo Riemann)和申克尔(Heinrich Schenker)这三位杰出的音乐分析学家的生平及著说进行了一些简单介绍。
第三讲:方法论简史 三 (1970至今)
温特教授以“音乐学何时开始?”为问题开始了本场讲座。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音乐学家是圭多·阿德勒(Guido Adler),他将音乐学分为“历史音乐学”和“系统音乐学”两部分,这标志着音乐学作为一门专门领域学科的起点。自此之后,音乐学一直不断迅猛发展,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音乐学学科体系如雨后春笋般在许多欧美传统名校建立起来。音乐学的发展推动了手稿研究这一以前被认为难以开展研究的重要学术领域,对手稿的深入理解转而加强了对作曲家纵向创作思维及变化的认识程度,具有重要价值。结构主义和语言学则是20世纪下半叶的重要理论,它们广泛地对包括音乐学在内的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学科产生影响。索绪尔是将结构主义思想和语言学研究相结合的第一人,他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符号系统,产生意义的不是语言符号本身,而是符号的组合关系,语言的特点是意义和声音之间的关系网络;犹太裔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基础上提出语言学是“自然科学”的观点;美国语言学家杰肯道夫(Ray Jackendoff)把乔姆斯基的理论和认知语法学相结合,他和雷达尔(Fred Lerdahl)一起研究人类的语言能力和音乐能力之间的关联,并把语言学上的“语法”、“习语”等概念迁移到音乐上。接下来,温特教授把视角转向了文化理论家:德国哲学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思考了独一无二的“音乐杰作”与可以无限复制的音响录音之间的关系;阿多诺(Theodor Adorno)公开批评所谓的“文化产业”,他十分关注科技发展对人们认真聆听音乐和创造音乐的影响;芬克(Robert Fink)认为简约主义已经融入到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女权主义的重要创始人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和音乐学家苏珊·麦克拉瑞(Susan McClary)是新音乐中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麦克拉瑞通过分析许多音乐名作来揭示出隐藏在其中的男权主义思想。最后,温特教授讲到后现代音乐学在方法论层面上是百无禁忌的,无论是接受史学、拓补学、申克尔分析、节奏结构还是任何其他五花八门的新理论,研究者都可根据研究目的采取其中合适的来指引自己的研究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