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号，值台湾大选，无论结局，皆为选举。　　

同日，香港浸会大学音乐系的演奏厅里，“余少华教授荣休研讨会”别开生面。　　

会议语言：广东话的学术表达　　

所谓“别开生面”，首先指的是会议的使用语言——粤语。可以说这是现代学术史上第一次以方言为研讨会用语的学术发表会吧（至少是在音乐界）。13位学者，连同余少华教授在最后的主旨发言所构成的14篇论文中，只有两篇由大陆居港学者使用了普通话外，其余12篇皆为粤语发表。得知我与两位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研究生要来参加会议后，浸会大学主办会议的黄泉锋博士特别与年轻的志愿者们一起尝试用Skype为我们做了同声传译。　　

近年来，数次于岭南考察粤曲以及民间乐种，徜徉于文明流动与文化结构、国家与地方、历史与当代之间。余老师荣休研讨会以“国乐研习与香港演述”为题，自然吸引了我们。午间休会时，泉峰博士告诉我，香港音乐学界近年较少举办研讨会。从高校的角度来说，只有举办国际研讨会得到资助的可能多些，通话次之。而以粤语为会议用语的研讨会恐难以受到重视。故本次研讨会则由香港浸会大学的音乐系自己出资举办。一天的研讨，我们听到的发言大部分来自香港的年轻学者，于他（她）们而言，以英文参会并不困难，而粤语的选择，意味深长。虽然，余老师会后谦逊地说，他有点儿跟不上年轻人的思考了。但他还是评价到，这些年轻人在使用粤语的同时，并不一定都保持着粤语思维，多少带了一点普通话的迻译之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为年轻的学者们流利而不带任何“磕巴”和语气词的粤语学术表达而吃惊。　　

会议内容：（1）中国音乐与香港　　

会议用语，自然令人联想到本土议题。　　

研讨会的开篇，由三篇讨论粤曲的论文构成。正在港中大攻读硕士的李劲持，有着自由习筝和粤曲的背景。她的论文题为《民初粤乐探微：玩家与粤曲记谱之兴起》。通过民初玩家盛行私人曲谱、书谱出版的梳理，讨论这些曲谱与注重即兴的粤曲表述关系。粤曲不重乐谱或反之？还是曲谱出版的背后有其它的文化背景？追究原委，可以发现这一问题的讨论需要分别乐师与唱曲的玩家，而玩家记谱，乃承袭文人传统，并且也为今人，留下了雅好粤曲之遗风。曾经撰写过《神功粤剧在香港》的戴淑茵博士，发表了《<再世红梅记>与香港粤剧文化》，她通过对唐涤生编写并有仙凤鸣剧团1959年首演的同名粤剧在作品风格、运用板腔、小曲等分析，讨论了这部剧如何作为范本，影响了其后的粤剧创作。其中包括该剧的开山演员如何吸收京剧和电影表演，西方乐器的粤乐化，包括普通话的运用等等，呈示出1949年之后移民文化对于香港城市的影响，而其中传统、现代、西方、大陆、本土种种因素，都透过不同的途径影响着粤剧音乐的发展。　　

任何一种本土音乐的形成与发展，皆不孤立。岭南是流动的，香港也是流动的。香港粤剧学者协会会长、李少恩博士《边缘上的音乐：深圳粤曲社群》一文，以扎实的田野考察，描述了一群粤曲社自1990年代在深圳的中港关口逐渐聚集生存的特殊空间，以及它们在广州和香港两地跃居主流文化之间所扮演的角色。他的发言，自然引发笔者在佛山顺德一带田野考察中关注到的“粤曲”社。这些粤曲社中，每天都有接待来自香港的唱曲者，这些唱曲者既可满足玩家的身份（有如真人秀的粤曲卡拉OK，或者票友），又是这些曲社剧团赴港演出的拥趸。而李博士并未止于这些往来的现象描述，而是将这一现象放置于近现代历史进行考察。从乐师来历、唱家身份以及乐队编制、唱局中的选唱指数、生存之道等方面，讨论1911年广九铁路通车之后，深圳与两地之间的关系。一副海报或许说出了一些真相“深圳繁荣建设，酒店娱乐剧场；泳棚舢板画舫，随意游憩乘凉；䜩会中西酒菜，车费经济非常；管弦彻夜歌唱，兜风满街飏颺；火车往返便利，游玩花园池塘；夜车十点返港，柳堤月色波光。”　　

