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6年4月6日10:30—11:30

地点：上海音乐学院新教学楼中415

主持人：洛秦教授

演讲人：孙晓辉教授

文字整理：张文昭

图像提供：李  昂 

孙晓辉教授

“宋代音乐文化研究”是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多年来从理论前沿探讨、史学资料建设、学术成果出版、课程体系打造、研究机构支撑、人才梯队培养等多维度、多面向齐力推进的学科建设项目。在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平台上，由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音乐艺术》编辑部主办，作为项目一部分的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课程“宋代音乐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于本学期策划了系列课堂讲座活动。

2016年4月6日，在项目及课程的策划、负责人洛秦教授的主持下，系列讲座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如众所知，史学研究以文献为宗，故而系列讲座亦以《音乐文献学与宋代音乐研究》为开端，特邀武汉音乐学院教授、武汉音乐学院湖北音乐博物馆馆长孙晓辉教授担任主讲。孙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音乐史学和中国音乐文献学研究，其出版专著《两唐书乐志研究》被评价为“唐代音乐史研究又一力作”，博士后出站报告《唐宋词调研究》获2008年度国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2013年获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理论评论奖优秀奖。2014年，孙教授赴美国密歇根大学访问，对国际汉学界的中国音乐史学研究、学科理论亦有了新的感悟与思考。

此次讲学上音，孙教授的演讲内容分三个单元逐次展开：大型音乐史志类的文本特征、文献学原理与宋代音乐史料举例、“作为音乐表演文本的宋代乐谱文本”。

讲座之初，演讲者发问：为什么要书写音乐？是载道还是传承技艺？是谁在书写音乐历史？书者是主位的[emic]还是客位的[etic]？音乐文本是官方王朝叙事政治修辞，还是音乐表演者手持的技艺文本（音乐表演文本）？古代音乐文献的编纂体例与音乐观念有怎样的同构关系？音乐书写如何表达集体记忆、民族认同和文化身份？

一、大型音乐史志类的文本特征

在讲座的第一单元，孙教授全景式地描述了中国古代大型系列史志政书类音乐资料的连续性。本讲将中国古代音乐文献典籍视为一个有机的织体，系统地分析了音乐文献的编纂体例与立类特征，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中国古代音乐观念对音乐文献记载的影响，探讨它们之间内在潜藏的同一逻辑。

这类全史式大型音乐书写的体例基于古代“三才”即“天道、地道、人道”思维之下，中国古代音乐观念与音乐记录体例形成了的一个严整的知识谱系。乐、律分属“二十五正史”，中有十六部乐志和八部律志。正史乐志的文本主要包括乐义、乐史、乐类、乐章和乐器等内容。正史律志由《备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五则”审视音律的损益变化。类书“乐”分类以乐总、歌、舞、乐器这四大类目为中心，成为类书音乐资料中相对稳定的类目。宋代官方类书与民间类书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以《事物纪原》和《事林广记》等为代表的民间类书所保存的丰富的音乐表演文本弥足珍贵。政书音乐类包括“十通”、会要、会典等系统中的音乐史料。这些记录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发展的政书具有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双重性质。

二、文献学原理与宋代音乐史料举例

第二部分是讲座的中心。文献学可划分为：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传注学、辑佚学、辨伪学、史源学、编纂学八类。

古代的目录分类经历从汉代六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到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后的四部分类（经、史、子、集）的演变。依王小盾老师的观察，由于雅俗观念的差异，古代音乐史料分属于“经部·乐类” “子部·艺术类”“集部·词曲类”。

宋代的官修目录《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中兴馆阁续书目》等以及私家目录《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郑樵《通志·艺文略》《玉海·艺文》《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保存了大量的宋代音乐书目。又如宋代金石目录中记录金石著作以《宣和博古图》为代表，该书图录古代青铜钟器117件，其中就有宋徽宗选择“宋公䪫钟”作为“大晟钟”的仿制对象。

