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蕾

2013年6月24日上午，“2013·上海· 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的未来发展”学术研讨会在上海音乐学院新教学楼北601教室举行。近期《音乐研究》杂志设置了“西方音乐史学科在中国的未来之路”专栏，约请一批西方音乐史学领域的学者围绕这一专题写作论文并展开讨论，于润洋先生特地为这一专栏撰写了“主编导语”；近日，又恰逢中国西方音乐学会为即将于2013年9月21日至24日在沈阳召开的第四届年会而召开常务理事会，这两方面机缘促成了此次学术研讨会的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西方音乐学会和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联合主办，会议分为上半场专题发言与下半场自由讨论两个环节。

参会的常务理事和秘书（照片由王晡老师提供）　　

一、专题发言　　 

上半场的专题发言由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韩锺恩教授主持。韩老师首先介绍了此次研讨会召开的背景，并对与会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与感谢，针对本次议题韩老师指出，近年来“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众多专家学者也都曾发表过自己的看法，相信此次研讨会一定会擦出思想的火花，会是一次意义深远的研讨会。　　 

西方音乐学会会长、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教授率先发言“再议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当前处境与学科愿景”，正式拉开研讨会帷幕。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的学科定位和方法论研讨长期以来是包括杨老师在内的众多专家学者非常关注的问题。杨老师早在1990年就在《黄钟》杂志上发表过“论西方音乐研究在我国的重建”一文，并在随后的20余年时间中不断触及这一课题。杨老师首先深度而准确地分析了“当前的相关挑战及状况”：这一学科在近十多年来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虽有些是源自过去的延续，但也出现了重要的新变化：新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以及经费投入增加；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关注音乐背后的文化、功能以及“非主流”音乐品种的学术旨趣，对西方音乐研究往往集中于“天才个人”、“伟大作品”和“形式审美”的倾向不免形成冲击；中国经济社会实力迅速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心也日益高涨，西方音乐作为一种带着“殖民”色彩嫌疑的文化艺术品种，其在中国文化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断受到质疑；全世界范围内随着政治经济格局的多极化进程和世界各民族独立自主意识的普遍强化，西方文化（包括音乐）的支配性影响也在逐渐削弱。另外杨老师还提到网络化的影响。其次，杨老师作为一位频繁受邀通过电视、电台、报刊、音乐会导赏、节目单撰写等方式参与社会音乐文化生活的学者，提出了“音乐生活对本学科的期待”：西方音乐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它与通常意义上的音乐（会）生活的联系似乎要比其他的音乐学子学科紧密得多，因为这些音乐会上的曲目构成绝大多数是西方的“古典音乐”。杨老师接着指出，“古典音乐”方面的研究和著述不能适应当前社会需求。最后，杨老师结合自己的切身科研经历提出了“相关建议及展望”：第一，鼓励和推出具有质量的、经得起检验的综论性著译。第二、高度重视经典文献的翻译引介工作和学科成员外文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随后，中央音乐学院姚亚平教授做了“中国西方音乐研究的几个话题”的精彩发言。姚老师作为一名中国西方音乐研究的资深学者，从研究方法与观念的角度恳切地提出了自己对于学科的关怀。姚老师的发言主要包括四个部分：一、“中国人的视角。”姚老师首先提出问题“什么是中国人的视角？”，他指出其实研究西方音乐，更主要的不是中国与西方的区别，而是传统与现代意识的区别。中国的视角就是一个现代意识的体现，中国人的视角就是要结合当代意识的体现，要了解西方当下的学术动向。二、“音乐还是文化？”姚老师指出这是西方音乐研究中倍受关注的问题，以前学者们似乎更多的是关注音乐本身，而现在也有一批学者在进行西方音乐研究时开始关注文化，这是一种原来没有的、新兴的、时尚的研究方法。这种“文化风”也遭到了音乐人的质疑，他们认为音乐是研究的底线。姚老师认为倾向于文化的研究似乎更具话题的力量，顺应了人类的求变的、创新的特征，它提出了新的问题，有新的哲学引领，包含了新的学术思维。文化风值得关注，但是背后存在观念上的分歧，固守于音乐是相对传统，强调社会维度是一种新的视角，是一种对音乐更深入的理解与思考。三、“通过音乐走向文化。”姚老师指出“这种提法来自民族音乐学，表达了音乐与文化两全的学术愿望。文化不是空洞的研究，是通过音乐走向文化，这对我们具有极大启示。四、“观念的转变。”姚老师指出音乐与文化两者可以调解，但是很难。这代表两种观念，两种意识。但是对于创新意愿来说，它唯有向前，别无选择。对于新的现象如何冷静观察，而不是一概排斥，找到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这或许是中国人视角的关键。       　　

