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总体情况

      自1979年由中国音协举办的“全国音乐理论座谈会”后来被追认为第一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起,2015年学会迎来了第十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与此同时,中国音乐美学学会自1985年成立起,至今已走过了30个春秋。经过精心筹备,2015年6月18日到6月20日,由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协理论委员会、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共同主办,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编辑部、中央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第十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音乐美学学会成立三十周年会庆在中央音乐学院如期举行。

      18日上午9点,在简朴而不失隆重的气氛中,伴随着杜鸣心先生的交响诗《秋思》的乐声,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位专家学者、青年学子齐聚中央音乐学院琴房楼演奏厅,共庆这一学界盛会。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炤教授宣布会议开幕并致辞,他向支持“我们的节日”的各级部门、向音乐美学学界的前辈致以深切的谢意,向前来参会的年青学子致以热忱的欢迎。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苗建华研究员代表中央音乐学院致欢迎词,她欢迎学者们的到来,为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首次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感到由衷的高兴,并祝愿与会者在这里度过三天美好的学术之旅。随后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会长韩锺恩教授代表中国音乐美学学会致开幕词,他感谢各单位、部门对本次会议的大力支持,并深情回顾了30年来中国音乐美学学会所走过的历程和取得的成果,展望了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会议还特别宣读了王次炤院长和五位因故不能亲临会场的学界前辈于润洋赵宋光茅原张前王宁一专为此次会议题写的贺词。最后与会代表在观看了会务组专为此次会议精心制作的“中国音乐美学美学成立三十周年”的资料片后,简洁的开幕式圆满结束。开幕式由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副会长罗艺峰教授主持。

      集体合影之后,王次炤院长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学科建设回顾》为题所作的发言,正式拉开了学术研讨的序幕。王次炤院长站在学术的高度,回顾了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学科创建、发展的历程,他高度评价了中央音乐学院老一代学者们对于学科创建和发展的历史贡献,赞扬了本院中青年学者们拓宽学术视野的努力以及新形势下学院教师敏锐的学术眼光,总结了中央音乐学院研究生培养取得的喜人成果,并客观指出现阶段存在的问题。

      三天的会期安排密集而高效,上午、中午、下午、晚上,几乎全天候地进行着学术交流。一百余位学者,两个分会场围绕“学科发展;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问题;音乐创作、作品与批评;音乐文化批评;聆听与理解;音乐与人文;基础理论问题;应用理论研究”等十个论题总共进行了14个场次的研讨。需要指出的是,会议的十个论题是以学会理事会事先确定的“1、学会成立30周年及学科发展近百年的历史回顾与前瞻;2、基础理论问题研究;3、应用理论问题研究(包括表演、教学、美育等等);4、中国音乐美学史与中国音乐的美学问题研究”四大议题为基础,根据参会代表提交的论文提要进一步细化的结果。这种更为细致的区分便于代表们将论题更为集中地进行研讨,进行精准化作业。这也符合音乐美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在发展的过程中,学科的细化和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它必然涉及更为广泛的论域。学者们在各自的兴趣点上也都在寻找新的学科增长点,由此形成音乐美学的多样化格局。可以说,这是学科逐步向纵深推进的标志。

      除此之外,为了激发年轻学子的学术热情,鼓励他们大胆参与的勇气,会议还特别针对来自上海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浙江师范大学、广西艺术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的二十余位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安排了三场青年论坛,让他们能够在在这个全国性的会议上展示自己。可以预见,一批学术新锐即将崛起!

      会议还安排了2次自由讨论。“治学精神与论文写作、感性体验与理性表达、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研究”等话题形成了热点;热烈的自由发言、直截了当阐述学术观点,也显示了音乐美学学会的优良传统。

      总而言之,在一定意义上,本次会议是当下中国音乐美学学科的全景图,不同论题、不同观点、不同视角、不同关切在这次会议上得到了全面的展示,它充分反映了当下中国音乐美学学科的生态景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促使大家能够更加关注中国当下的音乐创作现状,以便从音乐美学的视角回答一些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主办方特意在18日晚举行了“中央音乐学院现代民乐室内乐音乐会”,作曲家杨勇、秦文琛、贾国平、王斐南、向民的作品在音乐会上依次亮相。由著名琵琶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兰维薇领衔的民乐系师生精妙的演出向与会者展示了新民乐作品的魅力。音乐会之后稍作停歇,趁着音乐的余音尚未散去,会议主办方特意安排了《走进现代音乐——作曲家与音乐美学家的对话》的学术交流。此举给作曲家和音乐美学家搭建了一个彼此倾听、沟通的平台,试图由此尝试打通音乐创作与理论解析彼此通约的渠道,增进对于现代音乐的有效理解。在韩锺恩教授主持下,作曲家贾国平、秦文琛与音乐美学家杨燕迪邢维凯结合音乐会的内容,就“现代音乐的聆听与理解、音乐审美评价的文化性、音乐作品的命名、民乐室内乐兴起的重要意义”等话题进行了建设性的交流。尽管这次对话只是一次初步的尝试,但从听众爆满的场面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大家对这种跨学科的交流充满了期待,它在促进如何更为有效地理解当下音乐创作,如何促进音乐创作、表演、理论思考互融互通,如何把作曲家、理论家、演奏家捏合到一起而不是各自为政、相互隔离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开拓性意义。