版本学是关于文献版本的源流真伪及其技术鉴别依据的学问。有了版本的差异就需要比较真伪，这种比较就是校勘。版本学是形式，而校勘则是比较内容。“善本”通常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特指具有较高文物价值的古书版本，它应是“精校细勘、不讹不缺”之本（张之洞《輶轩语·语学》）。陈垣在《校勘学释例》中提出的“四校法”是校勘学的基本方法。孙教授以三个版本《事林广记》为例，比较了元至顺建安椿庄书院刻本、元郑氏积诚堂刻本、日本元禄十二年翻刻元泰定二年刻三个版本音乐资料的异同，并整合了各版本收录的音乐资料，评价了各版本音乐文献的优劣，讲解了“合参”和“合抄”的类比方法。

传注是指按古书原来的结构对它的文义加以疏通和解释，以期立体地再现古籍原貌，全面阐发其内涵。丘琼荪《历代乐志律志校释》、任半塘《教坊记笺订》、蔡桢《词源疏证》、岳珍《碧鸡漫志校正》、冯文慈注释明代朱载堉的《律吕新说》《律吕精义》等都是音乐传注名著。

辑佚是从众多书籍中寻章摘句恢复古亡佚文本原貌，郑樵《通志校雠略》所谓“书有名亡实不亡者”。宋代重要文献，如《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兴小纪》《旧五代史》等都是重要辑佚成果。史源学以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主要方法是通过排比资料，使文献有序，并在有序材料的基础上考绎史料形成的初始状态和流传过程。《文献通考·乐考》对陈旸《乐书》的引用和取舍，杨瓒《紫霞洞谱》与浙派琴谱的关系，南宋《乐府混成集》作为《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的史源等，就是史源学的考证。

宋代以后，文盛，类增，以至于“体众”。所以编纂学就是关于编年体、纪传体、谱牒类、方志类、学案类、文集体、笔记体、类书、丛书体例和义例的研究。

孙教授还提到了西方校勘学的借鉴。在研究方法上，介绍了其折中法、谱系法和底本法。折中法就是把所有的版本，放在一起，追求内证；谱系法（stemmatics）也叫拉赫曼方法，最为经典，又分对校（recensio）和修正（emendatio），对校阶段校异同而不校是非，修正阶段则建立谱系、找出原型、修正原型讹误，孙教授尤其提出，这种方法的表述方式较为科学，值得借鉴；底本法（copy-text），选出底本，找出“实质性异文”和“非实质性异文”，前者需要“理校”。

在对校勘学的学术认知上，特备提及令其感动的“校勘是科学，也是艺术！”的学术观念，校勘作为诗性的、艺术性的存在，并不是一种枯燥古板的研究，它完全可以与西方文本与现代学术进行对接。

三、作为音乐表演文本的宋代乐谱

宋代乐谱种类丰富：《玉音法事》曲线谱、律吕谱、管色笛指谱（俗字谱）、古琴减字谱、鼓板棒数谱等。其中以《风雅十二诗谱》《中兴礼乐》《越九歌》为代表的律吕谱，以及以姜白石自度曲为代表的俗字谱地位尤为重要。

从雅俗、官方民间、华夷等角度分析，音乐书谱的不同层次的目录归属呈现了重要的意义：史部正史乐志、政书音乐类以音乐叙事文本为主，以传扬雅乐载道为宗旨；音乐表演文本是经验性的音乐活动（局内人）所奉持，律吕谱多为雅正之乐所用，具有雅乐属性；子部艺术类多载器乐谱（含琴谱、琵琶谱等），集部词曲类是为声乐谱（含词乐俗字谱、戏曲工尺谱、道教曲线谱等）。 

此次讲座信息量庞大，涉及的中国古代音乐经典文献与研究原理亦浩如烟海。孙教授深入浅出的讲解，适时的引经据典，及匠心独具的文献推荐，使在座同学收获颇丰。特意前来参与讲座的音乐学系邹彦教授，则对乐谱校勘和怀古研究的两点内容予以呼应。最后，主持人洛秦教授作课堂结束语，感谢孙教授深入浅出的生动讲解，为同学们作了关于音乐文献学的宏观介绍；其中西古今汇集的宽广学术思路，为大家开启了新的视野；其对于宋代音乐研究诸新选题的思考，则为大家指出了新的方向。洛秦教授亦回顾了活动的主题：无论新史学走得多远，都不应忘记文献学之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