正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的笛子乐手陈子晋有关香港道教醮师本土建构的发言，令我诧异。原来港人目中最为传统和地道的道教殡仪音乐，当下也遭遇了内地“音乐家”的相融“加盟”。原来小小香港六、七十名醮师中，可以分为本地依凭口传心授未受过训练的，和来自北京、上海、江苏等地的受过正规音乐学院训练的外地醮师两种人。前者演奏时不视谱，喜欢加花变奏；后者视谱，重视音高节奏的准确性。他还以曲牌【一锭金】的演奏为例，对两类乐师的演奏进行了分析。由此，不免使我联想到，上个世纪末，大陆乐手以“行雷闪电”（粤语发音约为：hang-lui xing-din， 闪电般的速度和行雷般的音量音色）的基本功，涌入香港中乐圈的现实。难不成历来以“啲咑“（广东大笛）为标志的、最为本土的殡仪吹打，也要展开一场“现代性”的理性化过程？　　

时代的变迁，难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风云之幻，亦遮不住记忆中的声音。来自香港世纪理工学院的李慧中博士，以粤语流行曲“消失”，讨论了21世纪的“靓声金曲”中体现出来的“乡愁”与“认同”。而正在以跨文化与跨媒介现象为博士论题的郑宁恩，则以邵氏《72家租客》（2010）翻拍版中的电影音乐为例，联想并提出了这部以1973年粤语片为蓝本的翻拍片，堆砌了谁的集体回忆？在这个回忆里，蕴藏了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与社会问题？其中逼迁与反逼迁，面对恶势力的同舟共济、邻里互助，如何再现于电影桥段与音乐中？　　

也许在16号的研讨会中，杨汉伦教授对谢安琪《鸡蛋与羔羊》这首上网两周即点击过百万的流行曲的分析，是这次研讨会上最为“敏感”的话题。首先，她将分析定位于民主之声的聆听。继而从歌词、MV影像、歌曲播出时间、歌手及创作人对创作的解释，以及它们的政治立场，还有受众的看法及反应来分析其民主性。杨教授对流行曲与政治互动的模式进行了总结，比如宣传手段；比如艺人被邀参与具有政治色彩的场合并歌唱；比如制作人透过歌曲创作去表达立场或对政治事件的看法；当歌手参与某些和政治有关的活动，或可表达政治立场，或被视为表达了某种政治立场；流行曲在社会运动中担当的角色；歌曲的流传以及被运用与政治活动中，产生了新的政治意义等等。此外杨教授还以John Street在“摇滚、流行与政治”（Rock, pop and politics）一文中所指出的：流行曲的政治性，在于其商业的成功，其对听众的影响力而成为民粹政治（populist politics）的根源，其表达政治思想、为政治服务的功能，其产生的影响力，正是流行曲政治的关键的看法，提出了对两者互动的研究，是我们摆脱把流行曲简单化的路径。　　

本学期我在上海音乐学院主持的“声音、身体与人类认知”跨学科系列讲座中，来自南京大学的范可教授在就人类学可以对音乐研究有所贡献的论域时，亦指出了就音乐与社会动员、音乐与政治、音乐与市场关系、音乐与身份认同等关系的研究。这些论域可以为音乐研究寻找自身的宏观视角。进而加深我们对“人是何以制造和使用音乐”的认识。　　

记得2009年，在南非德班参加ICTM第40届世界大会时，我们有一位同学发表了基于香港中乐团阎惠昌执棒的大型民族管弦乐《华夏之根》的作品分析论文。讲者意在传统的溯源对民族管弦乐发展的意义，但会上却有港台的学者提出香港中乐团与香港本土音乐的关系为何的尖锐问题。也许，对于大陆的学者而言，这是我们不曾跳出来思考的问题。在本次研讨会上，来自香港演艺学院的白德云老师，以国内、港、澳、台、新的作品为例，提出了近期大型中乐合奏在曲目、社会组织和文化内涵等层面上开始重视本土特点的发展趋势，如《香江华彩》系列、《澳门..》系列，以及《阿德下南洋：老街足音》等。当然，他以“本土特点的乐种”称呼上述属地的乐团及其作品，我尚不敢苟同。当代民族管弦乐或可为一新“乐种”，但“本土特点的乐种”，毕竟还要当得起不一样的乐队配置、乐师以及更多不一样的曲目传承。尽管如此，白老师的讨论焦点针对“大中华文化发展为中心”的论述方式，提出了“泛中国与本土角力”的问题。其“泛中国”概念与“经典”形成的关系，“经典”又如何建构和主导音乐风格与美学价值？他通过对1950年至1980年代中乐合奏曲目在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中央民族乐团、香港中乐团、台北市立国乐团、台湾国乐团、新加坡华乐团近年来的上演情况，分析这一“新乐种”如何成为接受者理解与欣赏的基石。同时，提出在内涵、风格、观念、结构元素、律制、乐器、演奏习惯、传承模式等方面，现代国乐作为一个“新乐种”，其乐种“高雅”身份的文化表征与公用资源的优势，如何不仅仅是观与演之间的“欣赏”关系，而需要正视“民族身份认同”与“社区艺术”之关系？这些问题，又是否涉及到现代国乐在基础教育上受到的重视而在社会传承中存在断层的矛盾？这大概也是我在听发言的同时，不免联想到“根”的缘由。而此“新乐种”会否本土化？虽暂难以想象，却正好贴近了研讨会的主题。国乐如何研习？香港如何演述？　　