      19日晚,受组委会之邀,著名美学家,南京大学教授周宪为与会者做了题为《剪不断理还乱的艺术边界》的专题学术讲座。周宪教授认为,基于现代性的视野,在现代性到后现代的演进中,艺术显现出“分化”与“去分化”的动态过程,因此艺术边界的划分是一个几乎不可为之,却又不得不为的复杂问题。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艺术边界的划分应该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时划时新的弹性边界。周宪教授作为国内卓有成就的美学家,他的讲座极大地开拓了与会者的视野,相信大家会从中吸取新的思想养分。

      20日下午举行了大会闭幕式。首先由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会长韩锺恩教授做学会工作报告,他详尽列举了1985年学会成立以来的丰硕成果,让与会者切实地感受到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随后王次炤院长作了总结讲话,对学会的发展提出了殷切希望。最后由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宋瑾教授作简短的会议概括,并宣布大会胜利闭幕,第十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音乐美学学会成立三十周年会庆圆满落幕。

      为了便于大家更为全面了解本次大会的学术研讨的情况,下面对大会的学术发言部分进行综述和概略的总结。

      学术发言综述

      学科发展板块

      学者们的发言既有对几十年来学科建设中取得成就的肯定和对老一辈学者思想的总结,也有对几十年来学科发展的检视和反思以及对未来学科发展的建设性展望,包括如何客观、冷静地评价中国音乐美学学科的学术影响力,以及如何站在蔡仲德等前辈的肩膀上继续挖掘新材料、开拓新视野、做出新阐释。还有学者对目前音乐美学学科的学风问题提出了批评意见。我们认为这些不同的声音显现的恰恰是中国音乐美学学科建设的良性生态,是推进学科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今年适逢著名音乐美学家、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张前先生80寿辰,罗小平的《中国当代音乐心理学的奠基人——张前教授》较为全面地评价了张前教授对中国音乐心理学的贡献。在她看来,张前教授对于中国音乐心理学的贡献主要在于率先提出学科纲领,引领学科持续发展,奠定人才培养基础,带领组建学术团队四个方面。对于张前教授的学术风格,罗小平用“道器相接、纵横交融、兼容超越、平和灵动”来加以概括,这里我们也衷心地祝愿张前先生身体健康!

      王少明的《行道、修道、得道——读罗小平<乐之道——中国当代音乐美学名家访谈>》一方面高度评价了这本访谈著作,认为其具有学术性、互动性、个性寻觅、点面线结合、笔谈与面谈结合、结构性访谈与非结构性访谈的结合、有提纲而不限提纲的结合、独白与对话的结合等特色;另一方面,借对该著的评价也赞赏了于润洋、王宁一、张前、茅原、赵宋光、蔡仲德六位前辈的为人为学之道以及人格风范。

      杨和平的《论中国音乐美学学科研究的学术影响力》依据现有成果在音乐美学学科内部被引频次、音乐学科内部被引频次、跨学科被引频次以及跨国被引频次来测评本学科的学术影响力。数据表明,现阶段的中国音乐美学研究已涌现出一批较有影响学的学术成果,但在跨学科层面的影响力尚显薄弱,而跨国影响力就更加微乎其微。杨和平的实证研究提醒学科同仁远不能就此满足,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在“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领域,蔡仲德先生已经具有某种象征性意义,叶明春的《“照着讲”与“接着讲”——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与黄宗权的《“走出”蔡仲德与“重审”中国音乐美学史》均以蔡仲德作为出发点,但却表现出了不同的研究思路。叶明春的发言针对“后蔡仲德时代”,学科教学与研究存在的问题提出“照着讲”与“接着讲”的策略。“照着讲”,是指必须老老实实传承重前人现有研究成果,“接着讲”是指在传承前人成果基础上有所拓展。结合作者的工作实践,阐明其教学团队在该学科领域做出的努力。而黄宗权则认为当下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的研究总体上尚未在蔡仲德先生的研究基础上有重大突破,那么如何有效地突破而不是简单复制前人的研究,作者认为需要建立关于该学科的问题意识,那就是重新不带偏见地看待古人;重新审视被遗忘、被忽视的材料,以求在前人的基础有所推进。两种思路尽管不同,但在推进学科发展方面都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周海宏的《“越来越不靠谱”——音乐美学的学科危机》对于目前音乐美学研究中概念不明、所指不清、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学风进行了批评。作者认为虽然音乐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的感性活动,但是音乐美学的研究却是建立在严格规范基础上的理性思维活动,因而必须遵循理性思维的基本原则,弄清问题实质,摆事实、讲道理,说明明白白的话,推进问题的解决。周海宏的发言的确应该引起学界的反思。

