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东方音乐学科建设研讨会
“东方音乐学科建设与研究”学术研讨会主题发言
时间： 12月28日 （周六）8:30-9:30
地点：教学楼北214
主持：罗艺峰教授
综述：王雅婕
摄影：吴彦辰
2013年12月28日 上午，洛秦教授和管建华教授对东方音乐研究及整体思考的学术报告，将首届“东方音乐学科建设与研究”学术研讨会推向了一个高潮。
中国语境的东方音乐研究的学理思考与研究范式
报告人：洛秦 教授（上海音乐学院）
洛秦教授在国内教授世界音乐课程已有十余年，在这个过程中洛老师发现，亚洲音乐总在世界音乐教材中占据一个主体的部分，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从学理的角度对“东方音乐”做出一些理论性的思考，是十分必要的。
一、学科建设的基本要素——研究范式
研究范式是一门学科的概念、范畴、方法论或研究工具，因而是一门学科必须首先要回答的问题。范式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只有当一门学科的研究者(至少是一部分研究者)形成了共同的范式，该学科才能从前科学时期进入科学时期。
1、东方音乐学科已经具有的实践活动：
学会、乐器博物馆、课程教学、人才梯队
2、需要探讨的学理思考与研究范式
以历史音乐学——古典音乐的作家作品为主体
以体系音乐学——除上述以外的其他领域为辅助
二、基本学术思考的逻辑
研究的区域范畴：应该去做什么
研究的材料基础：以什么拿来做
研究的学理问题：应该解决什么
研究的理论工具：用什么方法做
研究的目的导向：建构什么结果
三、东方音乐的概念
东方音乐概念具有一定复杂性与特殊性，它不仅仅是历时的问题，也还有一个空间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亚洲，还包含一下欧亚、北非接壤的地区。所以从地域上来讲“东方”是相对的、多元的、模糊的、不准确或不确定的。
不论是中文还是西文著作中，从未有过对东方的学理进行的概念性的界定。按洛老师的思考，这个界定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1. 东方音乐（亚洲及北非和亚欧）——相对于世界音乐:主要涉及当下、口头、民间。
2. 东方音乐（所谓“高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涉及历史、古典、文明、政治意识。
3. 东方音乐（汉文化辐射区域）——相对于古代中国文明与历史:涉及儒学（以及佛学）、礼乐、丝绸之路等。
四、东方音乐研究的定位
从总体上来讲，给东方音乐定位很难，我们首先要明确东方音乐的差异性之所在，有了差异的去除，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首先，应该不包括西方的语言技法创作的，不包括当下的流行音乐，因为有专门的学科去做了。我们要做的也并非是世界音乐、或者民族音乐学视野下具有政治意图的，文化的研究，当然也不同于中国音乐史学的，所以要有一个主体定位。
1、差异化的“东方音乐”研究的定位——站在哪里说什么话
1）与世界音乐视野的差异（点状、碎片各国各民族音乐知识）
2）与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方法的差异（当下人及其音乐行为）
3）与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差异（证实音乐历史的存在）
（不包含西方语言和技法创作的音乐作品、当代流行音乐）
2、主体定位
中国语境——汉（或中国）文化及其音乐所辐射的区域
关系研究——汉文化音乐与之相关区域的关联性影响 相互性，有什么文化之间的现象。
研究目的——镜面的反射性、反身性、多棱角的“他者”“我者”思考，不仅仅看到他们，也看到自己，我们的自己不再是以前的自己，而是一个新生的自己，提高自我的意识。
五、东方音乐研究的基础材料
1）史料与文献为主导的研究（历史研究-音乐学）：古代的、近现代的
2）口传与田野为基础的研究（世界音乐知识-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相辅相成
六、东方音乐研究的基本范畴
1）音乐学：
形态：声音/乐律、节奏/结构、乐谱/乐器、创作/表演；
类型：音乐/戏剧、古典/民间、宫廷/市井、城市/乡村、审美/教育；
作家与作品；体裁与形式；题材与内容；……
2）历史学：文献/口传；正史/野史；考古/图像；历史/现今
3）人类学：畜牧/农耕；宗教/语言；家族/婚姻；
4）社会学：政治/经济；制度/伦理；国家/民族；行为/思想
世界上所有的政体、宗教在东方都有。
七、东方音乐研究的“关系论题”
1）文化传播与区域
洛老师举出了波斯的Gushe/Radif，亚洲的筝文化现象，泰国Pippat，旧金山-西雅图华乐等为例进行细致的论述。
2）文化现象与影响
