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学术的个人体验:感想与摸索  

    ——杨燕迪教授中央音乐学院2013417日讲座综述

     

    时   间: 201341716:00-17:30  

    主持人:中央音乐学院和云峰教授  

    主讲人:上海音乐学院杨燕迪教授

         

          2013417下午4点,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开办的“音乐研究方法与治学理念——中国著名音乐学家系列讲座”迎来了第8位主讲嘉宾: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著名音乐学家杨燕迪教授。该场讲座由音乐学系和云峰教授主持。  

       杨燕迪教授的讲座以他从事音乐学研究三十年的治学经历为背景,详细论述了他的治学理念、经验和方法。整场讲座围绕七个主题版块展开,分别为:1、个人经历:学术的“生命感”。2、音乐学是什么?有什么用?——方法论意识与理论诘问。3、学科关注:西方音乐研究与音乐史“元理论”。4、学术翻译与精读经典:西学的意义。5、散文写作与性灵感受。6、歌剧的启示。7、困惑与前望。现综述如下:  

        一、个人经历:学术的“生命感”   

    杨燕迪先生以个人的成长经历为切入点,从他儿时学习音乐的经历谈起,并以这些经历来联系其后来的学术旨趣。杨燕迪先生出生于青海西宁,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他说最初并没有想到会进入音乐行业,属于“误入音乐”。作为一个成长在边远省会城市的少年,他最初学习手风琴,而后学习钢琴,1983年从上海师范学院艺术系音乐专业毕业后,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师从谭冰若先生攻读西方音乐史方向硕士研究生,这算正式“入行”音乐学研究领域。  

    经历过部队生活和从事过电台音乐编辑工作的杨燕迪先生在大学读书期间,狂热地爱上了音乐,他从“文革”时期以“革命音乐”为主的氛围中脱离出来,迷上了西方艺术音乐。大学期间,他努力通过各种手段获取音响听赏资源,成为了一个“专业乐迷”并将这种痴迷保持至今。  

    杨燕迪先生说:“反思自己,我的学术努力似乎一直是要证明,音乐不仅是吹拉弹唱的‘玩艺儿’,更是具有严肃内涵的精神追求。”为何如此?杨燕迪先生回想童年,当年在在边远的省会小城习琴,走在街头,肩头背着手风琴,会感到很不自在——因为在中国内地,学习音乐从来不被看作是“正经事”。在集体下意识中,音乐人也与不光彩的“艺人”和“戏子”相等同。学习音乐,脸上无光的感觉让儿童时期的杨燕迪刻骨铭心。他说:“期间我还参加过一些伴宴的差使,在吃喝声中拉琴奏乐,更令我感到难堪。所以,曾有一阵,我发誓要离开音乐。毕竟,音乐与书本相比,似乎还是书本更加吸引我。”  

       杨燕迪说,他由此产生了某种具有持续性的“心理反弹”——觉得应该在汉语世界中向世人证明,音乐(以及其他严肃艺术)和已经得到普遍尊重的文学、历史与哲学一样,是世界真理和人生智慧的一种显现途径和存在方式。他说,他也意识到在西方,这种对音乐的尊重和尊敬,已经在19世纪完成。但在中国这个过程却还有相当漫长的旅途(可参见《音乐解读与文化批评——杨燕迪音乐论文集》一书的后记

            杨燕迪谈到,他一直对“音乐人文”的命题念兹在兹,对如何从文化角度解读音乐的意义念念不忘。他最近的一本文集以《音乐解读和文化批评》为总标题,而此前一本文集则以《音乐的人文诠释》命名,均关注音乐的“人文性”,或者更宽泛地说——关注音乐的“文化向度”。杨燕迪说:“这个向度看来已经成为我聆听、思考和写作过程中的一个‘主导动机’或者‘核心主题’,它时隐时现,或许有各种‘变奏’甚至‘转调’,而在我的潜意识中,它从未有过片刻的消失或停顿。”  