      中国音乐美学史版块

      在中国音乐美学史的研究领域,又有新的进展,新观点、新论域、新材料、新范畴均有所显现。

      新观点:罗艺峰和王维的发言可以视之为对黄宗权的“走出蔡仲德”的呼吁的回应。罗艺峰在仔细审读了长期以来被音乐美学界所忽视的南宋杨简的《慈湖遗书》后,针对其中的论乐部分提出了自己新的看法。在《慈湖遗书》中,杨简对于《乐记》特别是其中将礼与乐割裂开来的论点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认为礼、乐本为一体。由此,罗艺峰认为,从音乐思想史上看,中国历史上对于“礼乐”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变化、生成的过程,而对于《乐记》的认识也要充分考虑到对史料更为充分的占有,舍此而简单定于一尊,均不免失之偏颇。由此看来,罗艺峰的认识已与蔡仲德有所不同。

      王维的《“无中生”有“与心声合一”——魏晋与晚明时期的士人乐论思想研究》将两个时期士人的乐论思想概括为“体无精神”与“主体之心”。她在结论中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异乎蔡仲德的大胆看法,即:无论是圣人之心,抑或是士人之心,还是俗人之心,一旦将个人的主体意识推向理论的前景,这些体现士人精神的乐论思想要么成为了集权专制的工具,要么沦为了士人寄托虚无精神的避难所。暂不论这个看法是否合理,但它的确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新论域:近些年来,佛教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成为一个新的论域,苗建华的发言主要论及内地音乐美学界较少关注的慧皎的《高僧传》中的音乐美学思想。发言认为慧皎的《高僧传》受魏晋南北朝时玄学思想的影响甚深,其基于佛教的音乐美学思想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家思想的吸收,体现在其审美重风骨、才情,既提倡中和之乐,也不排斥哀亮之声。

      新材料:新材料的发现是推进学科发展的重要前提,方建军的《<保训>与“中”的音乐思想本源》考证了前几年清华大学新入藏的战国竹简《保训》,其文字四次涉及到“中”,意即执两用中,求取中正之道,以达治国理政的目的。结合先秦乐与政通的背景,作者认为,音乐思想里的“中”(适度),应本自政治思想里的“中”。紧随其后发言的许瑞的《论朱载堉的音乐审美观点》更像是历史的承接。许瑞认为,朱载堉作为一位律学家,在他基于音乐实践而形成的音乐审美观中,“中声”、“中和”是很重要的审美范畴。如果方建军的看法成立,不知朱载堉在使用这两个范畴时是否知其来源?

      新范畴:修海林的《“适”: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阐述》提出了一个较新的美学范畴“适”,探讨《吕氏春秋》对先秦音乐美学思想的贡献。所谓“适”,是《吕氏春秋》在学理层面对音乐存在方式的认识,也是音乐需遵循的准则。

      此外,独立学者陇菲先生的《“当”与“不当”、“胜”与“不胜”以及“公是”与“移是”》训诂解读了这些先秦哲人命题,阐发了学术争鸣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上,对音乐的功用、伦理价值的探讨是一个重要特征,本次会议也有多位代表在发言中论及。王汉武的《在音乐美学视阈下探寻古代礼乐的现代价值——以<礼记•乐记>为例》、杨赛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李和成的《“乐治”在法理社会中何以可能?》、高迎刚、孟丽的《试论<声无哀乐论>蕴含的中国智慧》、袁建军的《以礼代理——淩廷堪礼乐思想初探》、苟英杰的《恶与乐》均从中国音乐思想史的角度谈到了音乐的伦理学意义,特别是前三者还或直接或间接地倡导“礼乐”的当代复兴以及通过音乐来实现社会治理的设想,这种设想意义几何,尚需在未来的音乐活动中得以验证。

