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2015年第10届交叉音乐学大会日程进行到了第二天。从早晨8：30至下午18：00，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楼学术厅共举行了4场会议发言，涉及学术报告共计13篇。晚间19:00-20:30帕恩库特教授作了名为《音乐中的想象：人类、科学以及两者交互所面临的挑战》的专家讲座。 

第一场发言（总第三场）由Edward Jacek Gorzelańczyk主持，萧潇、侯越翻译，主要围绕音乐想象在人文科学与音乐实践方面进行讨论。

瑞士日内瓦高等音乐学院院长萨维尔·博维埃教授与比较文学专家陈广琛首先为我们带来了题为《音乐的跨文化翻译——傅雷与傅聪》的研究报告。他们在通过对傅雷和傅聪音乐思想的个案研究中发现，两者在阐述音乐时有许多将西方音乐与中国古代诗词联系起来的例子。继而他们在音乐接受和自我阐释的问题上认为，傅家父子的音乐思想并不以简单地重构“作曲家原意”为唯一目标，而是一种跨文化背景下的辩证对话状态，其中充满着丰富的想象空间。在此基础上，两位学者还进一步探讨了跨文化状态下的艺术培育问题，并希望为新比较音乐学增加“音乐——语言关系的跨文化性”这以研究范式。

随后，来自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研究者Hama Jino Biglari分别与Johan Sundberg以及Lars Berlund完成了有关波斯和库尔德唱声的两篇研究报告，分别为《波斯和库尔德唱声的音色与旋律特点》、《波斯和库尔德唱声中的音重复与交替》。两篇文章都列举了作者们所进行的大量声学实验数据，前者根据嗓音源特性和共振方法找出了波斯和库尔德唱声中风格典型特征如高音区自由节奏演唱并带有类似即兴花唱式装饰音等来源于“按压发声”这一技法。而作者结合欧洲文化，提示我们在西方古典歌剧传统中，这种发声一直被认为对嗓音健康造成危害，然而在中东各种风格的演唱中却是相当普遍，而且没有影响演唱者嗓音。同时，中东地区演唱中的共振峰谐波也与西方歌剧中的演唱由异曲同工之处，这些值得学者们进一步反思。

后文从欧洲歌剧演唱中Trillo（重复）与 Gruppo（交替）的发声方式为切入点，结合波斯和库尔德唱声中音重复与交替的发声处理方式对西方主流长久以来认为的“歌剧中Trillo（重复）与 Gruppo（交替）的演唱具有有两种不同的发声方式与演唱技巧，这是因为环甲肌与甲勺肌的拮抗作用”这一观点进行了反思。两位研究者赞同卡契尼和波维切利所认为的“音重复和交替必须以同样的方式进行练习和表演”这一说法，他们通过声学研究认为在Trillo的实际演唱中，原本记谱法中的短小装饰音与假声片段一致，成为一种很短的下行倚音，这与中东音乐的发声方式有类似之处。

最后，在场的其他学者还针对Hama Jino Biglari的报告从实验对象选取、音乐采样方式以及跨学科研究途径等方面提出了疑问与建议。

第二场发言（总第四场）由萧梅主持，萧潇、侯越翻译。该场发言共有四篇研究进行了现场展示，分别是唐婷婷与Maji Dapo合作的《纳西族传统音乐中的音乐想象与纳西文化的互相研究》、顾雨晴与刘沙路合作的《中国传统乐器筝中的即兴演奏文化现象的思考》、雷涛与周翔合作的《中国少数民族原生态音乐生态学研究》以及王烨、包明德、王维合作的《达斡尔族“乌钦”说唱研究》。

在第一篇文章中，主讲人唐婷婷以纳西族传统殉情民歌“游悲”调为研究对象，从其起源、结构形式演唱风格等角度出发首先对“游悲”调进行了介绍。继而她以跨学科方法、聆听者不同视角对“游悲”中即兴音乐想象问题与地方文化间互构的内在逻辑结构进行探讨。研究者们发现，纳西族“游悲”中的音乐想象是一个自我与地方文化交流下的产物。同时每一位歌者各自不断创造自我的对“玉龙第三国”的想象描绘也对纳西族殉情文化起到了美化与构建作用。唐婷婷的发言也引发了其他学者对今日“游悲”音乐中想象问题的思考。