       他还引用他在《文汇报2012611日第8版“笔会”版中“音乐人文笔录”专栏里写的一段话来描写这种心路历程:“音乐在国人眼中,太多的时候,或是被当作技艺把戏,或是被当作消遣娱乐,或是被当作宣传工具,或是被当作风雅附庸。这是笔者习乐过程中所亲身经历的切肤体验。音乐在中国一般民众的意识中,基本上还没有被作为‘文化’。而在学院里,音乐要么被异化为技术训练的展览,要么被风干为枯燥乏味的标本。音乐究竟有什么值得令人为之神往的‘意义’?这样的问题似乎少有人问津,而这个问题却是决定音乐具有文化品格的关键所在。”(参见载《文汇报》2012611日第8版“笔会”专版,杨燕迪专栏“音乐人文笔录”  

    二、音乐学是什么?有什么用?——方法论意识与理论诘问  

       在这个内容版块中,杨燕迪先生的阐述从介绍他曾写的——《对我国音乐理论工作的一点看法》(《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3)和另三篇姊妹论文《作为人文学科的音乐学》(载《中央院学报》19912)、《为音乐学辩护——再论音乐学的人文学科性质》(载《中国音乐学》19954)、《中国音乐学的当下处境与未来愿景》(《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91)——等几篇文章开始。写第一篇文章时,他刚刚硕士毕业,但已经开始关注宏观的学科问题。《作为人文学科的音乐学》作为国内最早关注“人文学科”的文论之一,涉及1987-1988年他在英国留学时所受到的冲击。这些文章的核心要义是:“对意义的关注与人文性”、“对价值的关注”、还包括了他自身立场的某种改变——从希望音乐学独立于创作实践而具有自足的意义到呼吁音乐学介入并参与音乐生活进而影响社会层面的音乐文化意识。除了上述有关音乐学整体学科的学理研究之外,他在“方法论意识和诘问”方面的关注还受到“当下关怀与理论兴趣的驱动”。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1、现代性问题  

    关于“音乐的‘现代性’转型,杨燕迪先生介绍了他以此相关的几篇文章:《“现代性”在二十世纪前期中西音乐中的体现及其反思》(《音乐艺术》2006年第1);《“诊断音乐”:病理与处方》(作为《修补裂痕:音乐的现代性危机与后现代状况》中译本的序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删节版发表在《读书》杂志,2006年第8);《现代性进程中的音乐家社会身份建构:观察与反思》(载《音乐艺术》2012年第1)。  

    2、音乐批评元理论与音乐评论实践   

    关于音乐批评,杨燕迪先生谈到了其近十多年来的音乐评论实践,其学理性的理论文章包括《音乐批评相关学理问题之我见》(《黄钟》2010年第4)、《音乐批评的现代制度发育过程及相关反思》(《音乐研究》2011年第2),另也可参见其主编的《音乐学新论》中第八章“音乐批评”等。在音乐评论的实践方面,杨燕迪则在近年中一直积极为各类报刊撰稿,力求将专业深度与美文笔法相结合,评论内容则涉及新创作、相关演出和表演,以及书评等等。  

    3、美学视角和相关问题   

    关于美学视角等相关问题,杨燕迪介绍了《论达尔豪斯音乐美学观的历史维度》(星海音乐学院学报》" target="_blank">《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71)、《音乐的分析哲学:评彼得·基维的<音乐哲学导论:一家之言>》(作为[]彼得·基维,《音乐哲学导论:一家之言》中译本前言并载于《黄钟》2011年第4)等文章和诸多将美学识见和理论反思融汇其中的评论与散文文章。   