      相比于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对于20世纪音乐美学的关注仍未成为重点,只有伍维曦的《在文人传统与音乐西学的夹缝之间:青主音乐观的思想史意义》和冯长春、李明辉的《近代中国新音乐文化发展中的美学历程》。前者认为青主的音乐美学思想在西学的外壳之下,其内核仍是中国古典诗学;后者则以具体的音乐文化事实为坐标,考察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新音乐文化实践进程中音乐美学从懵懂走向自觉,又从自觉走向迷失的历史进程。

      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问题版块

      在“中国传统音乐中的美学问题”板块,代表们也显示了不同的探索途径,生命美学的介入、跨学科研究倾向及地方性知识探究、基于传统美学范畴的审视、对传统音乐与当代音乐创作的关联性研究等都成为本版块的特色。

      生命美学的介入:程乾的《从孔子到陶渊明——乐教的终结和感性重启》基于生命美学的视角分别检视了士人的音乐感性意识,她已经将感性问题提升到具有生命本体论的高度加以思考。发言指出乐教在孔子之后日益衰微,音乐感性体验与个体行为被弱化,而至魏晋士人,他们在对音乐之道的阐发中把音乐作为生命的感性符号,通过音乐行为抵御沉沦与死亡,个体灵魂得以再一次远征。

      跨学科研究倾向及地方性知识探究:侯燕的《“欢乐”与“悲伤”之辩——对蒙古族长调跨文化审美价值判断的追问》借鉴了民族音乐学的方法,探讨了蒙族长调的审美价值。针对不同文化持有者认为长调音乐或“欢乐”或“悲伤”这两种相左的看法,立足于文化持有者的“局内感”与“局内观”之上,由对蒙古族传统社会“美—好”一体审美价值评判体系的阐释,指出长调音乐对“局内人”而言,其所呈现出的审美形态具有“欢乐”的情感价值属性。张向东的《瑶族音乐中美的寻觅——以湖南瑶族为例》借鉴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指出瑶族音乐中美的因素不能孤立判断,而要结合瑶族文化史、艺术史综合考量。

      陈燕婷多年来致力于对福建南音的研究,此次发言《南音乐感初探》具有明显的地方性知识探究的倾向。在发言中她将乐感区分为普遍性乐感、地方性乐感、乐种性乐感的基础上,将南音乐感定位为乐种性乐感并考察了南音乐感养成的不同阶段及南音乐感的特殊性及其流变模式。

      周雪丰的《论昆曲节奏的音势类型——以<游园惊梦>之<皂罗袍>为例》也具有跨学科研究的倾向。她用计算机软件对昆曲《游园惊梦》之《皂罗袍》的板节奏进行了定量化分析,针对通常认为中国传统音乐的节奏是非均分的看法,通过这一实证研究得出了传统音乐节奏有规则的结论。

      关杰的《宗教现象学带给宗教仪式音乐的全新视野——以宁古塔满族萨满“鼓”研究为例》在传统民间音乐研究中引入了宗教现象学的观念加以阐释。

      基于传统美学范畴的审视:熊露霞的《京胡“风、骨、韵”》和铁梅的《古琴曲<普庵咒>以中和为准则的禅意美》则基于中国传统美学范畴“风、骨、韵”和“中和、禅意”分别考察了京胡音乐和古琴曲《普庵咒》的审美特征。赵坚娣的《古琴实际演奏与原谱差异之思考—以古琴曲“流水”为例》则结合琴谱与演奏的关系考察了古琴的美学问题,在比对了琴曲《流水》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实际演奏版本与原文本记谱之间存在大量不同的基础上,作者认为这些不同绝不仅仅是“无量”记谱本身所带来的,而是演奏者本人的审美意识所致。针对这种差异性,用“形,气,神”解读“琴谱,智慧,风格”三者关系。

      对传统音乐与当代音乐创作的关联性研究:郭树荟的《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在当代音乐创作中的表现及理论研究意义》的重要意义在于其鲜明的实践品性,作者力图在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与当代音乐创作间架起一座桥梁。通过对部分具有“中国意味”的音乐作品的剖析,探寻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精神是如何经由声音、结构、线条,直至音韵、意境、情感而显露的,由此进一步探讨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在当下研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另外,李槐子的《上古造律研究》从古籍研究入手,对涉及乐律的重点词语进行释义,并比较了中西乐律之异同,认为三分损益法与五度相生法殊途同归,并批评了“管子生律法”以及朱载堉、王光祈、杨荫浏缪天瑞黄翔鹏、赵宋光等学者对此问题的误读。