中国音乐学院李秀军教授以“21世纪西方音乐史学科在中国发展的几点思考”为题，向大家介绍了他几十年来在西方音乐研究领域的学习、教学、研究、走访后一直思考的三个主要问题：一、“对西方音乐史学科在中国的历史贡献应有一个客观公正的历史认识”：建立起了西方音乐教育、研究的学科体系；我们在音乐学各领域中使用的研究方法都与我们近百年来对西方音乐的引入、对其历史发展研究的成果密切相关。二、“从‘特色与格’的辩证关系中思考这一学科的未来发展”：接着李老师指出学科的双重性特征：个性特征在于特色表现；共性特征即为“格”的要求。因此我们追求的“特色”应该是有“格”的特色；反之，我们追求的“格”，也应该是有“特色的格”。两者之间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三、“当下对本学科发展不满的情绪之原因”。最后，李老师指出21世纪西方音乐史学科发展一定要走与现代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另外，李老师通过谈及自己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见到钱仁康先生等中国音乐学家的成果的经历，指出中国的音乐学者们应该努力让自己的成果走向国际学术舞台，并表达了本学科发展的美好愿景。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叶松荣教授的发言题目是“问题意识：网络化背景下西方音乐史课程教学范式的探讨”。叶老师通过充分的论证对网络背景下西方音乐史课程教学范式进行了有力而全面的探讨，相信叶老师的发言对包括笔者在内的众多在西方音乐史教学第一线的教师会非常有益。叶老师从美国影片《蒙娜丽莎的微笑》引入，讲述一位艺术史概论课的女教师的教学方法如何从因照搬教材遭到学生排挤，到最终引导学生讨论“什么是艺术”的话题等新颖独特的授课方式获得学生的喜爱。由此叶老师提出，是否我们随着网络化时代带来的影响应该调整我们的教学方法。一、“教学观念的转型。”叶老师认为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建构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课程教学范式将成为高等艺术院校理论课最具时代特征的问题，它是和原有知识内容（以学生自学为主）同时存在，不可分离的。二、“教学内容的转型。”叶老师指出由于课程内容中的知识性问题与网络、教材存在高度的重复性，这就涉及到课程内容的转型，即由知识性（知识讲授）向学术性（问题探讨）的转型。三、“教学形式的转型。”叶老师指出，在网络化条件下，教学观念与教学内容的转型，必然带来教学形式的转型。随着问题意识进入课堂，传统的“讲授式”已不适应，而必须代之以“讨论式”为主导的课堂教学模式。需要不断提升师资的学术水平；强化学生正确的治学态度；另外也需要与其他艺术理论课程教改的互动。　　