会议内容：（2）香港的中国音乐研究　　

首先，就会议内容上作此两部分内容的划分实属勉强。因为会议主持人已经就会议划分了粤曲与粤剧、香港、国乐以外和现代与传统四个部分。这里只是我自己以听会的联想，再做划分而已。　　

会议主持人黄泉锋提交了有关《维吾尔乐曲【塔什瓦依（Tashway）的流变及意义》，会议的另一位主要参与者、城市大学的王景松提交了《笙的改革：中国音乐现代化的几点思考》，而知名的香港琴家谢俊仁，以琵琶曲《思春》到粤语流行曲《悲秋风》，考证了“士工线”与“苦喉”的关系，而香港大学的杨元铮和我们大家都熟悉的罗明辉博士则以中文分别提交了一篇为器物之史学分析，一分为音响形态分析的论文。　　

黄泉锋的论文，在方法学上提供很好的案例。他就始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的以各种现代戏剧、文学和音乐形式呈现的19世纪维吾尔阿希克（ashiq）塔什瓦依命名的乐曲进行了文本互涉，以及我们所谓的互文性的分析。这个互文性的分析聚焦于乐师达吾提阿吾提热瓦普独奏的原初版本与六十年代作曲家库尔班不拉音的现代改编，以及种种塔什瓦依传记演绎之间展开。　　

杨元铮的史学以及琴学才华，我很早便有耳闻。研讨会上，他果然以老北京腔为底蕴，不慌不忙，娓娓道来，从余少华老师的一床连铸式古琴的收藏谈起，从形制、铭文以及斫制工艺，探讨清代乾隆内府鉴藏古琴的情形，以及金代宗室完颜衡水、衡桂兄弟的古琴嗜好。听的人忘了做笔记，隐约间还记得清代流行钧瓷做徽，乾隆可是真弹琴，以及清内府藏琴不仅有著录，还配有琴匣。而这琴匣上的刻款，真真假假，可以推敲的地方就多了。　　

器物上的刻款真假可推敲，乐曲中的音调考证更其如此，尤其是做历史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而琴家谢俊仁，通过华秋苹琵琶谱、李方园《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沈肇州《瀛州古调》、《养正轩琵琶谱》以及当代演奏家的演奏进行了仔细辨析，进而揭示了《思春》在承穿过程中渐失去苦音特性，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变成没有偏高的“上”（与“六”）的士工线（羽调）的结论。　　

罗明辉的论文，有关五会念佛。她从中唐时期净土专念阿弥陀佛名号说起，一直到近世观本法师创制的五会新声念佛谱，通过详实的音乐形态分析，展现出五会念佛的以五种速度节奏而有的旋律及其音声特点，以及内中蕴含的“纯以音声而作佛事”的奥妙。　　

主旨发言：香港的音乐想象　　

说实话，我与余少华老师的交往并不深。但对他就中国音乐以及香港本土音乐发展的批判精神留有深刻印象。《乐在颠错中》的乐评之著，即为印象。此外，我也知道他师从赵如兰先生，博士论文与清代宫廷中的蒙古音乐有关。再者，他自己是一个出色的粤乐及“中乐”乐手，长期“以乐会友”，浸淫于乐队或雅集之中。　　

这次参会，有很大的成分，是想听他到底会怎么谈论香港的音乐想象。只是我完全没有想到，余老师的发言，是如此既具有结构意蕴，又包含人生经历，并依然充满理想与希望的Imagination.　　