      音乐文化批评版块

      在音乐文化批评板块,学者的发言已经超越了一般的音乐美学范畴,而进入了更为广阔的文化领域。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张伯瑜的发言《音乐作为“三界的桥梁”》基于音乐美学界较少关注到的文化视野,认为在当下现实,音乐仍具备信仰、伦理、经济、社会建构等多重功能。审美价值只是音乐众多价值中的一种,因而理解音乐的意义与价值应该超越单纯的艺术层面,在物质世界、信仰世界、精神世界架起相互沟通的桥梁。张伯瑜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理解音乐与人的关系。

      明言的《“夏蔓蒂现象”寻思——为纪念夏国琼百年诞辰而作》高度评价了夏蔓蒂在的历史贡献:在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史上首次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旋律挑战,勇敢亮出“一切为了救亡”的音乐批评观念;首次在媒体上启动对以青主、黎锦晖为代表的“唯美主义”音乐观念展开批判;首次在音乐界引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并有效运用于音乐批评实践并产生了广泛的现实影响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王韡的《传媒音乐文化要注重审美品位》批判了当下传媒音乐文化的过度商业化倾向,作者结合案例对此问题的产生、表现,以及对社会的危害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的途径。

      周中的《船子投江与成连入海》更是一个与音乐美学相距甚远的文化哲学话题,其通过对“船子投江”和“成连入海”这两个文化事件的解读,认为这里体现了为守护、传续“道”不惜放身舍命、剑人合一的生命美学境界。当然,其引证材料的准确性尚值得推敲。

      音乐创作、作品与批评版块

      在音乐创作特别是在当代中国音乐创作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美学问题,需要音乐美学界给予有效关切和思考,这是音乐美学学科接地气的重要一环。可以看到,邢维凯和何宽钊已经将思考的触觉伸向了当下的中国音乐创作。邢维凯的《中国当代民族器乐创作中的美学观念问题——以艾立群的民族室内乐作品<悠然>为例》,通过个案分析,指出我国一段时间以来在民乐创作上简单追求大型化、交响化导致的种种弊端,而今一些作曲家们的审美视野已经有所拓宽,其中一个积极的变化是民乐室内乐的兴起。民乐室内乐更符合中国传统音乐的形式组合,它既能克服大型民乐管弦乐队的音色融合度不够的问题,又能展示各乐器的独特个性,传达中国文化的内在气质。

      何宽钊的《权力博弈与性别冲突——对歌剧<运之河>的音乐学分析》 则在具体的音乐学分析个案中引入了权力分析和性别研究的视角,力图通过对音乐的形式分析揭示出音乐在权力的运行逻辑和性别冲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邹彦的《接受美学视野中的历史的人与当下的人——以莫扎特音乐的多义性为例》在阐述了四类具有不同接受特征的文艺作品之后,以莫扎特的音乐作品为例对历史上体裁已基本消亡但其作品仍然影响并构建着我们审美经验的作品进行了阐释,以及阐释者如何沟通“历史的人”与“当下的人”并实现二者之间的“对话”等接受美学的问题。

      何艳珊的《莫教幻识误明月——佛教视野下的现代音乐审美》强调现代音乐应该回复到佛教所强调的“真如本性”,以此完成现代音乐创作和现代音乐美学的清零,并为现代音乐创作和现代音乐美学寻找到一个可靠的出发点。

      蔡麟的《论音乐中的喜剧意识——从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机智、幽默和嘲讽表现引入》、宋佳的《“形而上性质”的哲理叙事功能——以贝多芬晚期钢琴奏鸣曲OP109、110、111为例》、李鹏程的《潘德列茨基美学观念对其创作风格演变的影响》结合西方音乐创作进行美学思考,都是值得鼓励的做法。如能有更宽广的学术视野,吸收更多的理论资源,相信他们的研究会取的更多的成果。

      聆听与理解版块

      音乐特别是纯音乐作为缺乏明确语义和具体形象的艺术类型,如何结合聆听给予其合理的理解和有效的言说?始终是个迷人的却又艰难的问题。

      杨燕迪的《论音乐作品中的“艺术问题”——音乐理解策略再议》结合他对查尔斯•罗森的《古典风格》的翻译体会以及他对音乐理解问题的长期思考,认为卓越的艺术创作者,往往能够以敏锐的意识,同时针对艺术形式发展和时代人文气氛,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问题”。并通过具体的艺术创作,试图回答和解决相关的“艺术问题”,从而一方面推动艺术的前进,另一方面也营造自己的艺术表现世界。

      孙佳宾的《论音乐的逻辑基础》指出,音乐形式在音乐创造中的运用,构成各式各样丰富而复杂的形式关系,而样式复杂的音乐作品恰恰体现出音乐逻辑的内在价值和表现意义。我认为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结合音乐史上不同时期的形式美的原则,有助于推动音乐理解问题的研究。

