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凯斯·霍华德（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音乐系教授）

主持：黄婉（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

翻译：马楠（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音乐系博士毕业生）

内容整理：郭茹心（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四年级学生）

时间：2016年4月8日10:00-11:30

地点：上海音乐学院北楼606室 

2016年4月8日10时许，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凯斯·霍华德教授（Keith D. Howard）为我院师生带来一场名为《英国的民族音乐学：历史与发展（Ethnomusicology in UK）》的讲座。正如主持人黄婉副教授所说的，在座的的大多是民族音乐学的学生，民族音乐学在世界学术传统中具有区域性的特征，我们能从英国学者的口中去看民族音乐学的区域特征是件非常有幸的事。讲座主要阐述了民族音乐学在英国的发展，先从民间音乐开始，再到世界音乐，最后凯斯·霍华德教授还介绍了不少设有民族音乐学的学校概况，使作为学生的我们受益颇深。在此，综述者依据时间逻辑对凯斯·霍华德教授的阐述进行叙述。

英国民族音乐学的开端

民族音乐学在英国的发展大约是从十八世纪晚期到十九世纪早期开始的，一开始主要是因为工业革命的发展，带来了人群从乡村到城市的转移，逐渐的，当地的人们就丢失了一些他们原有的本土特色。而之后民族主义的兴起，使得因现代化搬离乡村的人群发现他们更需要的是本土特色。
一开始民间音乐在英国的储存主要是一些家庭收藏，后来才逐渐转移到博物馆当中储存。对于英国的民族音乐学来说，民间音乐的收藏、民间音乐的管理、民间音乐的复兴，以及对它们的保护和恢复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民间音乐的起源

诞生

英国最早的较为重要的音乐学学者叫詹姆斯·霍格， 1771年出生的他其实就是一个会小提琴的农夫。他改编创作了很多英国当地的民谣、歌谣。1834年，他最为重要的一个民谣作品问世，可以说，《女王的觉醒》代表了英国民间音乐的起源。

判定

在当时，著名的英国音乐学者弗朗西斯·詹姆斯·查尔德出版了很多书，在他所著的“English and Scottish ballads”的第三版中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即我们该如何判定什么是好的民间音乐、什么是坏的民间音乐。他认为，那些好的民间音乐应该被留下来，而坏的民间音乐应该被剔除掉，这是最早成文可见的对英国民间音乐的判定标准。

收集

至于一开始是谁来收集这些民间音乐？则主要还是与宗教相关的人。比方说那些在教堂工作的牧师、祭司，或是一些从事计量方面的人来收集这些民间音乐。随着民间音乐的收集，它们开始需要得到推广。这一时期涌现了一批推广者，他们为整个十九世纪对于民间音乐的推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组织的出现

而民间音乐和民间舞蹈则随着推广在英国逐渐被融合到一起，相应的的社团和组织开始兴起。这些组织往往会保持一种很系统的推广，我们可以看到它们自己有独立的商店、独立的教育体系。

对于音乐来说，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ICTM（即国际传统音乐学会）。事实上，ICTM的前身IFMC,因为IFMC对英国文化的研究，逐渐吸收到更多的人加入当中，并渐渐变成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组织。

民族音乐学的特性

民间音乐在传播过程当中逐渐有了一些特殊的定义和特色，现代民族音乐学有三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一，持续性，持续性就是它从历史当中继承了过去的音乐；第二，多样性，即众多的民间音乐也有它们的多样性，和而不同；第三，选择性，并不是所有的民间音乐都会被继承下来，能留下来的一定是有理由生存下来的民间音乐。

世界音乐

世界音乐，即World Music，它的概念起源就是来源于英国伦敦。1987年6月29日，当时很多著名的民间音乐学学者在伦敦的小酒馆聚会，提到有很多世界音乐在唱片店贩卖的时候并不是专门有一个地方，那些音乐都是属于不同的（种类），比如说爵士、民间音乐的一些区分，所以他们需要一个更广泛的概念，让世界音乐这个概念得到一个继承和完整。