上海音乐学院孙国忠教授作为一名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他的发言 “西方音乐史研究：学术传统与当代视野”颇具特色，笔者认为孙老师对本学科进行思考涉及四个维度：过去、现在、中国、国际。孙老师指出‘西方音乐史研究’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概念，它在中国音乐学术语境中呈现出两层意涵：第一，对西方音乐（以欧洲及美国音乐为代表）历史发展的研究；第二，关于西方音乐学术研究的历史审思。随后，孙老师提出了几个问题，学界正在探寻的西方音乐研究的“中国特色”或“中国视野”的内容实质是什么？如何在具体的研究中去展示这种“特色”或“视野”？进而问之，假设“中国特色”或“中国视野”在西方音乐研究中是能够得到呈现的话，那么这样的追求是否就是我们研究西方音乐的终极目标？孙老师不太赞同“中国视野”的提法，因为“中国视野”这样的抽象概念剥离了学者个性体现与研究实践展示的密切关系。所谓“中国特色”只是一种涉及具体研究的方法论思考与探究的路数，并不是研究本身想要达到的目的。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的终极目标是：将西方音乐这种艺术现象作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来对待，以客观的态度与主动的选择来探寻其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艺术蕴意与文化特征，努力在深层次上理解其精神内涵的价值和意义。孙老师期望中国学界在继续关注西方历史音乐学有关学科反思与方法论探讨新动向的同时，还要不断扩展视域，静下心来了解、思考西方学界各个具体研究领域内正不断涌现的“专题性”研究成果，正是这些富于新意、极具学术含量的“专门研究”形成了“后新音乐学”进程中的学术主流。　　

西方音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王晡教授在他的主题发言“中国人的西方音乐史学理念”中首先指出我们进行西方研究时存在的困难和弱点：原生资料的贫乏、文化隔膜的障碍、语言工具的疲弱、意识形态的束缚、宗教氛围的缺失。王老师认为我们应该确信并时时意识到自己作为圈内人和圈外人的双重身份，或许这样我们才能做出一些不一样的成果。建立中国人特殊的西方音乐史学理念的愿望，来源于传统、历史、当下：对与西方不同的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特点的分析，对区别于西方的中国音乐的发展道路的认识，对当下中国的人文境况现实的批评。随后，王老师提到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主体地位”。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处于边缘化地带，但我们自己不要边缘化自己。二、“宗教观念”。三、“作品中心”。与中国音乐史不一样，西方音乐史是以作品为中心的，我们必须加强对音乐作品分析的能力。四、“织体结构”。中国音乐的传统是单声织体，而西方音乐的多声织体是我们在认识与接受上都要予以关注的。五、“当下境界”。是指历史中的西方音乐在当下的状态，西方音乐历史的当时中国的状态。比如巴洛克音乐的再认识；莫扎特交响曲的当下编制等。王老师在发言中向大家展示了几张有趣的乐谱图片想证实作曲家的“音乐表演”是历史在当下的展现。六、“意识形态”。王老师提出我们在研究西方音乐时要警惕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愚昧，比如用“具有活力和积极的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是无法解释贝多芬的普世价值的，对晚期浪漫主义音乐家简单化、极端化的不适当批评，也源自于把他们定位于资产阶级“衰败”时期。接着，王老师指出，人文主义是西方音乐发展的灵魂：以人为主体，尊重人格，爱护人的生命，尊重人的价值。它在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表现为主流思潮，在古典主义时代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博爱”，在浪漫主义时期演化为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在20世纪又体现为“民主”、“民权”、“人权”的潮流。中国人对西方音乐研究的“合法性”决定于能不能建立起在人文主义基础上的特殊理念。　　

自由讨论

自由讨论会场（谌蕾摄）　　

下半场是自由讨论环节，由杨燕迪教授主持，专家学者们针对这次研讨会的主题继续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探讨与交流，气氛活跃。　　

天津音乐学院的周小静教授结合自身近期除了教学之外，随着天津大剧院的繁荣发展，经常受邀参与到社会音乐生活中，有许多启发：周老师首先指出她比较同意西方音乐研究个人性体现的观点，认为不能盲目随从一些固有观念；其次，周老师谈到我们的西方音乐研究有一种不被关注的枯燥的郁闷，这其中的原因或许提醒了我们应该对活的音乐（包括对古典音乐的全新诠释）进行关注；再次，周老师分享了自己在为天津大剧院做歌剧导赏的经验，她认为要将多年的学术积累用一种能够交流、能够对话、与实际演出有关系的一种方式，让观众成为一个思考者而不仅仅是一个接受者。周老师的发言体现了她作为一名西方音乐研究学者对社会音乐文化生活的责任感。  　　