    4、作家作品的个人读解与诠释   

    此方面的研究,主要出现在《音乐理解的途径:论‘立意’及其实现――为庆 贺钱仁康 先生九十华诞而作》(载《黄钟》2004年第23)、《音乐作品的诠释学分析与文化性解读——肖邦<第一即兴曲>作品29的个案研究》(载《音乐艺术》2009年第1)两篇姊妹篇文章中。以及他在《文汇报》上发表的三篇论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整版长文中(均收入《音乐的人文诠释》和《音乐解读与文化批评》两本文集中)。  

    三、学科关注:西方音乐研究与音乐史“元理论”   

    杨燕迪论及西方音乐研究与音乐史的“元理论”的文章主要有:《对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现状的思考》(《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4)、《实证主义及其衰落——二次大战后英美音乐学发展述评》(《中国音乐学》1990年第1)、《论西方音乐研究在我国的重建》(载《黄钟》1990年第1)、《关于西方音乐书目翻译的选题推荐》(载《音乐学术信息》1990年第1)、《西方音乐研究的主要领域及其代表著述(上下)》(载《艺苑》1992年第2期和第3)、《西方音乐断代史研究导论(上下)》(孙国忠合作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和第3)、《探索音乐史:方法论反思四题》(《中国音乐学》1998年第1)、《现状反思与文学史的参照:西方音乐研究和教学在中国》(《人民音乐》2005年第10)、《再议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当前处境与学科愿景》(载《音乐研究》2013年第2)。以及他随钱仁康先生时写的博士论文《20世纪西方音乐分析理论述评》(载《音乐艺术》1995年第34期;19961234期)。杨燕迪说:“我的想法是先不要局限在某个具体的题目如作曲家或作品上,而是要搞清楚学科定位和方法,并为自己定向。”   

    四、学术翻译与精读经典:西学的意义  

    杨燕迪说,之所以介入音乐学术翻译是其自身解惑的需要:“要看看最优秀的西方音乐学者在做什么?以及最卓越的西方音乐学术是怎么回事情?”他涉猎这一领域是从1981年和1982年在《音乐译文》上发表“处女”译作后开始的。1990年偶然接到《歌剧》杂志以每千字10元稿费的约稿,便开始着手翻译约瑟夫·科尔曼(Josoph Kerman)的《作为戏剧的歌剧》一书,他说翻译的两年中有着巨大精神收获,对歌剧这一特殊体裁以及一些最根本的艺术问题和理论问题有了切身的认识。  

    随后,他在1990年代末组织翻译了《西方文明中的音乐》这部极为重要的音乐文化史代表论著。2003年之后,因行政岗位的负担,只能见缝插针做一些翻译。此间为了要看懂且不忘记,所以索性翻译了达尔豪斯《音乐史学原理》与《音乐美学观念史引论》两本书。2007年以后,翻译查尔斯·罗森的《古典风格: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译稿刚完成,或于今年出版)。同时,他近年来还组织、主编和审校了相关音乐西学翻译出版物,组织“六点音乐译丛”、“上音译丛”“诺顿音乐断代史丛书”,此外还带了“音乐文献编译”专业方向的硕士,并通过翻译来解决博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外语能力训练问题。   

       杨燕迪教授说:“对于学科人员的自身成长而论,通过严肃认真的学术翻译,消化和理解西学的思想理路与学术方法,并从中锻炼自己的梳理与思考能力,以及中文的转述和表达能力,这是极为特别而又非常有效的学术训练。”   

       论及这一问题时,杨燕迪说他非常赞同已故著名法学和政治学学者、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邓正来的“研究型翻译”的理路。邓认为学术翻译绝不仅仅是文字转换那样简单,这其中涉及更深层次的学理训练和义理思考。杨燕迪引用了一段邓正来对学生说的话来阐释他的观点:“(学术翻译)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阅读经典的方式。通过这样的努力,你们能够认识到这些著作当中,这些大师的思想当中,问题是如何提出来的,提出问题的假设是什么,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结论解答的过程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这些大师在文字背后最基本的、对知识的那种热爱。” 
      