关系论题的核心：传播功能与文化适应-互动-融合-认同（社会结构与阶层、原生与殖民、宗教信仰、西方影响）
八、东方音乐研究的理论方法
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提出了新学科的设想，在其《新史学》中试图将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而为一，称之为“新史学”，或也被后人称为“历史人类学”。由此，历史学发生了一种“人类学转向”，促使其更关注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事物。
历史学的范畴是对过去发生的事实进行研究，其研究方法在传统上主要是考证，学术取向是所谓客观证实。
社会学的范畴是对从整体上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组织、结构和功能。与历史学有很大不同，人在社会学中不是个体，而是一个社会结构中的成员。研究方法主要是社会调查和问卷或统计，学术取向为定性分析。
人类学（主要指文化人类学）的范畴是对人类行为及其文化的研究，过去主要集中在婚姻家庭、亲属关系、宗教仪式、原始艺术等文化方面的研究，目前涉及的范畴趋于广泛，田野实地考察为基础的民族志建立为其典型的研究方法，学术取向为非价值判断的文化特殊性和差异性解释。
提倡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以及开拓史料的来源；重视经济、社会和心理研究；强调历史学与现实的联系；用问题史学代替传统的叙述史学，由描述转向解释和分析。并且应加强对口述史及其材料的重视，借用人类学的田野考察和民族志方法，对社会区域的文化研究投入特别的关注，以“小文化撰写大历史”的方式，建构起新的学术思潮。
九、中国话语的东方音乐研究范式
汉文化辐射区域为范畴——主体定位
史学为基础、田野考察为辅助——材料基础
声音形态及其结构比较为手段——研究对象
传播中的关系研究为核心——学理问题
“新史学”理念的历史音乐人类学为工具——理论方法
探讨社会和文化语境中的音乐构成为目的——学术导向
结语：东方音乐研究在中国语境中的意义
以“传播中的关系研究为核心” 的中国语境中的“东方音乐研究范式”作为一个概念的提出，它为一个领域的学科建设提出了主体定位、材料基础、研究对象、学理问题、理论方法，以及学术导向的学术思维逻辑，对于理解和认识中国语境的东方音乐研究的特殊性具有一定理论思考的参考意义。
目前我们已经展开了相关的东方音乐研讨会，拥有专门的东方音乐学会、东方乐器博物馆，开设东方音乐课程等等，而东方音乐学科建设的相关事项也是需要继续努力和深化的，比如编写东方音乐教材，发展东方音乐学者群体及其梯队，增加东方音乐研究期刊专栏，和创办专门的《东方音乐学刊》等。
探讨中国音乐文化在接受与传播过程与“他者”民族文化关系中的历史作用和意义，可以为中国音乐文化在21世纪世界文化中的再度兴盛，即实现“中国梦”，提供具有学理基础的方案和策略。
东西方音乐的差异性与文明对话
报告人：管建华 教授（南京艺术学院）
管建华 老师的讲座主要集中在东方音乐的哲学和语言问题方面。哲学与语言是文明精神与思维方式的核心价值所在。东方哲学注重生命主体实践，而非重“知解分析”之学，其音乐都不是以建构客观书写的音乐作品知识理论系统为目的。东方音乐的教学、传承与创作都是以口传心授、直觉体验的整体性为基础的，反映在音乐流派上即以演创合一的演奏唱者为代表，未形成作曲家与表演的二元结构。东西方文明音乐平等对话的三个层面：
1、哲学本体论。东方音乐口传传统与西方音乐书写传统都有其深厚的哲学基础。
2、语言观。西方音乐的人工语言观与东方音乐的日常语言观。
3、历史观。西方音乐的人工语言时间空间统一，东方音乐的日常语言时间空间多元。
一、东西方文明音乐哲学本体观的差异性
由于西方音乐伴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得了文化传播的优势，许多人都相信西方音乐比东方音乐科学、高级。现行的音乐教育体制也不言自明的证明了它的可行性。然而，长期依傍西方传统哲学,中国学者要从本体论中走出来到困难了。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中国音乐学的领域。
用哲学方法论来讲，东西方音乐各自建立在主客合一与主客相分的哲学基础上。东方音乐的哲学美学是以主体性直觉整体经验为基础的音乐实践，西方音乐学及音乐实践则反映了主客观认识论哲学的实践，西方音乐学同教育学、人类学、历史学等也是19世纪的产物。著名学者沃勒斯坦认为，19世纪的社会科学中的很多假定，在今天会成为我们对社会世界进行有用分析的主要学术阻碍。
同时，我们也可能遭际19世纪西方音乐学宰治的对东方音乐包括中国音乐研究的“东方学”困境，即西方是主体，东方中国是客体。这种困境具体来讲，就是把中国的曲牌或乐曲当作“曲式”来研究，将中国口传心授的音乐用客观书写定量记谱的方式来对待等问题。
