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逢重庆师范大学举办第十八届学术活动月的契机,第三届“三江音 乐学 博士论坛”于2014102425日在重庆师范大学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的学术召集人是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 齐江 博士(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联合培养博士,导师陈铭道教授),参加本次学术论坛的有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学专业的博士赵玉卿、陈永、冯雷、胡斌、孙红杰。此外徐召群、李兵两位学者以及西南大学的部分硕士研究生也参加了论坛的讨论。

      

                       (论坛主要学者合影   摄影:徐召群

    24日晚7点半,在重庆师范学艺术楼8134赵玉卿教授做了题为《发现·论证·辩歧:音乐学学术研究与讨论——以“燕乐音阶”的个案研究为例》的学术报告。赵玉卿教授是上海音乐学院2006级乐律学 方向 博士,现为温州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兼副书记、硕士研究生导师。

     

       

          (赵玉卿博士   郭秋阳摄影  下同,略) 

      博士在讲座伊始,谈了他此次讲座主旨。首先,赵玉卿认为出现于我国近现代音乐基础理论中的“燕乐音阶”最早可以追溯到王光祈的“燕调”理论,是对南宋蔡元定《燕乐》理论的误解而产生的;其次,对我国古代乐律宫调两个音名“变”与“闰”的错误认识,是产生“燕乐音阶”的根源,并由此直接导致在音乐基础理论中形成相关理论问题的错误观点;再次,赵玉卿因此而展开对“变”与“闰”真实意义的考察,并认为这是认清“燕乐音阶”本质的前提条件。最后,他提出与这种所谓“燕乐音阶”的形式相同的“五正声”加“清角”“变宫”的音阶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些音乐中存在着,但它和“燕乐音阶”有着本质的不同。  

     赵玉卿 教授在报告的第一部分中对我国近现代音乐基础理论中的“燕乐音阶”进行了梳理和剖析。他从黎英海、李重光等学者所著教材中的“燕乐音阶”理论着手,对我国近现在音乐基础理论中的“燕乐音阶”理论进行追溯。认为黎英海在其《汉族调式及其和声》中首次提出“燕乐音阶”概念,认为“燕乐音阶”中的“闰”为宫音下方大二度的“清羽”位置有误。而李重光沿用了前者观点,在其有关“七声音阶”理论阐述中,认为 “燕乐音阶”是“在五种五声音阶的基础上,加入清角和闰(宫音下方大二度)两音而成”,将“闰”理解为“宫音下方大二度”等见解有误。

      教授对“燕乐音阶”的来源进行了追溯。他指出“燕乐音阶”的文献依据是蔡元定《燕乐》一书中所论及的“燕乐”理论:“一宫、二商、三角、四变为宫、五徵、六羽、七闰为角,五声之号与雅乐同,惟变徵以于十二律中阴阳易位,故谓之变,变宫以七声所不及,取闰余之义,故谓之闰。”等。  

     赵玉卿 教授在报告的第二部分中对我国近现代音乐基础理论中的“清商音阶”加以梳理。  

    黄翔鹏、童忠良等人的“清商音阶”与黎英海所述“燕乐音阶”相比,“清商音阶”的“和”相当于“燕乐音阶”的“变”,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而对于“闰”的理解两者相同,因此,“清商音阶”与“燕乐音阶”的实质是相同的。  

    在讲座中, 赵玉卿 教授还为我们展示了发现、论证、辨歧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争鸣的过程。健康而活跃的辩论和商榷是驱动学术前进的有效动力, 赵玉卿 教授的精彩讲座,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发。

     

     

     

     

     

     1025 上午830分在重庆师范大学艺术楼8134陈永博士为师生做了题为《中国音乐教育制度史研究构想》的学术报告。陈永,上海音乐学院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方向博士(导师:陈聆群" target=_blank>陈聆群教授),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原副院长。  

       

       

     陈永 教授的报告分为四个部分。  

    一.问题的提出  

    从教育机构入手,阐明其教育对象、教育内容及其功能。并对其教育活动的历时性进行了重要梳理。介绍了现行教育史学科的“三分法”,即:教育活动史、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进而梳理了“教育思想要通过制度才能更实际有效地作用于教育实践”这一学术逻辑。  