    五、散文写作与性灵感受  

    除了学术的研究,杨燕迪先生还介绍了他的散文写作经历:自1990年代中叶以后的另一种写作实践——面向知识分子乐迷的性灵散文写作。1990年代末在他在《音乐爱好者》开设专栏“新世纪随想”(1996年—1999年),其中有相当篇幅是他的音乐(审美)观的某种整理和表述。进入新世纪后,他主要为《文汇报》“笔会”写作,并持续至今,目前有一个名为“音乐人文笔录”的专栏。从这些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其所涉及的内容极广:比如,“音乐的新生命——CD现象”、“何谓‘懂’音乐?”、“奏乐之乐”、“大的小作曲家与小的大作曲家”、“歌剧的误会”、“评判音乐”、“演释不是临摹”、“听乐之道”、“音乐作为人文”、“音乐的质量判断”、“回望古尔德”、“音乐中的钱钟书——记查尔斯·罗森”…杨燕迪说,散文写作的“正面效应”有二:一是“注意和考究文字美感”;二是,释放个人的感怀和兴味、抵抗学院派的僵硬与呆板。   

    六、歌剧的启示

    杨燕迪先生说,对于歌剧的研究是因为受到其硕士导师谭冰若先生的影响,后者带给他丰富的看戏经历。自翻译《作为戏剧的歌剧》之后到一直到现在,歌剧研究一直是他注意的一个焦点,并使他彻底改变了音乐美学观,即,走出音乐的“形式主义”。他认为:形式主义在中国的兴盛与躲避原来文艺中的“意识形态泛化”有直接关联。在歌剧的研究中,他关注“歌剧本身的理论要义”、“歌剧音乐的四大戏剧功能”、“歌剧的要义”,同时,他透露即将进行一个歌剧史研究的课题。  

    七、困惑与前望   

    在最后的这个一版块中,杨燕迪先生提出了对音乐学学科现状的思考:比如,如何正确认识音乐学的影响力?他说,音乐学发出的声音依然很小,而且不太有人要听,但是依然尽量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对写作要认真负责。他还谈到了其博士导师钱仁康先生给他的启示:从容淡泊的定力。并坦言自己“战线拉得太长”、“兴趣太多”、“分身乏术”、“疲于奔命”,虽身在学院中,但更向往的是“非学院”的自由写作,但如何可能?

    最后,他以他所带的历届硕士、博士的选题为例,给讲座现场的同学提了一些建议,比如如何选题、如何解决论文写作中遇到的问题等。并介绍他一篇名为《论音乐学研究生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3)的文章。在讲座末尾,他总结了音乐学子应具有理论素养、音乐修养、人文底蕴、语言功力。认为这些问题涉及“理论-方法论-学科意识”、“热爱音乐与对音乐的体验”以及“文字‘硬功夫’(中、外文)”等能力素质。

    在提问环节,有学生问“如何阅读、翻译音乐外文文献?专业术语和外语能力何者重要?”杨燕迪先生回答说,学术翻译其实是精读的一种极限形式,因为翻译需要一个字不漏地、极其仔细地研读和思考。其中,对音乐术语的掌握依靠日积月累,但外语的基本能力非常重要,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准确抓住句子的结构。他认为,中国人学习英文还是要对语法有很好的掌握。还有学生问道,“如何理解现代音乐脱离民众审美的问题?”杨燕迪回答说,“现代音乐”确实有越来越“小众”的问题,他认为其有价值,但也必须承认,现在面临听众减少的困境。他说,有很多“现代”作曲家的作品也有很深刻的人文内涵和美学价值,比如古柏杜丽娜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他还说,关于“现代音乐”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在时间的长河中回答。

    当天讲座座无虚席,受到了中央音乐学院学子们热烈的欢迎,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正如主持人和云峰教授在开场中所说那样:“杨燕迪教授是这个系列讲座中最年轻的教授,他的治学理念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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