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主义的音乐形式观诠释

——姚亚平教授《音乐研究的新近思考》

讲座通讯稿

2015年十二月十八日（周五）晚七点半，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学术论坛之《音乐研究的新近思考》于教学楼北418举行。本次讲座由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姚亚平主讲，杨燕迪副院长担任主持。作为著名学者，姚亚平导师的研究领域横跨作曲技术理论、西方音乐史、音乐人类学，于观念史与思想史研究中做出杰出贡献。

围绕新书《性别焦虑与冲突：男性表达与呈现的音乐阐释》（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年出版），姚老师展开了讲座《音乐研究的新近思考》的两大部分：研究源起与具体尝试。

一．        研究源起

姚老师追忆，五年前曾于上海音乐学院做过讲座《音乐学分析若干问题》，就音乐学分析的内涵、核心问题与棘手困难等问题着重论述了自己的思考。近年来，“音乐学分析”及“音乐的形式”问题一直是其研究重心。音乐作品与人文社会历史存在难以道明的关联，这直接依托于音乐的载体——形式。在这一逻辑链条的指引下，姚老师写下了论文《错觉图：游走于形式与形式之外的凝思游戏》（刊于《乐府传声》2012年第三期），提出形式是两可的，形同“错觉图”：既是经验化的形式本身，也是超验的文化符号。当人们谈论形式时，时常游走在不同对象之间。

为了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观点，姚老师转入性别研究并写作《性别焦虑与冲突：男性表达与呈现的音乐阐释》一书，试图对上述宏大问题做出具体回应。姚老师再三强调，该研究仅仅借助女性主义视角，但研究中心不在于性别主义，而在于以全新视域为音乐形式研究挖掘新的可能性。

在深入研读麦克拉瑞的著作之后，姚老师常感外界对性别主义误读颇深。以麦克拉瑞为代表的新音乐学及后现代主义学术思潮实际具备精深的学术渊源。姚老师简要回顾了近现代文艺思潮发展史：19世纪盛行历史主义的社会学；20世纪上半叶以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等）为主流；至20世纪下半叶，反形式主义，反自律论的“回归”之势十分显著。打破纯形式主义的封闭性几乎成为艺术家的共识。

这种“回归”潮流与语言学转向密不可分。理查德·罗蒂曾在《语言学转向——哲学方法论文集》中写道：语言原为哲学认识论的工具，后逐步成为哲学的反思对象，即新思想的出发点。姚老师进一步总结到，20世纪上半叶学界注重研究艺术“能指”，而20世纪下半叶，学者将“能指”视为形式之外的东西，与文化、社会勾连起来。这一出发点的转向，即为现代与后现代的分野。

回到麦克拉瑞，姚老师指出性别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卷相互缠绕，根基深厚、视域宽宏。其根基——传统的文明社会是男性主导的男权社会——是无可辩驳的。音乐同其他文艺形式一样，是男权文明的产物，其艺术语言由男性构造，从创造之初便渗透着男性意志。

       姚老师坦言：在《性别焦虑与冲突》一书中，他全盘接受了麦克拉瑞的观点，并为其辩护；其区别在于，性别视角的差异——该书由男性视角写作。在他看来，男性代表传统——衰落，女性代表现代——崛起；所谓阴盛阳衰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

后现代主义的特点：挑战常识，动摇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正如语言学转向挑战了什么是语言，福柯的知识谱系学动摇的什么是知识，凯奇的《四分三十三秒》撼动了常规的音乐观念。关于“什么是音乐”，《牛津简明音乐词典》与民族音乐学学者给出了截然相反的定义，据此，姚老师引出自己的思考：人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必然顺带提高生产力（生产力是副产品）；同样地，音乐是自我象征的文化符号，审美意义则是附带价值。

二．        具体尝试

基于此，姚老师在书中就“男性的性生理描写”、“俄狄浦斯情结”、“‘旋律’与‘主题’的思维差异”、“调式的性别特征”、“半音的阴性特质”、“世纪病”等问题进行了诠释性实践。

他着重讲解了自己对“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解：弗洛伊德将其解读为对极权制度的归顺于反抗，将其广泛置于一切社会语境中；而拉康则认为语言是欲望的替换品，故而语言能指中包含全部的俄狄浦斯情结，是这一情结的物化。姚老师进一步在“父亲的名字”预言中，将“父亲”、“母亲”分别替代为“主和弦”、“属和弦”，论证了调性（D—T）作为象征性替身，实质性是“父亲的名字”，即男性的话语。

他讲到“主题”与“旋律”，认为二者代表了两种全然不同的创作思路。旋律是封闭、自足而稳定的；而主题是片段、动荡而开放的。它们具备某种性别隐喻。奏鸣曲式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旋律超越、压倒了主题。而后，他论证了调式的性别特征：19世纪交响套曲强调头尾两个乐章，第一乐章往往忧郁、深沉，而第四乐章豪迈、阳刚，多收束于大调，体现了男性潜意识中的性别尊严感。他还论述了自己关于“半音的阴性特征”及“世纪病”（资产阶级男性的二重变态显现）的理解与诠释。

最后，姚老师总结了写作这本著作的收获：其一，实现了在《错觉图：游走于形式与形式之外的凝思游戏》一文的研究愿景，回答了何为音乐形式，并尝试了“语言学转向”在音乐中的可能性。其二，首次对男性进行了深度反思，通过对“男性”这一悲剧性角色的重新认识，达到对人类、人性的深层感悟。

在问答环节，伍维曦、何宽钊、杨燕迪等老师就其研究思路与内容争相提出建设性意见。伍老师将19世纪后音乐艺术的“阴性”转向与中国古典诗学勾连起来，认为自古以来，屈原、李商隐等著名男性诗人往往在诗作中进行女性化隐喻。姚老师表示赞同，称东方文化常被视作阴性文化。杨燕迪老师高度评价了其研究成果，认为其自成一套自洽的理论系统；但指出，整套理论建立在宏观层面逐步推演下去，可能引发将音乐视作一种文献的危险。随即，伍老师讲道，姚老师的研究并非实证性，而是具备诠释性、甚至隐喻性的特征，这种跨学科、多面向的新兴研究思路值得提倡与学习。

撰稿：张文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