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3年5月6日(星期一)下午15:30-17:00

    地点:上海音乐学院教学楼中419

    主讲:管建华(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研究所)

    主持:赵维平教授

    综述:张灵安

    摄影:吴洁

    一个人要突破自我需要异文化,就是“他者”。有时候我们自己不能认识自己,通过“他者”才能了解自我。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的《迂回与进入》,把中国文明作为重新思考西方古希腊传统新的参照系,实际上也就是想通过异文化的视角突破以西方文化看问题的立场的局限。他是要找到一种全新的视角,将西方文化“变熟为生”,以便重新认识自我文化,他所做的文化视角转换就是将中国东方作为西方文化哲学的“他者”或者互为“他者”,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西方音乐文化来讲,很富有启发性。

    一、东方作为西方音乐语言思维的他者

    东西方音乐语言思维的不同体现在三个方面:音乐声音的分类方法、音乐语言的思维方法和音乐的表达形式。东方音乐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乐音与语音(方言)无分化经验的听觉习惯,这与西方纯乐音和音程的听觉习惯不同。声音的分类与音乐的界定和音乐的知识体系以及文化知识体系是非常相关的。在东方,音乐和语言是分不开的,语言决定音乐的风格,而文字是语言的视觉形式,是语音、语形、语义三者的载体。对于印度、阿拉伯、中国这些东方国家来讲,方言和声音的变化很多。例如阿拉伯的文字跟语音很接近,语音的复杂性、创造性和变化性导致了音乐的丰富;在中国有300种戏曲,其实最根本的就是发音的问题。这种音感的训练对于东方音乐是非常重要的。而西方在发明和声的时候,由于要获得和声泛音列、标准音高、固定音高,把每一个声音很多的变化都去掉了,每个音都成为一个砖块。所以乐音和语音的无分化经验的习惯,是东方音乐风格和发声基本技能的重要特点,在这一点上,西方对声音的界定相对来说乐音相对简单。在音乐语言的思维方式上,中国音乐诗性的语言表达与西方音乐诗性的逻辑表达也是大相径庭。在中文的古诗词中,往往可以忽略主语,而西方任何话都必须要有主语,这也是西方音乐存在动机的一个原因。而中国语言没有要求一种主谓宾,恰恰十分有诗意,没有动机性,主题是隐含的。在音乐的表达形式方面,东方讲究的是演创合一、直觉整体(口传心授)、主体与主体的交流,西方则是演创相分、理性分析的音乐习性(几何化书写)、通过客体与主体交流。

    二、东方作为西方音乐身体行为的他者

    在西方,音乐是听觉艺术,音乐是跟耳朵和心相关的;而在东方,音乐和身体是分不开的。在中国,中医诊断是直觉的:望、闻、问、切(脉),经络学说的产生是直觉内省;西医是理性的:测量与实证,解剖学的发明是几何测量。在印度医学与瑜伽中,气是一种生命能量,类似于中医的气,吠檀多哲学认为,所有生命体中,都有一股生命力量,被称为气,气是阿弃吠陀与瑜伽的核心概念。《如何理解拉斯》一文认为,音乐是跟直觉有关系的,这是西方所没有的。比如拉斯,拉斯是一种味道。八种拉斯,就是八种情味,每一种拉斯都有主管神以及颜色。而要理解甘美兰,就必须要理解拉斯。但是西方是直线逻辑,不需要直觉。当印度人和印尼人运用“拉斯”的时候,西方常常运用“我思”,这是两种不同的哲学。早期亚里士多德的方法影响了欧洲人的思维,主宰了文艺复兴,稍后牛顿和笛卡尔的方法强化了直线思维并形成了实证主义,乃至影响了艺术和学术研究,实证主义被看做科学所具有的因果力,最终这些观念替代和转变成他们创作的工具。但是音乐的律动是从身体开始的,印度人演奏是坐在地上的,这就是身体行为。达尔克罗兹在看到阿拉伯肚皮舞节奏的复杂性后,提出了体态律动。另外还有奥尔夫教学法,这些都是西方音乐对身体的回归。西方书写记谱音乐的古典原则导致了我们音乐思维的萎缩,以至于离开乐谱就不能演奏。雷默曾说:“即兴不是到高中才学习,而必须是在开始学习音乐时就应习得的。”即兴是音乐自我表达,就像语言日常口语的表达一样,应该是与生俱来。以上我们从当代西方从东方寻找到的这些东西,从一个“他者”的角度,看到了东方存在的价值。