第二篇文章是以现场实践与理论阐述结合的方式进行的。面对中国传统筝曲演奏存在“同一首曲目因人而异”、“同一人演奏因时而异”的状况，两位研究者希望借助“经验”、“感觉”等理论概念以及“气韵感知”、“力度感知”等演奏经验来寻找演奏中即兴现象在中国音乐文化中的根源以及这种现象的形成原因。

第三篇文章的两位研究者主要关注了中国少数民族原生态音乐中的生态学特征，她们通过对羌族（也包括藏族、台湾少数民族等）多声部民歌、原生态民歌、的影视媒介传播和实景舞台演出等具体案例进行研究后，对促进原生态音乐活态传承的体系以及建构原生态音乐生态系统的概念与策略提出自己的观点：即认为原生态音乐持续有效的传承取决于建立动态平衡的生态系统。系统中的传播主体、受众群体、民族文化氛围以及传播媒介环境等因素、结构和功能等应该形成动态的整体，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产生良性循环。

最后一文的三位作者通过利用文学、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作曲学、表演学等学科之间的交叉合作，试图从乌钦说唱艺术形成的原因、乌钦曲调唱词与民族风俗语言的关系、乌钦独特韵味的体现方式、传统乌钦说唱形式与现代乌钦演绎的融合以及乌钦的文化内涵五方面将达斡尔乌钦引发听众体验现实、体验“生命本体”想象的独特魅力展现于众。她们的报告也吸引了台下听众进一步对传统乌钦与当代乌钦表演中的想象问题提出疑问。

第三场发言（总第五场），由蒋存梅主持，萧潇、侯越翻译。这场发言共由三篇报告组成，主要围绕音乐想象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方面进行讨论。

首先是上海音乐学院李小诺研究员以《音色对固定音高判断的影响》为题进行论述。她通过与其他学者：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心理学系的Diana Deutsch、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的于佳煖、上海音乐学院硕士王夙、任铮、宋艺进行合作，以上海音乐学院本科生为对象进行分组听觉实验。依靠所得数据，她发现钢琴音色与弦乐音色之间的差别对固定音高判断力有很大影响，钢琴音色更容易让人做出正确判断。进一步，她在结合了教育学、心理学、脑科学等学科后认为固定音高判断能力与孩童早期音乐教育有很大的关系，而相比之下由于后天语言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则较少。

她们的研究引发了与会者热烈地提问，包括“为何国外的固定音高正确率会相对较低？”、“为何人对最低八度音符判断的正确率比较低？”以及“能否从语言差异角度解释日韩音乐学院中固定音高判断能力相对较低的状况？”等等，当然也有学者提及除了听觉之外，还可以对视觉、触觉等其他身体记忆是否也影响固定音高判断的问题进行关注。

其次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艺术学院的赖菁菁与她的团队（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叶浩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严修鸿）题为《钢琴家演绎肖邦钢琴作品的音乐姿态研究——以傅聪、李云迪、朗朗、鲁宾斯坦、齐默尔曼为例》的报告。研究者们主要以音乐学、音乐表演、具有身认知心理学、音乐符号学为研究基础，试图从“音响生成姿态”、“音响辅助姿态”、“交流性姿态”和“伴随性姿态”等四种功能性分类来观察钢琴家们在表演肖邦《夜曲》（作品15之2）时的姿态，从而得以从新的角度探索音乐表演分析的路径。同时，在音乐姿态研究视角下，原本音乐想象和情感张力不再是个性化诠释，而可以被系统化，逻辑化解读。他们认为，音乐姿态研究是一种新的语言体系的有效尝试。