开篇，余老师；列出了满版有关“想”的构词：想象、联想、构想；冥想、遐想、幻想、妙想；虚想、随想、畅想、痴想；谬想、狂想、妄想、废想、费事想；胡思乱想；你点想？你想点？……从这一堆词汇中，似乎可以读出交集百感。接着，余教授提到了自己的童年，作为一个在天主教堂做辅祭的Altar boy, 聆听祭坛钟铃声的经历。他自问自答了罗马天主教弥撒中何时钟鸣，并以“天将以夫子为木铎”的引语，关联至中国文化中鸣钟的应用与联想。接着他再次回到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讨论现代世界中的基督教信仰及其美学变迁。这些列举的目的，在于他进一步要讨论的语言、音乐、宗教和政治。历史无论圣俗，都经历了近现代的洗礼。天主教的聚会，从拉丁文转向方言（Vernacular）；歌剧由意大利朝向其他国家和民族；中国的戏曲，亦经历了从中州韵（官话）到方言，京昆到地方戏的阶段；而器乐，也有“国乐”到地方乐种的沧桑。就在16号那天，会上会下，我便听到余教授重复说粤剧早年并不唱粤语，它也是由官话演变而至。在深入这个变迁的过程阐述中，余教授还是回到天主教经文及赞美诗的语言有阿拉姆语-希伯来-希腊-拉丁再到方言的演变，并以粤语注音悔罪经为例，讨论了天主教经文的香港演绎。如此背景交代，如同将自己的童年经历放置在一个大历史的时代背景中来思考，接着是少年时代乃至青年的习乐经历。在这段叙述中，他回忆了自己从事音乐学习的人与事。从余教授的回忆中，我们得知了张世彬等香港中国音乐前辈，也得知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音乐资料室》的前世因缘。其中也包括他自己对要走什么样的路的自省。　　

余教授谈到了他的日本之行、和北京之行。其中他如何拜竭刘天华墓并访问杨荫浏先生，如何从对民族乐团的粉丝身份转变为一个反思者。他谈到上个世纪30年代，曾有哈佛大学邀请杨荫浏先生去教书，可杨先生说“脱离了中国音乐的实际环境就无法研究中国音乐的历史和现状”。这些引发了余教授“若杨老来香港如何？”的奇想。余教授的这番奇想有其特别的内涵。这体现在他对香港的音乐想象中提出的“音乐史的视野”。　　

我在他的字里行间读出他对当下音乐格局的思考。如果说1978年香港的音乐学教育（以中大而言），还是西方音乐与中国音乐历史的两分，到了1993年，变为西方音乐与民族音乐学（包括中国音乐）的两分。在他的ppt中，由2006-15的年份之下，赫然写着【中国音乐史Vs. Ethnomusicology】，这是他的焦虑，因为后者的世界音乐倾向，已与中国音乐自身的研究渐行渐远。由此，我突然意识到了在余教授的心里，中国音乐所占有的比重。这可以视为一个香港学者的身份认同吗？　　

在余教授演讲的最后一个部分，他依然保持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姿态，犀利地指出了香港音乐学术研究及教育不前的因素。除了行政主义、以及恒常教席的零增长以外，他明确指出“中国音乐的阻力主要来自音乐老师本身”。此外，音乐社会之琴行化、市场化、考试化、以及想象中的“国际化”，皆为当下之怪现象。　　

对普通音乐教育，余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妄想”，包括学校音乐课定位必修（至中六），音乐科“演与述”四六分；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四六分；西方音乐纳入世界音乐中；粤剧、京昆与opera的比例为六：二：二。　　

那天，他的发言结束后，掌声经久不息。尽管。挤满了人的演奏厅里，人们知道余教授的发言，其实是他很早以来一直在思考的话题。　　

16号晚上，在城市大学进行的同名音乐会上，江南丝竹、粤乐、古琴，每位上台的学生忆旧余教授的教学以及他（她）们在学校里的快乐时光。大家知道，余教授每周六都会在雅集拉琴，而中国民间戏曲音乐集成以及戏曲志香港分卷的工作，依然还仰赖余教授的辛劳。　　

不同的地区，学者们的诉求以及实践皆有不同。我希望借此肤浅的了解，能更明白学术其实是每个人生命中的事。　　

萧梅 2016年1月18日于沪上驿站

并当日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刘桂腾田野工作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