    二.             现有学术基础  

    在“中国音乐教育史”研究的文献状况这一部分,介绍了“中国音乐教育史”学科领域中的主要研究成果:《音乐教育史研究》(马东风著)、《中国音乐教育史略》(陈其伟著)、《中国古代音乐教育》(修海林著)、《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伍雍谊著)、《中国学校音乐教育》(马达著)、《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纪年》(孙继南著)等。这些研究成果均有不用程度地涉及音乐教育制度的介绍和分析,但相对而言,史料较分散、叙述较简略,缺少历史的关联系和问题的反思性研究。接着 陈 教授介绍了音乐教育法规方面的相关文献和资料汇编。介绍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音乐教育史学论文:刘大坚的《中国音乐教育史简编》(1996)、孙卫国的《中国古代音乐教育机构及其历史功用》(2001)、陈明大等的《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的演变历程》(2007)、龙建国的《周代音乐管理体制考论》(2008)等等。   

    三.中国音乐教育制度史的研究构想  

    (一)中国音乐教育制度的学术范畴  

    第一、学科研究范畴:制度、教育制度、音乐教育制度、教育法规、音乐教育规约。第二、中国音乐教育史中的重要学术范畴:在古代有和、六艺、大司乐、乐德、乐语、乐施、教坊、梨园等;在近现代有美育、乐教、艺教、乐歌、乐典、新音乐教育、礼乐教化、战时音乐教育等。  

    (二)中国历代音乐教育制度发展变迁轨迹、面貌重构  

    一般教育制度分三个层次:国家教育政令、学校教育制度、社会教育制度。  

    (三)对音乐教育制度效能检视与历史评价  

    在音乐教育制度变迁过程中,音乐教育之各方面的主动选择与被动受制,其实际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历史研究必须察往鉴今。  

    结语  

      博士表达了对中国音乐教育史研究的三个期望:第一、要重视原典研究;第二、研究要群体合力;第三:要重视学术的国际视野与中国表达。  

       

       

       

     胡斌 博士于   1025日 上午 10时 在重庆师范大学艺术楼8134为师生做了题为《走在城市音乐的边缘——武汉吉庆街街头音乐》的学术报告。 胡斌 博士是上海音乐学院音乐人类学专业博士(导 师洛秦 教授),现为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他从四个方面展开了他的讲座。

       

    一.             简单介绍吉庆街  

    在开始部分, 胡斌 博士对于《吉庆街街头音乐》的缘起向我们进行了讲述, 胡斌 博士说,他是参加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举办的《中国本土文化与音乐》——桂子山民族音乐学贵及研讨会时开始的,来到了武汉吉庆街头 胡斌 博士就被吉庆街的热闹气氛吸引了,并且亲身体验对吉庆街有了初步的了解。之后, 胡斌 博士又对吉庆街街头的演唱形式、以及曲目的种类、乐曲的种类,吉庆街街头音乐的创作(即兴、原创)和吉庆街街头音乐的“音声”这几个方面进行的分析研究。  

    二.             吉庆街街头的艺人群体:  

    在这一部分, 胡斌 博士详细介绍和分析了吉庆街街头的艺人群体。 胡斌 博士说,这些街头艺人来自五湖四海,主要是湖北、安徽、河南、陕西、山东、四川、湖南等省。武汉本地人和安徽人占主流。其中大部分人都有过工作单位,到吉庆街赚钱就是养家糊口。 胡斌 博士讲述了吉庆街街头艺人的身份“名片”这一话题时,列举了“四大天王”和新“四大天王”,“彩虹妹妹”、“红太阳组合”、“孙小鼓”、“辫子琵琶”、“武汉刘德华”等艺人的身份“名片”。之后, 胡斌 博士又对吉庆街街头音乐事项中的主体构成进行了分析。最后, 胡斌 博士对吉庆街街头艺人的个案观察提出了两个观点:“真真假假”和“假假真真”,并且向我们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三.             吉庆街街头音乐消费与管理  

    关于吉庆街街头音乐消费与管理这一方面, 胡斌 博士以介绍和图片,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向我院研究生进行讲述,以互动的方式进行讨论。首先 胡斌 博士对吉庆街街头音乐的消费类型和方式进行了描述,由于“促销”和“排队”等各种消费观的出现,艺人不得连曲连唱,对于管理这一方面, 胡斌 博士也向我们进行的详细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四.             吉庆街街头艺人的身份转型  

