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行为:仪式中音声的研究”

    ——记上海音乐学院第三届钱仁康学术讲坛

    陈婷婷

     

    20061025日上午,“上海音乐学院第三届钱仁康学术讲坛”在教学楼805拉开了序幕,此次邀请到的主讲人是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教授、上海音乐学院客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曹本冶博士,他将围绕 “思想—行为:仪式中音声的研究”这个主题为我们进行十次讲座,包括“思想—行为:民族音乐学、仪式学、仪式中音声的研究(上、下)”、“云南大理白族《端午节祭本主》仪式及其音声”、“西双版那傣族《泼水节》仪式及其音声”、“海上白云观道教《施食》科仪及其音声”、“温州东岳观道教《中元普渡》科仪及其音声”、“上海南汇、浙江舟山大洋山、江苏太仓《丧葬》仪式及其音声(上、下)”、“青海黄南藏、土族《六月会》仪式及其音声(上、下)”等几个专题。

    首先,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韩锺恩教授代表学校授予曹本冶教授“上海音乐学院钱仁康学术讲坛证书”。

     

     

     

     

     

    综述一 思想—行为:民族音乐学、仪式学、仪式中音声的研究

    Allan Merriam的“概念—行为—音乐”三维模式到Timothy Rice“历史构成—社会维护—个人创造和经验”模式的发展,民族音乐学在建构自身理论模式的实践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求索过程。自从将音乐与文化的关系纳入到学科研究的核心层面以来,关于本体、行为、环境、背景等等的讨论便占据了学术话语的主流,从比较主义、民族主义到人类学,再到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转向以及后现代主义的话语语境,从“原住民”、“异域”到“城市”,从“功能”、“符号”到“阶层”、“性别”、“移民”……太多的词汇交织在一起,太多的新观念层出不穷,太多的人文学科理念进入到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我们不禁思索,如何才能从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缕出一条清晰的脉络?曹本冶教授此次学术讲坛的第一讲,以“思想”和“行为”两个关键词为核心,以仪式音乐中的“音声”研究为实例,从音乐行为和思想的观察和分析出发,最终抵达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即全人类文化的研究,以及音乐学的终极目标:人是怎样制造音乐的。侃侃道来,在其研究模式逐步丰满的过程中曹本冶教授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清晰的宏观性理论叙事与微观性方法操作相结合的模版,提供了一个建构“仪式中的音声研究”模式的完整思路。

    讲座通过阐述“思想—行为与民族音乐学”、“思想—行为与仪式音乐研究”,最终建构出一个“仪式音乐研究的理论框架”。现将曹教授长篇理论叙述中笔者所梳理的精要解读如下:

     

    一、思想—行为与民族音乐学——模式的解读

    “思想”和“行为”以及“思想—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包括民族音乐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领域对人类文化研究所共同探寻的根本实质,而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之根本,在于研究者通过“实地考察”,对被研究者的“行为”进行观察、记录及描述,进而分析、解释或理解行为的深层动力——“思想”。无论是Merriam强调文化研究还是Hood强调音乐本体是文化研究的切入点,总归都是要把音乐与文化联系到一起,即把音乐作为行为的过程和产物,视思想为行为过程和产物的深层动力,而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便是理解音乐在其文化生态环境中意义和内涵的关键。要想解答“人是怎样制造音乐的”,必须通过对“音乐本体”和“音乐行为”的双轨研究来获得,而不能只择其一。

    曹教授强调,研究者在考察被研究者的“思想—行为”时,还要兼顾研究者对其自身“思想—行为”的认知,而二者间各自“思想—行为”的差距,即是造成所谓“局内观”与“局外观”不同的原因。

    在解读MerriamRice的模式时,曹教授以“Model of”(强调宏观模型)来解读Merriam“概念—行为—音乐”三维模式,以“Model for”(强调操作性)来解读Rice“历史构成—社会维护—个人创作和经验”,巧妙地调和了对二者长此以来的争议。并且在解读Rice模式时还提到,理解音乐的“构成过程”,如果目的是回答“人”“是怎样制造音乐的”,那么研究者就必须把“构成过程”的层次提升至对“结构归法”的认知;而这个认知,应该是在单一音乐文化个案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音乐文化与音乐文化之间的宏观性比较研究中获得。