      王学佳的《当我们体验纯音乐时在体验什么——评彼得•基维<纯音乐:音乐体验的哲学思考>》对基维的这部著作进行了解读,基维自称为升级的形式主义,但又与汉斯立克从根本上反对音乐能表现情感的观点有所不同。基维认为情感是音乐的知觉属性,而音乐自身的美才是音乐的本质属性。

      韩锺恩教授及其率领的团队,继续对临响问题与音乐学写作进行执着的探寻与追询,期待通过不懈的努力能够取得新的进展。值得注意的是,韩锺恩此次在《基于艺术工艺学的美学情智并及合目的性的哲学终端》的发言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即通过对音响结构力描写与听感官事实表述的双重关注,去显现音乐的意义存在。比如,他的学生孙月博士的《真理自行置入作品与音乐意义的本真敞开——兼论内在谛听作为切进本真意义的意向方式》、刚被授予学位的郭一涟博士的《感性地听,并说着经验——对音乐美学学科语言的运思》,博士研究生孙慧的《当代音乐我们听什么?如何听?》,博士研究生赵文怡的《音乐怎么听,美学怎么说——一次关于艺术学新领域欲去而归的思考》发言对当代音乐聆听方式及至内在谛听的讨论、对音乐的听与说的书写方式以及学科语言的讨论,其硕士研究生许首秋的《音乐批评中直觉判断相关问题并成为评价标准的可能性探究》对直觉与想象的讨论、倪本初的《c小调之于贝多芬作品中的特殊立意》通过c小调对调性表情的讨论,都在相当程度上和音响结构力、听感官事实、音乐意义密切关联。这样的讨论如果能够结合历史的音乐形式法则不断深入的话,相信对于音乐审美问题的研究会有所突破。

      宋瑾的《美学关注:理性分析与感性效果之间的差异》指出,调性音乐和非调性音乐的实例表明,聆听感受往往与理性分析得出的结论不同。这一差异提出的问题是,分析如何切中活态的音乐,如何切中感性体验的实际情况;感性分析如何进行,如何表达?宋瑾的发言力图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相关阐释和反思,对寻找答案提供某种线索。

      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版块

      关于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在本次会议上也展示了不同的风貌,既有新的理论资源的引入,也有跨学科的研究倾向、跨文化的视野,以及史论结合的研究策略,同时不少经典理论问题的研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

      新的理论资源的引入:对经典外文文献的翻译一直是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次会议金经言和黄汉华介绍了两部外文著作的中译本,其中金经言翻译的由德国学者卡茨(F•M•Gatz,)编著的《德奥名人论音乐和音乐美》是一部厚重的著作,卡茨于1929年首次在西方音乐美学史上划分了自律论与他律论两大分类系统,这种划分至今仍是音乐美学领域的研究基石,该书的中译本面世相信对于国内西方音乐美学史领域的研究势必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

      以黄汉华作为主要译者的埃罗•塔拉斯蒂的《音乐符号学理论》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音乐符号学专著,它一方面从文本内部揭示音乐符号意义生成过程;另一方面从外部交流环境中揭示意识形态与技术模式对音乐意义生成的影响。即将面世的该著中译本必将有力地推进国内音乐符号学研究。张晨的发言《埃罗•塔拉斯蒂的音乐符号学观念——以<音乐符号学理论>(1994)为例》也谈了她对于本书的看法。

      在引入新的理论资源方面,柯扬的发言《音乐学视域的东方主义批判——阿尔-塔伊<西方音乐中再现的东方形象:暴虐与肉欲>》引介了田纳西大学音乐学院的阿曼学者阿瑟尔•阿尔-塔伊的该部著作,该书立足于东方主义视野,对18至20世纪的十余部音乐作品进行了阐释,为我们理解西方音乐学研究中的东方主义提供了可供思考的资源。

      刘研的《通过身体思考——论理查德•舒斯特曼的身体实用主义及其对音乐研究的启示》继续她对身体美学的思考,她认为舒斯特曼将身体从传统经验论中剥离出来,为现代音乐理论研究开拓了一个新论域,也为以摇滚乐和拉普音乐为代表的流行音乐在美学上寻求了合法性依据。王文卓的《音乐审美的“具身性”现象》也讨论了身体美学对于音乐美学的启示,结合国际神经科学的研究,以腹外侧运动前皮质的活跃程度与审美主体对音乐节奏的审美偏好具有正相关性这一实例解释了音乐审美中的“具身性”现象。身体美学在西方是有一定影响力的、较新的美学理论,在国内大美学界也受到较多关注,但在音乐美学界尚处于单兵作战的状态,尚未形成有力的聚合力量去对这一重要课题加以研究。崔莹《声音的图案——后现代哲学美学关照下的音乐》:认为后现代音乐思维方式下的音乐创作,超越了原有形式和质料之间的对立关系,试图摆脱形式因的控制,极度突出作为“物”的存在的质料因,因此此种音乐诉诸于对声音音响的物因素之聆听。