       胡斌博士在这一部分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音乐公司的介入音乐公司的介入,艺人集体跳槽事件,新“四大天王”的全国海选。汉口吉庆街VS汤池镇西街。之 后胡斌 博士对有关政府投资,文化遗产?音乐与音乐事项,音声与音声场域等也进行讨论和提出自己的想法。                                                                        

    讲座的最后, 胡斌 博士提出以下几个问题,让大家思考。街头音乐,是生活之上的表演?还是生活本身?街头音乐,是一种音乐表演类型,还是一种文化事项?最后,他希望我们每个人心中都能保留一份属于自己的那份单纯与感动,并用这份单纯与感动来维护我们热爱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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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杰 博士于   1025日 上午 11时 在重庆师范大学艺术楼8134为师生做了题为《作曲家何以伟大?》的学术报告。 孙红杰 博士是上海音乐学院西方音 乐史专业 博士(导 师杨燕迪 教授),现为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孙 博士从三个方面展开了他的讲座。

       

    一.有关“音乐伟大性”的四家之言  

        在报告的开始部分,孙红杰博士提出系列问题:如何才能称得上大作曲家呢?伟大作曲家应具备何种品格?进而,作为伟大作曲家必备条件的伟大艺术品又当具备何种特质?考量音乐的伟大性是该以艺术眼光还是以历史眼光?为了深化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孙红杰副教授向我们介绍了四位学者有关音乐伟大性的观点,并提出自己的看法。通过对四种有关伟大性问题的转述、分析和比较,孙红杰副教授认为,作曲家何以伟大作品何以伟大是两个虽然相关但实质不同的问题,不应混为一谈。而且,对于作曲家作品这两个概念,若不交代其本身具有的历史内涵,那么针对二者所说的伟大性条件也都将是成问题的。  

    二.对“伟大性”问题的个人反思  

    通过辨析与借鉴四家之言, 孙红杰 博士以为,对作曲家及作品何以伟大的问题还可以有更简明的说法,但前提是,作曲家何以伟大作品何以伟大首先应被看待为两个问题。 孙红杰副 教授认为,伟大的音乐作品至少应具有以下四种品质:其一,具有自足完整、技艺纯熟且富于艺术趣味的形式。其二,具有宏大的规模和复杂的构思。其三,具有深奥内容和普遍价值。其四,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至于伟大的作曲家, 孙红杰副 教授认为也需具备四项品质:其一,写出过一部或多部较高艺术质量的作品。其二,多才、全面和高产。其三,具有艺术雄心、艺术趣味和艺术洞察力。其四,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公认度。在此, 孙红杰副 教授注重说明了一点,这八项品质只是造就伟大作曲家和伟大作品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三.当代中国专业音乐创作的的“伟大性”的问题  

    在这一部分作, 孙红杰 博士从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若以概述的四个条件来考察当代中国音乐的伟大性,似乎可以说,在形式的自足完整、技艺纯熟、富于趣味,以及规模的宏大和构思的复杂方面不会有太大问题,但在深刻内容、普遍价值和里程碑意义上却值得忧虑。当代中国作曲家的伟大性问题比作品的伟大性问题更加复杂,这不仅是因为对当代作曲家的评价也缺乏远距离时空透视的优势,而且也因为伟大作品伟大作曲家的首要前提,如果对伟大作品的判定尚成问题,那么对伟大作曲家的判定也就更加困难。(一)作品,在形式的自足完整、技艺纯熟、富于趣味,以及规模的宏大和构思的复杂方面不会有太大问题,但在深刻内容、普遍价值和里程碑意义上却值得忧虑。

    结语  

    在讲座最 后孙红杰 博士做出总结。他指出:当代中国作曲家虽然处于幸运的、有利于造就伟大性的历史时刻,但若作曲家自身没有伟大性诉求而是随遇而安或随波逐流的话,那么再好的机遇也是枉然了。除上列若干因素之外, 孙红杰 博士还认为,在当代中国还有另一个比个人原因更重要的、妨碍音乐伟大性的因素,即个体的“伟大性”VS社会的“浮夸风”并且以对它的论述作为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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