该研究路径引起了与会者浓烈的兴趣，有关音乐姿态分析研究中的具体问题，如身体摆动是否能与乐句划分、情绪挂钩等等在报告后的提问环节中也被其他学者进一步提出。

     最后是由台湾学者蔡振家报告他与李家玮、陈志宏合作的《音乐引起的视觉运动想象、情绪调节、自我参照心理活动：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一文。该文以台湾卑南族歌手纪晓君的三首歌曲“南王系之歌”、“复仇记”与“神话”为测试素材，选取了卑南族歌迷、汉族歌迷与非歌迷三人为实验对象，进行了聆听实验。结果表明卑南族歌迷在聆听音乐时视觉区的活化最为明显，表明她在聆听时可能产生了鲜活的视觉想象。汉族歌迷的脑显示了情绪调节、自我参照的心理变化。而非歌迷则没有太多反映。研究人员认为脑造影技术为分析听者文化背景如何影响欣赏者音乐的认知情绪机制这一问题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

    该实验同样获得了听众们的青睐，但针对实验的具体设计，其他学者们也提出了如“男女性别差异在测试中是否具有影响？”、“个体对音乐反映强烈是否意味着他对本民族音乐的理解更加深入”等等。

第四场发言（总第六场），由蔡振家主持，严逸澄翻译，共有三篇报告先后进行陈述。

    第一篇是由波兰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音乐学系的Piotr Podlipniak以及波兰哥白尼大学的Edward Jacek Gorzelańczyk共同完成的《音乐中作为不同想象资源的结构与非结构特征》。该报告以音乐理论背景与生物学背景出发，试图对音乐中最为想象资源的音乐结构和非结构特征之间的关系进行评定。在前人的研究中，人们认为非结构特征与音乐结构特征不同，它以一种更为普遍的方式在听众中引起各种情绪。而在此，两位研究首先认为音乐结构特征（如节奏）与音乐非结构特征（如速度经验）都能传递情绪意义。继而他们发现音乐非结构特征以一种与文化相似的方式影响着想象的过程，同时结构特征也包含了情绪信息，并且是以一种类似于非结构的方式在影响想象。

   第二篇《当下所知的亚洲佛教哲学中“空”的音乐想象》是马来西亚学者Chow Ow Wei与Gisa Jähnichen的研究成果。他们看到在学术界，许多对佛教音乐的诠释并不仅仅围绕在其声音的状况和效果，而会进一步探讨音乐成立的范畴问题。其中最有趣的就是探讨音乐的存在性问题。佛家认为音乐是一种在时间里的声音活动，建立在人的意识中，让人追求音乐持续活动中的稳定状态，但不在于活动本身。因而佛教音乐实质上是一种需要聆听者依靠想象力方能理解的音乐种类。

     第三篇是有关人类元认识与想象力关系的研究报告，作者为波兰歌但斯克大学的Rafal Lawendowski以及斯坦尼斯拉夫·莫纽什科音乐学院的Michal Kierzkowski。他们以经验心理学与教育学为背景，在简述了元认知的重要性后，以实验数据的方式向大家呈现了音乐训练的持续时间和个体自我行为感知的准确性存在显著的关联性。音乐训练的时间长度和用于即兴创作的时间与“对认知过程的反映频率”以及“个体非理性的认知准确度”明确相关。

    交叉音乐学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帕恩库特教授做客第二日专家讲坛，他的题目是《音乐中的想象：人类、科学以及两者交互所面临的挑战》。讲坛由上海音乐学院陈鸿铎教授主持。

    帕恩库特的发言主要分为三大部分，他首先阐述了想象在音乐活动中的核心位置，其次对想象问题已有重要研究进行了简要介绍，最后发表了一些他自己在研究音乐起源问题时产生的新观点。

在讲述第一部分时，他一开始就谨慎地为本报告中的“音乐”论述语境进行铺设。他认为尽管“音乐”与“语言”的界限本身需要界定，但不可否认的是两者虽具差异，但也具共性。比如两者在功能和起源方面就有着相似性。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在将事物具象（写音乐或者说话）之前，都需要想象。因而在这次讲坛中，帕恩库特教授所谓的“音乐”更多指代的是一种与想象有密切关联的“声音”。