      跨学科的研究倾向:蒋存梅的《音乐审美与认知关系探微》 和单金龙的《以电影音乐为例探讨“模糊数学量化”下的音乐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均有跨学科研究的倾向,前者借鉴了心理学的实证方法,通过音乐障碍、跨文化加工以及音乐审美反应等视角,探究音乐审美与认知的关系。后者借鉴了“模糊数学量化”的研究方法,针对传统音乐分析忽视感性的不足,进行了一种摆脱乐谱的分析,构建了一个可供探讨的关于音乐美学的定性分析方式。展望未来,并对音乐美学的感性体验由定性走向定量分析进行了一些设计思考。

      跨学科视野:叶松荣的发言《从“外位性理论”、“全球化视野”看西方音乐研究的“中国视野”》则体现了跨文化的视野,其借鉴了巴赫金的外位性理论讨论中国当下的西方音乐研究的“中国视野”问题。同时,叶松荣认为文化全球化不应理解为文化一体化,而应在保持各自文化特性的基础上形成的“和而不同”的文化景观。

      史论结合的研究策略:李晓冬的《对西方音乐现代性的若干思考——以记谱法与键盘乐器为例》和刘经树的《50年代德国学界的教义思维讨论》,均体现了史论结合的研究特点。前者立足于西方音乐史中的“记谱法与键盘乐”这两个饶有意味的问题,从现代性的视野加以审视,认为由于记谱法的一步步完善,西方音乐脱离了自然演化的惯性,走上了艺术音乐的人工演化之路,同时,西方音乐以键盘乐器为核心,西方音乐建构了自身的现代性模式。后者则讨论了德国20世纪50年代的教义学思维对艺术学学科的价值,这种思维致力于把“逻各斯”的理性思维传统与史学思维结合起来,以便于人文科学家既从史学又从美学上思考他的研究对象。

      汪涛的《瓦格纳与绝对音乐》同样将音乐美学问题植入历史加以探究,针对简单给瓦格纳贴上“反绝对音乐”者的标签,作者认为,在不同时期瓦格纳对待“绝对音乐”的态度也是发生变化的,他对“绝对音乐”的认识也经历了肯定——否定——再肯定的变化过程。

      经典理论问题研究的继续推进:在音乐美学的学科史上,有些问题已成为经典问题,可以看到,对这些经典问题的思考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音乐美学史中,自律伦与他律论的争论是一个纠缠已久的老大难问题,马卫星《阿多诺音乐社会学的自律与他律的共生关系》借鉴了源自本雅明,后来被阿多诺发展的以平等共处的伙伴关系为特征的星丛理论考察了阿多诺的自律与他律的共生关系,力图调和、缝合阿多诺理论中自律与他律的罅隙。

      吴海的《用音声去雕琢“时间原木——音乐时间辨析”》严格来说讨论的是一个纯音乐哲学问题,作者提出了“时间原木”这一具有具象化意义的概念,试图由此深入探讨“音乐的时间性”,进而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和揭示音乐的存在方式问题。

      同样是探讨音乐的存在方式这个经典问题,李晓囡的《“音乐存在方式”的超验、经验与先验问题研究》则结合西方哲学发展的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和语言转向阶段分别加以探究,对应的音乐存在方式分别是超验存在、经验存在与先验存在,也许作者的具体结论尚值得商榷,但这种结合历史讨论音乐的存在方式的思路却是值得提倡的。

      在汉斯立克发表那篇战斗的檄文《论音乐的美》100多年之后的今天,汪申申的发言《音乐美学,请把目光投向音乐》针对现在国内音乐美学的学科现状,再次发展强烈的呼吁:音乐美学,需要从音乐本身出发,从音乐的物质材料、感官性质、创作方式、感受方式的特殊性出发,进行扎扎实实的研究。离汉斯立克的时代已经过去一个半世纪之多,汪申申今天的发言仍有振聋发聩之效!