西方音乐学会副会长、中央音乐学院余志刚教授首先指出，美国音乐学界提出了一个新词“public musicology”，讨论音乐学家如何走出书斋，与活生生的音乐生活进行结合。余老师认为在中国进行西方音乐研究的老师和学生都将是大有可为的，而且这也是今年年会的一个议题。随后，余老师提出到底是“中国视角”还是“中国视野”的问题，在刚才的发言中大家将两个词混用，但其实两个词存在差异，视角是“angle”，视野是“field”。余老师比较青睐“中国视角的提法”，认为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肯定有中国视角，但是余老师也接着表明“中国视角不能没有也不能强求”，而且“国际视角和中国视角在研究中同等重要”。接着，余老师举了西方汉学家的例子，认为他们做得好，不是因为汉语好，而是因为有国际视角。最后余老师指出“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有两个目的，首先是为中国新音乐学的发展服务，其次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对西方音乐研究工作的介入和参与。”　　

上海音乐学院钱亦平教授首先就上半场发言的学者所谈及的对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的忧思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钱老师认为“中国学者的西方音乐研究其实进展得有声有色，而且中国人有中国人的长处，思维能力非常强。”随后，钱老师指出，无论研究视角如何提出，其实在研究中总归是有个人视角的存在。　　

上海音乐学院赵晓生教授首先提到杨立青先生的去世让自己颇为感慨，于是计划从下学期开始继续在上海音乐学院开设一门课程“西方音乐文化精神发展史”，希望从音乐的每一个细节中去探寻音乐背后的文化和精神，探寻作曲家的心灵。接着，赵老师针对之前学者提到的“资料的不可靠”的说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其实历史也是不可靠的，日记也有可能不可靠，比如作曲家说假话的情况。音乐才是作曲家最真实的、赤裸裸的日记，是他的自传，是将最不可告人的内容写在里头的机会，文字写不出来，音乐来表达。赵老师开课的消息收获了同学们的热烈掌声。　　

上海音乐学院萧梅教授作为一名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首先指出不同学科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性。同时萧老师认为在座学者们提到的从细节中发现文化的观点也一直是民族音乐学所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民族音乐学也面临着一些研究的问题。接着，萧老师指出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文化得到当地去从而对西方音乐和文化有一个相当的了解。其实我们对“他者”的研究都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没有一个西方人是为了解决“他者”的问题去研究“他者”。同时，萧老师也赞同研究中的个人旨趣的重要性，因此上述问题都不是割裂的，期待各学科可以经常多一些类似交流。　　

关于跨学科的问题，余志刚教授、孙国忠教授等做了进一步探讨。余老师认为，首先各个学科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孙老师认为跨学科并非是照搬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而是一种融合，比如西方学者在研究音乐史时同样是集中于一部作品，但是引入心理学等其他内容，但他们不提跨学科，因为跨学科的提法要慎用。　　

上海音乐学院韩锺恩教授从美学思辨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趣味与价值并举的观点，首先韩老师指出我们需要厘清几对关系：“文化和艺术的关系”、“艺术和音乐的关系”、“音乐和音乐学的关系”。关于跨学科的问题，韩老师比较同意不要过多地纠缠方法论的观点，认为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音乐的本体，无论怎么研究最后一定要回到音乐本身，说是“两张皮”，但实际上与音乐相关的社会、历史等其实并非是在音乐之外。韩老师也经常与音乐美学专业的学生强调对作品进行关注的重要性。韩老师指出跨学科可以根据需要，阶段性地实行，最怕是跨出去回不来的局面，如果回不到自己的学科原点，那么该学科也就不存在。最后韩老师指出在研究中需要寻找证据，希望各学科都找到自身的“原证”，比如就音乐美学学科而言，其实分析与试料的部分均属为了证明“原证”的合理与否的“后证”。　　