收藏与研究

在十九世纪，其实很多英国音乐是外来的，它们可能来源于英国在当地一些殖民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有机会来到英国。由此，英国有很广泛的收藏是关于世界上各种各样殖民国家的音乐。

英国的那些殖民者去到那些国家之后也会很自然地带回当地的音乐，但是他们不仅仅带回来的是音乐唱片，还会带回来一些乐器。而当英国有了这些来自于全世界的很广泛的乐器收藏之后，就需要一个地方去研究它们，较为著名的有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

除了博物馆去研究世界音乐和世界乐器之外，另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力量就是人类学家，因为人类学家需要走遍全世界，去观察人类的社会，去看当地的文化，他们自然而然地就和当地的文化和音乐有一些接触，所以他们也是在英国最早的一部分力量，来研究这些民间的音乐和民间的文化。

对于民间音乐和民间音乐学的研究，除了那些真正的音乐，我们怎么研究它，其实是需要那些音乐资料的。现在有CD，但是以前并没有，关于音乐的记录、收藏都是在大英图书馆当中，大约有超过六百万张关于音乐各种各样记录方式的记录。事实上，在1905年，大英图书馆留声机中所记录的唱片并不是音乐，而是一些关于音乐的演讲。到了1955年，“英国声音录制协会”建立，它们在1983年之后加入了大英图书馆，并带来了一些第一手的、最早的馆藏的核心部分，即国家级的声音保护资料。而这个组织后来逐渐吸收了一些民族音乐学的学者，开始提供他们在田野调查当中收藏到的那些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音乐。这些都推动了英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

重要人物：约翰·布莱金（John Blacking）

为什么约翰·布莱金对于民族音乐学研究非常重要？因为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是文化，它是人类学研究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人类学研究当中其实不能抛开对音乐的研究和理解。

民族音乐学很有趣的一部分就是绝对不是纸上谈兵，我们怎么研究音乐学？我们是去图书馆、书店看书，我们在书上听听音乐就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到什么是音乐学，什么是真正的西方音乐。而民间音乐不行，你要想研究哪的民间音乐你就要去到那个地方，和当地居住的人去接触，因为它属于人类学研究的一部分，你要真正去接触那个社会真正的音乐。

我们生来其实就不是研究音乐的，我们对于音乐的理解是需要受到系统训练的。音乐也不光是关于音乐的，还要考虑语言的部分，所以很多音乐学的研究是和语言学相关的。我们听到的不光有音乐，还有歌词，还有语言的部分。

约翰·布莱金最早研究的是关于哲学的问题，音乐学当中也有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到底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音乐当中研究的就是到底我们出生的时候是先说话还是先听到音乐，或者你唱歌的时候别人先感受到的是你的音乐，还是先感受到的是你的语言？对于宗教来说，到底是宗教先出现，还是宗教相关的音乐先出现，所以那些人才感受到了宗教。他开始有很多这样关于哲学方面的思考。音乐学研究在人类对于自我的了解当中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约翰·布莱金不仅在剑桥大学教授了不少后起之秀，他还通过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很多很重要的民族音乐学书系，而这些著作到现在都对民族音乐学的学术圈来说影响甚广。

问答环节：                               

问题一（来自华明丽，音乐人类学研究生一年级学生）：民族音乐学在英美之差。

教授： 美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一开始研究的时候没有特别注重田野调查，英国则很注重田野调查。

为什么英国的田野调查可以做得好？是因为英国有殖民地，很多人都从英国离开去到那些殖民地，所以当时的人类学研究相应发展得比较好，你可以到那个地方去生活，然后就开始了最早的人类学研究。

民族音乐学学者一开始很想从人类学学者当中分离出来，说我们就是单独研究民族音乐学的。这件事情主要发生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八十年代之后，在美国的学校里出现一个回归的现象，就是很多民族音乐学学者开始回归到人类学的研究，说我们是人类学研究一部分的这么一个学术潮流。那时候有一本很著名的书叫《音乐人类学》，是梅里亚姆写的。