      音乐表演美学研究版块

      从发言看,关于音乐表演美学和审美音乐教育这两个应用理论的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它表明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音乐实践中的音乐美学问题。特别是谢嘉幸的《音乐美学,今天你“表演”了吗?》将音乐表演提高到了本体论的高度,认为“表演”不仅仅是音乐美学的应用领域,也应该同时是音乐美学的本质属性。由此,与其说“美学理论”是由具体实践所承载的,不如说是具体实践的一种别称,“美学理论”的意义存在于不同具体表演实践的比较当中。

      高拂晓《从表演写作看音乐表演美学的理论与实践》指出了当下音乐表演研究中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缺乏合理的方法和深度思考,美学理论与表演实践相互脱节。作者给出了解决的办法,即培养问题意识,以问题导向理论,形成研究思路,并在此基础上将音乐学研究思维植入表演问题中,把理论阐述与实践问题结合起来分析

      王晓俊的《中国民族乐器“技法母语”研究》从继承传统音乐、发展民族音乐并实现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高度强调了进行民乐的“技法母语”研究的意义,技法母语既指音乐的结构原则、演奏技术,也是音乐理解的基本前提。包括五声八音的集体性表达思维、独特的音色类型、点线形式及相关结构原则,并且还是生生不息的开放性系统。

      林东坡的《民族器乐表演美学研究之必要性》提出加强民乐表演研究中对支撑表演技法的艺术思维和文化原因的关联性的关注。与此相呼应,刘瑾的《从感性认知到意义呈现——对民间粤乐“私伙局”演奏的美学解读》认为无固定乐谱的自由与随意恰恰是对原作的尊敬和对风格的坚守,对西洋与电声乐器的自由吸纳反映了广东人追求自由的精神。

      卢广瑞的《试以思维科学观点透视音乐表演“二度创作”》认为在音乐表演中音乐家凭借的是“动作记忆经验逻辑思维”而非“形式逻辑”的思维,它将音乐表演家的创造性推向很高的艺术境地。

      孙嘉艺的《歌唱在歌剧表演中的审美特征》主要谈到了歌剧演员在进行歌剧演唱时必须掌握的四种速度:作曲家赋予音乐的原本速度、歌者内心认知的作品速度、歌唱肌能的反应速度与情感支配下的移情速度,后二者是最为重要的,这些速度的协调统一构成歌唱在歌剧中的审美特征。

      音乐审美教育版块

      徐亚娟的《用音乐美学钥匙打开<音乐鉴赏>之门》和刘莉的《从贝内特•雷默的视角看音乐教育的本质》 都强调了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感受力在高校音乐教育中的重要性。徐亚娟认为音乐欣赏能力是听出来的,而不是讲出来的,建议教师从人类具有赏析美感的本能出发,逐渐提高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刘莉则认为雷默的音乐教育哲学中“音乐教育是针对感觉的普通音乐教育领域的重善轻美的倾向有重要意义。李甜甜的《普通高等师范院校音乐美学课程教学方法改革》指出普通高等师范院校的音乐美学课程最重要的目的是提高师范生的综合音乐修养,让学生具备鉴赏音乐的品位和能力。她们所强调的以审美为中心的音乐教育对于克服当下音乐教育中的弊端具有重要意义。

      三场青年论坛汇集了来自上海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浙江师范大学、广西艺术学院四所高校的近20位硕士研究生和一位中央音乐学院的本科生(9月份将进入硕士研究生阶段),显示了各单位的确存在不同的问题意识和研究风格,其中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硕士生的发言 均体现了鲜明的上音特色,那就是对于声音与聆听的高度关注。而来自西安音乐学院的硕士生们的发言则集中探讨了中国传统音乐美学问题。 来自浙江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的发言 则表现了他们对于赵宋光先生的美育思想的关注。来自广西艺术学院的一位硕士研究生作为音乐美学大家庭的新晋成员,他的发言 也勇敢地展示了自己的学术追求,我们热切地希望他们能在学术之路上走得更远。

      另外还有来自这几所高校的硕士生分别作了其它专题的发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本科生凌瑞雪(9月份将进入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作为本次会议的志愿者,在承担了较为繁重的会务工作的同时,利用间隙作了《记我国音乐美学事业的开拓者——何乾三》的发言,对中国音乐美学的学科创建者之一的何乾三先生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还需提及的是刘承华范晓峰、王肃、池瑾璟、张映兰、李浩、陈建华、任红军八位学者提交了论文提交,但因为各种原因未能亲临参会。

      以上是对本次大会与会学者发言的简要综述,本次会议的后续影响将会在各学术期刊上显现,《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作为本次会议的承办方之一、《音乐研究》《人民音乐》、《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作为本次会议的合作方以及其它学术期刊将会陆续刊发一批提交本次会议的学术论文,以此切实推进中国音乐美学的学科发展和提升中国音乐美学学科的学术影响力。衷心感谢上述学术期刊对于本次会议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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