上海音乐学院陈鸿铎教授谈到中国作曲家一直希望获得世界的认可和地位。曾经有过中国作曲家为了体现民族性，喜欢写作五声调式等。但是时至今日有一批作曲家已经在世界上获得一定地位，但是他们似乎并不是依靠创作传统的东西来体现他们作品的价值。这似乎与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如何有自己的视野是类似的问题。利盖蒂曾经教过陈晓勇，他对陈晓勇说过我希望你不要成为一个中国的陈晓勇，希望你就成为作为你自己的陈晓勇。这体现出其实更重要的是突出个性，当然并不是说不包含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是这似乎也牵涉到现在教育体制的一个问题，只有五四以前似乎对中国传统哲学等有深厚的了解，现在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已西化。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叶松荣教授认为，此次研讨会的气氛非常温暖，同时也非常欣喜于大家对中国视野问题的不同看法。叶老师曾于《音乐研究》发表的“西方音乐研究中的‘中国视野’可行性探讨”一文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自由讨论环节叶老师提到两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首先是包含西方哲学、外国文学史等人文学科都一致提出这个问题，而并非只有西方音乐史在探寻这一问题；其次要关注我们的现状，西方有那么多国家、那么多语言，其他非英、法、德、俄语的小语种国家是否有他们的音乐，我们不清楚，到底是他们的音乐绝迹了，还是我们对他们不认识。这是我们的一个薄弱环节，我们对这些国家的音乐没有深入认识。叶老师表示同意历史不可靠的观点，历史很多时候就是当代史，“中国视野”的提出就像是在菜肴中加入一种调料，是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一个补充，而不是一种替代。接着叶老师引用了此次《音乐研究》笔谈专栏的“主编导语”并进行了相关阐释。最后叶老师表明了文化是讲特色，而不是讲一体化的观点。　　

至此，下半场发言基本告一段落。下半场主持人杨燕迪教授进行了总结，首先杨老师表示由于时间有限非常遗憾没能有青年学子的发言，随后杨老师指出此次研讨会气氛活跃，通过交流引起不同看法，这对学科未来的发展非常有益，并希望将来多举行一些类似研讨会。最后作为西方音乐学会会长的杨老师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参与表示了诚挚的谢意。笔者其实也一直在关注和思考“中国西方音乐学者在国际视角下的角色定位”问题。以笔者在上海音乐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一年以来所修课程为例，令我非常欣喜的是老师们非常关注外文文献与西学前沿，比如杨燕迪教授、孙国忠教授、陈鸿铎教授、伍维曦副教授等。另一方面，中国学者的西方音乐研究成果如何逐渐获得国际上同行的认可也是我们应该大力关注和思考的，今天研讨会专家学者们的发言从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笔者的一些困惑，笔者对学科的发展也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　　

在此次研讨会上于润洋先生为《音乐研究》此次专栏而写的“主编导语”中的一个段落多次被学者提及与引用，在此笔者也希望引用于先生的这段话作为本综述的结束：“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由于诸多方面的条件和原因，我国的西方音乐研究距离西方的同类研究存在很大的、甚至是难以逾越的差距。但另一方面，作为具有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东方异族研究者，不是没有可能从不同的文化角度提出某些“身在庐山中”的西方人自己可能并没有完全意识到的某些特质。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对研究对象做真正、深入的考察和研究。而我们的研究西方音乐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加深我们对人类音乐艺术发展的某些规律性的认识，虚心地借鉴西方音乐发展的经验和精华，为我所用，发展我们自己的民族音乐文化。”　　

                               （作者为上海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史方向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