     

     

    二、思想—行为与仪式音乐研究——模式的应用

    在长期从事仪式音乐研究的经历中,曹教授率先提出了“音声”境域(soundscape)的概念。所谓“音声”概念,应该包括一切仪式行为中听得到的和听不到的音声,其中包括一般意义上的“音乐”,也包括仪式中各种器物发出的声响(如鞭炮)以及近似语言又近似音乐的人声(如似唱似念、连唱带哭)。可以用一个以语言性—音乐性为假设性两极的“音声声谱”(sound spectrum)来概括这一系列的“音声”。

    学者在进行仪式音乐研究时,应该把音乐置于整个信仰体系之中来探究音乐、仪式、信仰三者间的互动关系。信仰属于“思想”观念范畴,仪式属于“行为”范畴,音声则是仪式行为进行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信仰、仪式和音声是三合一的整体。信仰(概念和认知)、仪式行为、仪式中的音声(音乐)三者间的联系及其互动关系,便是理解仪式音乐在其生态环境中意义和内涵的关键,也是研究仪式音乐的主导理论结构模式。这就与Merriam的“概念—行为—音乐”模式完满切合。

     

    三、仪式音乐研究的理论框架——模式的建构

    上述“信仰—仪式行为—仪式中的音声”,为研究信仰体系专中的仪式音乐设定了一个理论定位和角度,而在方法学层面,曹教授用“近—远”、“内—外”、“定—活”三对两极变量的境域作为方法学方面的思维方法来解析和理解仪式音乐。

    所谓“近—远”两极变量,主要指是“近语言性”还是“近音乐性”,从信仰体系的局内观来看属于仪式“音声”的部分(如念诵、器物声等)往往不会被局外人界定为“音乐”,而对局内人来说这同样是仪式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引起了第二对两极变量“内—外”关系的产生。对局内人来说,仪式音声中的近音乐部分,更具有“有效性”,因此,对音声在仪式和信仰中的角色和意义内涵的认识必须先从“局内”的角度着手,之后续以分析比较的方法在“内”、“外”观之间取得平衡。第三,“定—活”两极变量指的是组成文化传统结构的固定和非固定的因素,二者相辅相成。

    综其所有,曹教授最终建构了一个以“思想—行为”为核心,贯穿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基于“音乐行为和思想的观察和分析”,运用“近—远”、“内—外”、“定—活”三对两极变量的思维方法,从“个案研究”到宏观文化间的“比较研究”,历经“历史传统的构成过程”迈向“仪式中音声的结构规法”的探讨,在“概念、认知—仪式行为—仪式中的音声”的大框架指导下,力求揭示“仪式中音声的意义和内涵”这样一个理论模式。

     

    (曹本冶老师此讲全文刊登在《音乐艺术》第3期) 

     

    提问:

    1、黄婉(民族音乐学,硕士二年级):仪式中的“音声”的本体何在?您提到除了对音乐本身如曲目、风格的研究之外,还要关注仪式中音声的结构规法,包括音乐的功能的、场合的、用法的研究,那如何界定“本体”呢?

    答:“本体”有音乐学研究意义上的本体,还有衍生的“本体”。我的三角模式中的“音声”不仅指音乐本体,还有文化方面的。民族音乐学的发展过程中对“本体”的研究不如音乐学,虽然Merriam在建立理论之初也提到要有音乐本体的分析,但由于种种原因在他的著作中一直少见,他之后北美学派的发展也是这样一种趋势。作为理解仪式文化的模式(model of ),Merriam只是提出了要有音乐的分析,因为这与选择的研究对象有关,不同的音乐风格能显示出不同的音乐社团的差异,那当然要从音乐风格下手。作为方法学来讲,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2、曾嵘(民族音乐学,博士三年级):能否再继续做一个更为微观的模式?例如对个案中的音乐行为的解释,最底层安置的是音乐形态,如何再上升到文化?

    答: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当民族音乐学把对象从音乐本体扩展到文化含义、文化背景时,半生的问题就是不再有一对一,因为还涉及心理因素等等。当我们把研究对象无限扩大后,就找不到边缘了,找不到一对一的关系,因此很多人用不同的方法(如符号学、解释学)来解释。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所有学者一起来继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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