    三、凯奇后现代主义音乐的东方回应

    凯奇的音乐的出现,很重要的一点是结构主义。西方的音乐体系是形而上学体系,因为它是依靠抽象的音符和数理化的结构来形成它的体系的,这是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但它不是唯一的。它是建构在声音和意义的二元结构基础上创造的音乐,理论上形成了自律和他律的二元结构。而凯奇的《4’33’’》消减了这种二元结构,他的音乐受到了《易经》和铃木大佐的禅宗讲座的影响。但他所创作的这些音乐并不是东方音乐,因为他的音乐都是机械的,是人为制造的物体的声音而不是人的声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否定之否定,实际上还是不能解决西方形而上学的问题。

    四、东西方文明的对话:什么是音乐?(东西方音乐构成的哲学方法—东西方音乐教育体系)

    东西方音乐构成的哲学方法是有差异的。帕斯卡尔提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两种逻辑:几何逻辑和心性逻辑,二者不可偏废。西方的自然观是原子构成世界,中国则是气,气是无形的。柏拉图曾说“上帝是几何学家”,几何学对于解剖学很重要;而中国则是阴阳五行当道对于中医很重要。这些都是我们文化上的不同之处。在音乐上,西方是几何逻辑,东方则是心性逻辑。现在国内的音乐学院已经基本忽略了心性逻辑,口传心授已经消失。但需要注意的是,口传心授并不是落后的,在很多其他东方国家这种音乐的传承形式还是非常旺盛的。《语言与生命》一书中谈到了书写语言和口说语言的问题,认为口说语言非常重要。口说是即兴的,一旦将其记录成书面的东西,就成了标本,失去了原有的色彩。但我们现在的传统音乐的教学就是把口传的东西变成标本来进行传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近年来,西方在音乐教育的观念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音乐教育的实践哲学已经从主流上代替了审美哲学。这就涉及到了音乐的界定。实践哲学和审美哲学最大的争论是实践哲学认为音乐不仅仅是听觉艺术,听觉艺术是被动型的,所以需要有身体的加入。世界在重新定义音乐,音乐是多样的多义的。西方音乐只是音乐的一种,不能作为所有音乐概念的界定。在印度,音乐跟神是有关系的,印度学者认为没有宗教就没有音乐没有舞蹈。但在中国,对于西方音乐是完全拜倒的姿态。不是说我们应该排斥西方音乐,但是喜欢不等于完全服从。在这样急剧变化的世界中,我们还是需要来重新认识自己。西方音乐值得学习,但是不能作为评价我们自身的标准。在古代的中国,很多作品是没有作曲家的,一首作品并不是个人的表达;甘美兰的音乐也没有突出哪一个乐器的声音,而是在不断的合作过程完成成熟的音乐,演创合一,不像西方是由作曲家来创造。在巴厘,我们去学任何音乐都不需要一套概念系统,一去就能上手,都是主体对主体,记谱只是一种辅助,音乐是跟日常生活相联系的。

    五、东西方音乐本体差异性双向阐释的当代文化意义

    现今的东西方音乐应该从单文性、单向性、依附性转向互文性、双向性、独立性。萧友梅先生这代人将西方音乐引进中国,在文化交流上起到了很大的交流作用;而我们这代人应该做到的则是东西方互动。这样的互动需要平衡,但现在更多的是被动,我们的音乐是被殖民的,把自己的价值全部丢掉,使自己适用于对方的价值。这跟文化交流不同。我们应该形成主体之间的对话,这也是音乐文化多样性的基础。现今中国学校的音乐学术主要是由西方19世纪的音乐学来领导,即主管对客观,是科学的方法。实际上,这次讲座的这个议题,最重要的一个思路就是突破认识论哲学,走向主体和主体的交流,而不是用西方的科学的客观的方式来认识东西,来进行客观的分析。只有保持完整的知识体系,我们才有话语权,才有对话的基础。

    赵维平教授总结:这一次的讲座管老师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就是音乐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有自己本源的东西,否则就没有发言权。东南亚有些地方是由于地域的落后造成了自然的文化保护,而印度是因着其历史的悠久,外来文化进入印度后就被印度化。就整个东方来说,中国是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殖民化的。在音乐厅的演奏,如果将民乐和西方音乐相比,听众更多会去选择西方音乐,这也从侧面说明我们被西方化的程度十分严重。并且我们的学生在学校里面所学的东西也都是被西方化的,口传心授这种形式根本已经消失。这种时期在日本和韩国早已结束。对于中国本身来说,需要觉醒。比如口传心授是中国的固有,但却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如果长此以往,中国的民乐就会自行消失。我们必须要知道自己“姓什么”,才能和西方音乐有面对面交流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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