进一步，帕恩库特在多种“现实”中寻找想象的位置与地位。他认为“现实”有如下种类：包括物理现实。即一种与能量有关，与生理体验相关。在音乐中这种现实与符号记谱对应。第二种是经验现实，与生理体验不同，是一种主观体验。第三种现实是抽象的，如知识等各类信息，它又与主观体验不同。其中想象居于第二种，属于经验现实范畴。

    帕恩库特教授认为这种充满着想象的主观体验对音乐来说意义重大，没有主观体验的音乐在他看来毫无意义。人类之所以要想象是因为人们希望对未来有预料和计划的作用。当想象进入音乐领域后也同样如此，在历史音乐学、民族音乐学、作曲、音乐教育、音乐表演以及音乐治疗等方面想象都在关键的环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部分在阐 述已有相关研究时，教授为我们简要介绍了一些有关想象的近期研究成果与存在问题。包括对人类在聆听音乐时产生“无意识想象”的来源、不同主体反映间的差异；人在听到令人愉悦音乐时的脑部反映与其他愉悦感知类似；神经科学在音乐想象问题中的探索（有数据可以表现大脑反应是否活跃，但我们仍然无法将音乐与局部大脑反应进行具体的对应）等等。他还具体例举了其他学者在一些著作中的重要观点，比如Walt与Ash认为“音乐想象是社会合作的准备”，以及基于达尔文“同伴选择”、“社会依附”与“母亲模式”的有关音乐起源的社会学理论等等。

第三部分，他集中讲述了自己的研究观点。

他认为音乐起源于母婴交流。婴儿在出生后感知到母亲，并展开自我认识。如此早期的自我认知是人类在发育中得以存活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母亲看到婴儿感觉到十分可爱，对其进行保护使他得以存活。因而在两者交流时“音乐”就开始建立。帕恩库特教授指出如果我们将音乐的建立视为以母婴关系为基础，那么很多现象包括人类对音乐结构如旋律、和弦、节奏的体会有共性、音乐的社会功能、普遍情感、共同精神体验等问题就能被更好的阐释。

同样，音乐想象也是来源于这种关系。教授通过对人类发展与音乐变化进行列表对比后认为，十万年前人类有了自我反映，产生自我意识的理论。这时，语言、词汇复杂、文化、艺术、宗教等方面开始全面发展，人类甚至开始从非洲迁徙。音乐的发展也有了乐器、音阶等等。这些与人类大脑的进化有很大关系，也和母亲的妊娠期变短有关。这就意味着婴儿更加脆弱，两者要寻找新模式进行存活，交流越多存活机率越大。伴随着这样的变化，人类想象能力也能到提升，并对宗教的产生有重要的影响。

    帕恩库特在最后总结道，想象是人类能力的基础，使母婴交流成为可能。它也肯能是音乐、语言、宗教、艺术创作等的来源。

会后部分提问与回答：

提问：早期歌曲可能来源于许多声音，以及许多不同情感，包括很多消极内容。

回答：的确是的，但我的报告强调的音乐情感并非指代一般的具体情感。

提问：有理论认为音乐的起源一部分是为了战斗，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回答：我们应该更多把关注点放置在人的情绪和自我意识的转换之中。

提问：想象具体存在于母婴交流的哪个环节？是否能论证在胎儿在母亲妊娠时期已经具有？如果有的话，那么第一代智人的母亲是如何识别的？

回答：想象来源于交流的各种方面，并且我并不认为在胎儿时期人类就已经具有想象力。

提问：我们的音乐想象会不会有局限？

回答：我们要知道事物的未来，必须要知道事物的现状。但目前心理学还未能做到这一点。

提问: 音乐想象力是否能被提高？

回答：我们可以提高音乐基础技能以及实践来提高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