这种主客体的“两离性”正是西方哲学本体论的特性。主体是可感的、经验的、现象的世界，客体是不可感的、理性的、本质的世界。而本体论是纯粹的原理，它存在于客体之中，也就是实体中，实体是抽象的，是形而上学的。西方本体论是形而上学的，因此，西方音乐学的本体论也是形而上学的。
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形态明显是一体性的，就是日常所说的“道不离器”。中国音乐与其哲学本体论是相一致的，音乐的道与器不相分离。工尺谱、减字谱的谱面客体不可能作为与演奏者主体分离。而且，东方音乐口传心授的传统的哲学方法论是传授主体与被传授主体的交流，音乐风格的传承主要依靠直觉经验，谱面是作为辅助的。相反，西方音乐作品的书面传承，首先是主体对音乐作品客体的把握，音乐风格的传承首先需要逻辑形式的分析，而口传心授是辅助的。
东西方音乐文化哲学的本体论之间的差异存在一种哲学方法论的紧张关系。正如我们用欧洲语文语法去评价汉语，套搬印欧语文模式作为标准就会得出的“汉字落后论”，同样，用西方哲学与音乐的语法结构去评价中国哲学与音乐的语法结构时，就会消解中国哲学与音乐语言的结构性，解构了中国哲学与音乐的结构，也包括行为结构、认知结构，并把它纳入西方哲学与音乐结构的表达系统，而自身音乐文化的结构性传承以及音乐流派的自我衍义就戈然而止，这正是中国音乐结构性在高校及文化传承中所遭际解构的命运。
而印度音乐的本体论有其哲学基础：“梵我如一”。在印度各哲学流派所倡导的诸多方法中，“直觉”方法占据显要地位，它对印度哲学与宗教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阿拉伯音乐的本体论也有其哲学基础，“真主（安拉）与我合一”，类似印度宗教与神学的结合。如果将印度音乐、阿拉伯音乐也纳入西方音乐本体论结构其命运与结局可想而知。
二、东西方文明音乐语言观的差异性
东西方音乐语言观的最大不同在于，西方音乐的人工语言观与东方的日常语言观。音乐与语言同源。东方音乐风格与自然地方语言或方言始终没有分离，这也是区别于西方音乐本体的一个重要方面。再则，西方音乐符号的数学化成为逻辑化的前提，由此，基本乐理、和声、曲式、复调等形成了音乐的人工语言表达体系，或者说抽象的形而上学语言体系，而东方却始终保留了音乐的日常语言表达体系，它更倾向于直觉经验语言体系。因此，东方音乐的学习不需要通过音符时值和音程的计算和抽象概念的把握。
中国音乐的风格，如汉族音乐的风格划分就是以地区方言为依据的。印度音乐的风格，北印度斯坦尼与南印度卡纳提克于中国南北音乐的风格的“南柔北刚”有相似之处，同样，学习这些音乐前提是学习语言方言风格的基础。
吟诵的意义，伊斯兰古兰经的吟诵就是歌唱；佛教的吟诵或梵呗与歌唱相关；基督教的吟诵后来形成了奥尔加农多声；而印度教的吟诵：《吠陀》是由一些颂歌构成，通过一代一代的师徒口授，发音和音调的细节都被尽力保持下来。世代相传的诗文的只言片语都事关重大，因为任何一个发音错误都可能使祭祀活动完全无效，招致神的不悦。
总的来讲，东西方音乐的，“律、调、谱、器、曲、声、味、意”等要素，都存在这一定的差异。
三、东西方文明音乐类型及历史观的差异性
印度艺术史学家A.K.库马拉斯哇麦认为，比较东西方音乐，在和声及其结合的运用方面，是西方音乐优势的领域，几乎不为东方所知；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就个体的歌唱，无论是技巧、表现或精妙之处，东方远远超过西方。有许多东西方是可以互相学习、互相钦佩的。
音乐类型涉及到音乐体系的知识组成体系。东方音乐类型有一共同点，音乐与语言地域风格、音乐与文学的表达没有截然分立，都没有形成书写“音乐作品”的表达。
在西方音乐史“音乐与商业”的记载中，如果记谱法和读写能力的发展是古代音乐中大的变革，相应于文艺复兴新纪元出现的创造物就是出自活字印刷的“音乐作品”印刷的发明。通过出版物，作曲者寻求并获得了比以前更广泛的听众。这种出版物绝不限于为教堂和宫廷服务，而是能被所有人以售书的价格所购买的。于是，这种“公共”的音乐作品的概念诞生了。毫无疑问，这就促成了给16世纪不同国家音乐学校出现和音乐类型的公共化。此外，音乐作品更容易很快地运作，并被视为特别的跨越地方和时代范围的形式。
东方音乐历史与西方不同，其有三个共同点：音乐和文学的不分离；音乐与地域语言风格的紧密联系；音乐中声乐为主，其流派纷争流呈，比器乐重要。
西方音乐发展的历史是以牛顿绝对时空理论为参照发展起来的音乐体系，它的音高结构属于宏观运动的低速运动，因此是可以记录的实体音高结构。量子力学是以微观运动的高速运动，它的音声结构是无法用乐谱记录的神经心灵感知的高速运动。因此，人类音乐历史的发展将转向音乐的量子力学时代的历史。
结 语
东方音乐的研究必须建立东方音乐的本体观、语言观和历史观，并与西方形成互文性和相互认同，才可能有东方音乐文化的未来。本体决定了方法，语言观决定了研究的内容和意义，历史决定未来的建构。
中国除继续深化对西方的学习，也要向东方学习，向东方归复，并在未来形成东西方的互动。
亚洲洲际化的问题，是东方音乐国际化的问题，是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