现在在美国依然有这个问题，可能在美国学习民族音乐学更加注重它的音乐性，你要想学习民族音乐学可能不会是在一个人类学的部门，你可能是在一个音乐学院里去学民族音乐学，它并不会考虑更多的人类学当中的一些问题。

在英国学习民族音乐学的很多人，就可以看到很多音乐学学者和人类学学者一起工作，他们考虑的更多的是把民族音乐学这件事情放在人类类这个广义的视角或者语境下去思考，这是英国学习民族音乐学一个特别大的特点，或者说是区分。

在美国，到底什么是民族音乐学，你到底研究的是不是民族音乐学这件事情很认真，而在英国可能人们对这件事情就不是很在意，你到底研究的是不是民族音乐学，人们可能更在意的是我研究的是音乐这件事情，或者说是在人类视角下的音乐这件事情，我们不会真正给你一个定义说你在研究民族音乐学，你研究的不是民族音乐学，它不会做这样明显的区分。

所以在英国可能一个民族音乐学学者有很多身份，可能这个人是一个西方音乐演奏大师，还可能是一个民族音乐学很厉害的收藏者。

所以在英国，民族音乐学学者的概念是非常广的，他不一定就是一个民族音乐学学者或者人类学家，他可以是一个音乐家，或者是任何人都可以。民族音乐学是一个非常广大的概念，一定不要把它限制住。 

问题二（来自许钰君，音乐学系五年级学生）：民族音乐学与人类学的关系。

教授：刚才提到的梅里亚姆，他写过一本书叫《音乐人类学》，他是提出这个概念的一个人。他写到，1969年当时的音乐研究者并不属于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范畴，因为他们是人类学研究者，这本书之后才有这个方向。从那之后，研究音乐的时候，他可以考虑更多人类学的视角。因为那本书这两个研究方向有一个重合，所以你在进行音乐学研究的时候就会考虑到其实我进行的是人类学研究，从理论上来说民族音乐学应该是人类学研究的一部分，这个事其实是很好理解的。

刚才提到的约翰·布莱金，他其实是一个人类学研究者，他写书的时候写的是民族音乐学的书，而这些书被谁读了？也不是那些人类学学者读，而是那些对民族音乐学有兴趣的人来读，所以对于当时的音乐学学者来说这不冲突，就是你的身份有个重叠。就像刚才说的美国和英国的区别一样，它没有一个身份的界定。

对于人类学的研究，如果他们去研究民族音乐学、研究民间音乐的话，最大的困难是他们不懂音乐的语言，他们不懂什么是旋律，人类学学者不懂，他们只能通过人类学的方式来解读音乐。而对于民族音乐学学者来说有一个便利，就是你懂到底什么是音乐的语音，所以你才能更切实地研究音乐那件事情，不是通过一个人类学的视角。

所以在音乐学研究的时候会出现两个很主要的区分，有的研究偏人类学，有的研究偏音乐学。但是这并不构成问题，你依然可以做这件事情的研究。 

问题三（来自彭晔瑜，音乐学系四年级学生）：为什么会有斯通普夫这类非音乐学学者收集及纪录音乐？

教授：在一百多年以前，因为他们都是移民，所以会接触到很多当地的音乐，因此他们就有机会收藏这些音乐。在一百年前还没有记录音乐的录音，他们是用其他方式来记录的，用他们的方式把音乐带回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个问题，因为是殖民主义，英国对那些地方是殖民地的统治，所以英国的文化在当时是统治性的地位，他们并不尊重当地的文化，这是一种文化上的不平等，后来被称为“东方主义”。
逐渐的，很多人类学学者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们开始反思才有了现在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平等性。

因为文化的平等性希望人们可以更加了解彼此，免去人类之间因为语言和文化差异不理解所导致的战争。这也是一开始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不仅是社会责任，也是它本身的一个内部需求。
最后，霍华德教授还回应了来自音乐学系四年级学生谭思婵有关其如何开展韩国音乐研究及所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